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日本的人類學、考古學家鳥居龍藏對蒙古的東部完成了學術調查，記錄了當地的風土民情，寫下了《蒙古旅行》。他早期對滿蒙地區的田野考察，對東北亞古民族的研究，可以稱為東北古民族學術的大家。對鳥居龍藏在一百年前的不辭勞累，多次實地走訪蒙古東部地區，進行學術上的調研表示敬意！
對於東北亞的歷史及古民族研究，從人類學和考古學方面，俄國和日本的學者進行實地走訪和調研早於中國學者。中國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就有了北方遊牧民族相關記載，還有《漢書》《三國志》《魏書》等。由於地理環境等侷限，史學家們更多的是聽聞和抄錄相關的史料，並沒有條件去實地走訪和調查，所以並不是第一手資料。
中國的史料文獻對一些部落及其文化發展記載的內容重複，常常用一個名字去稱呼幾個部落，文獻資料的不足之處還表現在，史書的作者對毗鄰民族瞭解的欠缺。比如東北地區古民族肅慎，到漢朝時就成了挹婁，南北朝時又成了勿吉，隋唐時稱為靺鞨，所在地區沒有變，只是稱呼改變。
早期東北亞古民族並沒有自己的文字，歷史多靠口耳相傳，民族的形成發展及長時間的部族遷徙、融合、同化、雜居，使得東北亞古民族研究成為亞洲民族史研究中的難題之一。近代的蘇俄、日本學者從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等方面進行研究，對西伯利亞及黑龍江流域大規模的考古研究，田野調查，結合中國的文獻史料相互論證，以解開東北亞古民族之謎。
1908年春，鳥居龍藏從內蒙古赤峰出發，開始了對蒙古東部的田野調查。經內蒙進入喀爾喀蒙古（外蒙古），書中對蒙古東部的地理環境，人文習俗，語言特徵，身高體貌，山川河流，宗教信仰，村落居民等方面有詳細的記錄。對遼中京、遼上京、慶州等遼代遺址進行實地科考，蒙古東部的古城多為遼代所建，現存有遼代古塔、石碑、陶片、古錢等遺存。早期為東胡、回鶻居住地，發現有陶片，石斧，玉器，鐵器等。
鳥居龍藏帶有清朝理藩院的護照，沿途受到內蒙外蒙王府的關照，並有官吏及兵士隨行，所以走訪調查也是順利進行，每到一地都會受到蒙古王府熱情的接待，經常宿泊在王府或當地富戶家中，偶有拒絕者，便強行闖入，也有些村落的蒙古人見到他們到來便紛紛騎馬逃離，更有甚者全村將車馬藏匿到山中，待其離開再將車馬牽回。如果說蒙古有男主人見到不喜客人到來藉機逃離，待客由家中女主人應酬的習俗，那整體的逃離也說明不歡迎外國人或是害怕官兵的緣故。
聽內蒙的衙役講，外蒙人非常固執，雖同族，但內蒙古與外蒙古的王各自為政，不相往來，人們也相互敵視，勸其不要進入外蒙。鳥居龍藏還是進入了外蒙古，向北行走，發展俄國的勢力已進到了外蒙古，當地蒙古人並不排斥俄國人。鳥居龍藏在到達貝爾湖後返回，並沒有深入到外蒙古腹地進行考察，略有遺憾。
在外蒙古的東部，鳥居龍藏發現有邊牆遺蹟，據當地蒙古人講是成吉思汗時所修建，邊牆從興安嶺西部延伸至黑龍江地區，這個發現很是意外。今天來看這應該是金長城的遺址，當時的金朝為防止蒙古的入侵，在興安嶺南北向建有長城。
鳥居龍藏發現在蒙古各地都建有喇嘛廟，有的村裡盡是喇嘛僧，蒙古有一半以上的男子都在喇嘛廟做僧侶。喇嘛廟的建立和僧侶制，讓曾經驍勇善戰的蒙古人失去了往日的民族血性，還有一點就蒙古各部落邊界的固定，讓遊牧民族失去了移動性，不能相互征伐，也不可能出現統一強大的蒙古。清朝對蒙古設立盟旗制度，對蒙古各部劃分牧場，嚴格禁止蒙古各部的通婚和人畜越界，蒙古各地的旗越來越多，實現了對蒙古分而治之的目的。
清末為穩固和開發邊疆地區，對內蒙古地區實行了移民實邊，邊地墾荒政策，大量內地民眾進入內蒙進行墾荒，將牧場變為耕地，提供了更多的糧食，對樹木砍閥現象也比較嚴重。內蒙古地區的民族融合，對邊疆的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蒙古人民風淳樸，遠離內地，在民風，習俗，語言，服飾等方面更接近於古代蒙古人。
鳥居龍藏認為與漢人混居的蒙古地區，與漢人多有交集的蒙古人並非純良，狡猾且善於鑽營，書中多處對漢人有不友好描寫。同時鳥居龍藏也承認漢人的勤勉，蒙古人的懶惰。其實漢人對內蒙地區的墾荒，耕田，經商，活躍了當地經濟，促進內蒙地區的發展。通過走訪調查，鳥居龍藏認為蒙語同日語有著共同的語源，從語音，文法，多有相似之處，相貌上從人類學來講或許還有親緣關係，蒙古的摔跤與日本的相撲，淵源頗深，蒙古人有些習俗還與阿依努人相似。語言是確定民族族屬的基本特徵，鮮卑、烏桓、契丹、室韋、奚等屬東胡，難不成日本人也有著東胡的族屬？到目前還沒有被證實。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日本在亞洲的侵略殖民擴張，早就對中國的滿蒙地區覬覦侵略的野心，後來的“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就得到證實。鳥居龍藏被認為是能夠堅持學術上純粹性的學者，但對日本人進入到中國的蒙古東部進行田野調查也難免讓人心生疑慮，有隨行的蒙古衙役故意報錯地名，也有鳥居龍藏的俄文版地圖丟失，對身邊蒙古人的猜疑，當時晚清王朝正處於風雨飄搖，內外交困的大變局，這種情形也是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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