1969年前的那個10月，開國大典上的禮炮聲響徹雲霄，牽動著遠在海外的王承書的心；56年前的那個10月，新疆羅布泊上空的蘑菇雲震動世界，而千里之外的北京，參與原子彈研製的王承書日子一如往常，沒有因此家喻戶曉，沒有因此廣為人知。她為了國家選擇隱姓埋名30年，死後依舊少有人提起。甚至我的輸入法都不曾聯想到這個人名。
王承書（1912年6月26日—1994年6月18日），女，湖北武昌人，核物理學家，氣體動力學和鈾同位素分離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核工業部研究員，科學技術局總工程師 。
|1958年王先生從近代物理研究所調入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熱核聚變研究室。
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王先生很引人注目，因為她個子很高，冬天也穿著裙子、單鞋，但手上會戴雙皮手套，一看就是有氣質的大知識分子。在1961年，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撤走了援華的專家，能搬走的資料搬走了，搬不動的機器扔在哪裡卻沒人會用。於是國家決定派一批中國專家前來支援，王先生就被調到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
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負責研究原子彈的原料鈾，原子彈爆炸就是用鈾—235產生原子裂變而來。但鈾礦石中鈾—235的含量只有0.7%，要通過幾千臺機器，進行非常複雜的濃縮，才能得到可使用的丰度90%以上的鈾—235。這是一項極其艱深的技術，當時只有美國、蘇聯和英國掌握了。
王先生負責理論基礎。其實王先生一開始也搞不懂。她在國外研究的是大氣中的稀薄氣體，原子彈也好，鈾同位素分離也好，都是不搭界的事。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了她，問她願不願意為了國家改行，“請你考慮考慮”。王先生想都沒想，當場就說：“不用考慮，我願意服從領導的安排。”王先生答應得爽快，卻不是不清楚這個決定背後的難處。她後來曾對人說：“年近半百，轉行搞一項自己完全不懂的東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當時誰幹都不容易，何況我在回國之前就已暗下決心，一定要服從祖國的需要，不惜從零開始。”改行二字，說起來簡單，背後的破釜沉舟、不計名利又有誰能體會？
|理論很難懂，所以總有人問，王承書到底做了什麼貢獻？
“她在乎這個嗎？她最不在乎這個了，但我在乎。”段存華說。（段存華是中共元老段君毅的女兒，原國家輕工業部副部長。）
當時，理論組只有我和幾名北大的同班同學，總共三四個年輕人。王先生一到，先從我們手裡借走了“三本經”，也就是我們跟著蘇聯專家學習時抄錄的3本講義筆記。我們聽是聽了，抄是抄了，其實一點兒沒懂，因為裡面講的東西都離我們太遠了。王先生拿著“三本經”，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廢寢忘食地看。等她看懂了，就給我們辦學習班。在哪兒辦？帳篷教室裡。因為沒有多餘的地方，我們只能找個露天的地方，搭個帳篷當教室。
王先生講課方式很特別，總是先問我們：“你們都看懂了嗎？”然後讓我們一個人講一段。我們一邊講，她就一邊提問和指導。我們的課堂氛圍特別好，大家能隨意發言、討論、提出不同意見，不會因為我是小技術員就不敢說話，也不會因為你是大科學家我就全聽你的。
除了教我們，王先生還用手搖計算機和計算尺做了大量的計算工作，算出設備的穩定態。別人算的時候左手敲鍵，右手列算式，她因為力氣小，左手敲不動鍵，只能用右手中指壓在食指上，一下一下敲鍵，然後再拿起筆，記下計算出的結果。後來，幾千臺設備取出的鈾—235還是有雜質，我們才知道幾千臺設備之外的另外幾百臺設備，原來是作進一步淨化用的。這幾百臺設備要怎麼級聯、怎麼使用？誰都不知道。這時候又是王先生起了作用，算出了要怎麼用才能分開雜質。
段存華（左）及當年理論組的同事與王承書（中）合影。
因為理論很難懂，所以總有人問，王承書到底做了什麼貢獻？在我心裡，這些就是王先生最大的貢獻。我跟別人解釋，別人都不理解，太專業了。但凡是我們這行的人，都知道她有多重要。
當時鈾濃縮工廠建在蘭州，但為了方便研究，我們在北京搞了個模擬的小廠，先在小廠這邊實驗成功了，再應用到蘭州的大廠去。有一次，大廠突然說設備取不出鈾—235了，我和另一名同事就被派去看看。到了那裡，我要來了濃度曲線，一看已經破壞了平衡，就讓他們停止取料，等形成新的平衡後再取，果然很快就好了。於是有人說，你們學理論的還有點用嘛。我們聽得又好氣又好笑，我們看的不只是幾條線和數字，而是它反應的原理。回到北京，我對王先生說：“多虧了您，教會了我們，我們可給您長臉了。”
沒有她的貢獻，我們至今還是瞎子。
|回家 築夢
那個年代，想要歸國的赤子所受的苦我們都曾聽說過。
王先生在美國時，與物理學權威烏倫貝克共同提出了一個震動學界的觀點，即以兩人名字命名的“王承書—烏倫貝克方程”。有人說，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國，拿諾貝爾獎是遲早的事。但是王先生的赤子之心怎可允許她留在異鄉望故鄉呢？
當時，美國政府有一條禁令：凡是在美學理、工、農、醫的科學家都不允許回新中國。王先生和張先生都在被禁之列。直到1954年，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上譴責了美方的強盜行徑，美國政府才在國際輿論的強壓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張先生得知後，一邊把書刊打包悄悄郵寄回國，一邊鍥而不捨地向美國政府遞交回國申請。駁回來，又遞交上去；再駁回來，再遞交上去……終於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王先生不愛說漂亮話，做的永遠比說的多。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體宿舍，很少回家，顧不上丈夫、幼子；為了帶隊伍，她言傳身教，直到80歲高齡還拿著放大鏡一篇篇看學生論文；為了保密，她從國內、國際的物理學術殿堂銷聲匿跡，再沒在學術刊物上發表過論文，連給學生的著作審校也不願署名……真真正正的人，做科學研究是真，真下功夫；做人也真，真心無愧。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那一天開始，她就從280多元的工資裡拿出200元交黨費，剩下的80多元裡，還要拿出一部分去資助學術活動和生活困難人員。黨委勸她：“王先生，你不能這麼交，你還得生活呀。”王先生搖搖頭：“我既然入了黨，就要給黨做貢獻。我用不了這麼多錢，國家不用給我那麼多錢。”後來，張文裕先生（王承書丈夫，又一個輸入法打不出的）去世了，王先生又將兩人一生的積蓄，以張先生的名義全捐給了“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薩迦縣，還能找到那所以張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學。
張文裕和王承書
|身後
王承書遺書
虛度80春秋，回國已36年，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於客觀原因，未能完全實現回國前的初衷，深感愧對黨、愧對人民。死是客觀規律，至於什麼時候我卻是未知數，“笨鳥先飛”，留下自己的幾點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喪事；
2）遺體不必火化，捐贈給醫學研究或教學單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個人科技書籍及資料全部送給三院；
4）存款、國庫券及現金等，除留8000元給未婚的大姐王承詩補貼生活費用外，零存整取的作為最後一次黨費，其餘全捐給“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書兒媳）處理。
1994年6月18日，王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2歲，生前生後乾乾淨淨。
中國每個時代都有為天下人之大人，每個時代都有衷家國事之偉人。唯念此後中國愈加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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