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不是那么着急地去追求一个目标，心会慢慢沉静下来。这并不一定是迷失，而是去审视自己要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匆匆追逐的目标到底是不是和自己的本意相吻合。这样的状态一般很难在青少年时代出现，往往是在历经痛苦和挫折之后才能开始体会。静心反思的时候，也许会发现，追求一个目标固然重要，但是，其实由于内在和外在的无常变化，
我们更应该努力把握的是一种做人和处事的态度，一种人生的状态。
原文 ：《生命的状态》
作者 |北京 吕途
图片 |网络
对很多女性来说，出生就意味着要去承受命运的打击。这包括，在农村的贫困家庭中，女孩子往往不能获得和男孩子一样平等的上学机会，女孩子也许更多地成为留守儿童。当成为女工之后，命运并不一定有所转机，在农村承受男权中心的某种压迫，在城市承受资本的剥夺。进入婚姻之后，出现了某种可能性；比如：如果小家庭在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就摆脱了农村社会制度化的男权中心设置；这个时候，夫妻双方的性别意识决定着夫妻关系和女性的命运。一个走进婚姻的女工，也许要同时承受家庭内部的不平等性别关系，和工作场所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
说了这么多，女性的命运是不是注定了的？我认为，在什么年代出生和出生在哪里是注定的，但是，成人之后（不排除有的人在未成年之前就有很强的主体意识进而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构成了一部“个体与他人”，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命运交响曲，这中间有万种纠结。
在农村，男女谈婚论嫁要收受彩礼，一些男女青年为此结下矛盾。女方也许说：“如果不给彩礼，就说明男方不重视，自己没有了身价。”那么，接受了彩礼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给自己估了价，然后，就等于接受了自己属于男性家族这样一个女嫁男家的结果呢？但是，如果即使不收彩礼，也逃脱了不了女嫁男家的命运，何必要“吃亏”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把婚姻当作一个情感的居所，那么就不能有算计的内容，算计的成分越浓，情份越淡。困境是：假如你不算计，但是对方算计，那怎么办？我没有答案。我的看法是，这个时候就要问问自己的内心：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为了可以拥有安身的所在，就只能委曲求全；如果想要掌握自己命运，那么也许就要放弃某些东西；如果有能力双方共同改变，那么就给彼此一个机会。一切可能性都存在，最要不得的就是，当不可能求全的时候，还想脚踩两只船。这就相当于：既依赖着对方，又想获得平等和尊重；既算计着，又希望彼此重情重义。
对于女性最大的考验不仅是夫妻之间的性别关系，还有一个是子女抚养的问题。如果夫妻之间出问题，也许还可以通过分手而成为“陌路”，但是，自己生育的孩子却骨肉相连。这里，我还是要追问，
女人在生孩子之前，想好了为何要孩子吗？如果是为了稳固夫妻关系，如果是为了老有所养，那么，这样的功利心本身就已经开始编织纠结和困境的天罗地网。记得一位女工对我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生了孩子起码还有点儿成就感。”女工如此，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一位母亲看不到自己生命本身的意义，却要从孩子身上找到意义，那很可能是徒劳。一个内心丰富和充实的母亲，才能带领孩子去探索人生的意义吧。当然，没有哪个母亲天生称职，可以和孩子一同成长。还是回到那句话，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是否要好好追问一下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小时候一个人受外界主宰的时候多，成人以后依然应该把一切归结到社会和他人吗？ 当我强调女性成人之后的自我承担的时候，我不是没有看到制度性因素的强大作用。个体与制度之间或者构成恶性循环，偶尔也许也会有良性运作。这样的关系体现在家庭之中，也体现在社会之中。
女工在工厂里、在超市里，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工作。从我调查了解的情况看，没有几个人喜爱自己的工作。上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如果提问：“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份既喜欢做，又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呢？”估计很多人都觉得这很不现实。那么，做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是否实现了养家糊口了呢？如果实现了，为何实现了目标的人们却很多并不幸福呢？或许因为，养家糊口只是初级目标，还要有更高的目标，包括：盖房、买房、买车，等等。那么，是不是养家糊口本身就不是工作或者活着的目标呢？如果自己在做什么没有想清楚，却为什么那么急匆匆地奔忙？或许，正因为没有想清楚，所以，必须奔忙以便不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迷茫？对这一切的提问，我都没有答案。我的看法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我们也许的确需要做出某些妥协，包括有时候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但是，一定不能变得麻木和失去思考的能力。
我认识一位家政工，她曾经是我开办的网络培训课程的一名学员。她常年住在雇主家里。在有的雇主家她住客厅，在有的雇主家她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她有时候可以用雇主家的wifi，参加网路学习课程也得到雇主的首肯，而在有的雇主家，不仅不能用wifi，还只能偷偷学习和写作。学习和写作是她的精神支柱，她在谋生和精神追求之间获得人生的体验、完成她的精神追求。在某些方面，她也许比雇主懂得还多，她也了解很多法律方面的知识，以及公平、尊严、沟通等等概念，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低头和忍耐不等于放弃，而是使得一个人在精神上变得更坚韧和顽强。她通过写作来让社会看到她们这些“隐形人”。靠一个人肯定无法促进社会的改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个觉悟的人就谈不上社会的改变。没有组织化无法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个觉悟的人，组织起来也没用，而且首先就组织不起来。
我认识一位果农，她勤劳、善良、好学。我经常把一些
关于化学农业的危害的信息发给她。把我朗读的《寂静的春天》和《第六次大灭绝》的录音链接发给她。她回复我说：“现在，人们的生活饮食态度有些变态了。就说吃东西吧，非要吃个大的，又大又甜的，又好的。你生产不出那种，就卖不着钱，你就没法儿过日子呀。就打膨大剂，就打上色的药。自个儿作弄自己，这也是一种悲哀的世界。” 相对农民而言，城里人更没有掌握食物安全的主动权。社会是个整体，农民在城市人消费观念的控制下不得不采取很多无奈之举。在整个生态环境破坏和化学农业的控制下，农民承受着问题、遭受着伤害，城里人也吃不到健康的食品。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是不是都应该好好想想，让我们吃不到健康的食品的时候，到底是农民的问题还是我们消费者的问题？对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的关注，让我进一步反思工业生产和城市化的问题，也让我去思考，如果城市本身是个毒瘤，如果工业制造本身在生产垃圾和污染，我们该如何放置争取工人在工厂和城市的权益问题？为何要去争取在一个恶性毒瘤中占据一席位置？我当然理解，生存下去是第一要务。但是现在，城市和乡村发展的状态，往往不是因为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欲望的膨胀。
2020年1月份开始，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到了2月底，疫情在意大利和韩国等地爆发。当疫情在中国流行的时候，有些人歧视中国人；当疫情在意大利流行的时候，听说有些人开始歧视意大利人。病毒并不识别肤色和国籍，流行也不分国界，而我们人类却始终被分别心所控制。歧视别人的人一定会受到歧视，这是定律。别人犯错误不应该成为我们犯同样错误的理由。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思考和追求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很多起伏，甚至一些祸福。在某个时刻，也许我们会问自己，我这一生有所作为吗？实现了我想实现的吗？我的回答是：
人生的作为就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人生本身；成为那个你为之奋斗的目标本身。我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与我书写的女工的酸甜苦辣交织融合在一起，创作了一首歌曲：
《我的生命是一本书》
词及演唱：吕途
曲：段玉
我的生命 是一本书，
写着疼痛与罪过，
写着怨恨，写着忏悔；
我的生命是一本书，
写着沧海与桑田，
写着地覆天翻。
草是绿的，花是红的，
水是清的，天空湛蓝；
草是绿的，花是红的，
水清天蓝，如此美好。
学着陪伴儿女长大，
迈步走过沟壑山川；
我不仰视，我不低头，
学会忍耐与等待。
我的生命是一本书，
写着时间与地点，
写着无怨，写着无悔；
我的生命是一本书，
写着沧海与桑田，
写着地覆天翻。
把《我的生命是一本书》这首歌，做为一个礼物，送给自己，送给路遇此歌的人们。就如同一朵小花，也许在山野里，也许在小路旁，也许在庭院中，无论是否有人看到，季节到了，生命绽放。
文章节选自作者《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韩文版序言，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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