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嚴禁攻打大理國？這是為阻止宋徽宗胡來而編出來的“謠言”
一部小說《天龍八部》，使得本來安於雲貴一隅、與世無爭的大理國變得婦孺皆知。相較於歷朝歷代在雲貴地區的積極開邊，宋朝對於大理國卻異常冷淡。討論其原因時，人們常會提到“宋揮玉斧”的故事。
這個故事提到，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趙匡胤派大將王全斌率軍入川，滅掉後蜀。隨後，王全斌獻上蜀中地圖，並建議繼續向西南今雲貴一帶發兵，渡過大渡河，收復被稱為越嶲的地區（漢朝曾在這一地區設越嶲郡，後世遂以越嶲稱其地，如唐代亦在大渡河南設立嶲州）。
趙匡胤卻認為，唐朝長期與雲貴地區的政權南詔交戰，國力嚴重耗損，這是導致亡國的原因之一。因此，趙匡胤手中拿著玉斧，在地圖的大渡河上一劃，並隨口說道：“大渡河以外的土地，不是我所佔有的。”
趙匡胤：誰說我怕大理國，我一棍子掄死他！
這則趙匡胤害怕與大理國交戰導致亡國，於是主動放棄大渡河以南土地的故事，自宋代流傳至今，已經有900多年了，如今在互聯網上更始流傳甚廣。“宋揮玉斧”四個字，更是因寫入昆明大觀樓長聯而聞名於世。
然而，宋揮玉斧的故事從頭到尾都是假的。王全斌既沒有提出要取大渡河之外的土地，趙匡胤也沒說過這些土地我不要，更沒有怕攻打大理國導致亡國。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假故事。
那麼，宋朝究竟為何對大理國關係冷淡呢？為何沒有出兵攻佔大理呢？“宋揮玉斧”又是誰編的，怎麼流傳開來的呢？
這一切都源於宋徽宗時期的一個政策，但一切還要從北宋滅後蜀說起。
宋滅後蜀後，不可能繼續用兵西南
乾德三年（965），宋朝確實發兵滅了後蜀，統軍者也正是王全斌；宋軍滅蜀後，也確實止步於大渡河北岸的黎州（治今四川漢源西北）。這麼看來，時間、事件、地點、人物，與“宋揮玉斧”都符合。
然而，王全斌止步大渡河，並非因為趙匡胤劃了一條“停火線”，而是因為自唐朝後期以來，大渡河就是北方政權與西南少數民族的天然分界線。
安史之亂以後，吐蕃、南詔與唐朝交惡，雙方在西南地區多有交戰。大渡河外的嶲州被南詔攻佔後，大渡河作為天險，就成為唐朝防禦南詔的關鍵防線。圍繞大渡河，雙方常年交手，互有勝負。雖然唐朝依託大渡河北岸的黎州，成功防禦了吐蕃和南詔的侵犯，但在此過程中，也確實消耗了巨大國力。
讓唐朝十分頭疼的南詔
唐朝在藩鎮混戰中滅亡，中原陷入五代十國亂局；南詔也發生內亂而亡，此後短短30多年中，先後有大長和、大天興、大義寧、大理四個政權更替。雙方顯然都無力再發生戰爭，因此，五代時期先後佔據蜀地的前蜀、後唐、後蜀，與西南政權均維持著以大渡河為邊界的局面，誰也沒有越過雷池半步。
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全斌率宋軍滅後蜀而止步於大渡河北岸的黎州，是理所當然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王全斌或當時宋廷的其他人可能向趙匡胤提議，越過大渡河收復越嶲之地嗎？
絕對不可能。
因為宋朝根本抽不出手。王全斌滅後蜀僅用了66天，可謂摧枯拉朽。但滅蜀後，王全斌害怕因功高且手握重兵而受到猜忌，索性放任宋軍在蜀地倒行逆施，燒殺掠奪無惡不作。蜀人被迫發動了反宋暴動，這場暴動到乾德五年（967）正月才算平息。
後周、北宋之際的局勢，割據政權一籮筐，趙匡胤哪有空管大渡河外的事兒
也就是說，王全斌在蜀地這兩年，要麼因害怕被猜忌，根本不會提出繼續用兵的建議；要麼在焦頭爛額鎮壓叛亂，根本沒精力去提出繼續用兵的建議。王全斌不會，其他人當然也不會，因為大家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蜀地亂套了。
更何況，當時在宋朝統一天下的既定方針裡，根本就沒有大渡河外的一席之地。早在後周顯德二年（955），王樸便提出了著名的《平邊策》，作為統一天下的戰略方針，其針對的對象是南方的南唐、南漢、湖南、後蜀和北方的北漢、契丹。宋朝建立後，趙匡胤繼承了《平邊策》的基本思想。早在唐朝就已經成為“化外之地”的大渡河以南地區，根本不在統一戰略內。
靠“黎州諸蠻”維繫的宋理關係
雖然宋初並不打算用兵大渡河外，不過與大渡河外的部族、政權的關係還是很密切的。
就在乾德三年（965）夏，宋朝滅後蜀當年，大理便向宋廷表達了善意。據《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10注引《續錦裡耆舊傳》載：
乾德三年夏，黎州遞到雲南牒，稱大理國建昌城演習爽賀平蜀之意。
建昌城（今四川西昌）是大理北部會川都督的核心轄區，而會川都督所轄正是大渡河南岸。這至少也是大理國地方政府向宋朝表達的祝賀。不過，當時蜀中已經爆發暴亂，宋廷根本就無心理會大理國的善意。
緊鄰宋朝黎州、以大渡河為界的大理國會川都督，後期改名為建昌府，統轄著黎州諸蠻
三年後，大理會川都督再度遞牒到宋朝黎州，請求通好。據《長編》卷10引《續錦裡耆舊傳》載：
又開寶元年二月，黎州遞到南詔建昌城牒，雲欲通好。厥後寂無文字，但遣近界邛部、兩林川王子，時有進奉。
很不巧，這一年趙匡胤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對付北漢上，並將在下一年親征北漢。因此，大理通好的牒文自然又石沉大海。
此後，吃了兩次閉門羹的會川都督不再親自出馬，而是找了一幫小弟繼續向宋朝進貢。
在會川都督轄區的北部，雜居著許多少數民族，其中以邛部川、風琶、兩林三部實力最強。這些少數民族從宋朝的角度看，生活在黎州之外，因此被稱為“黎州諸蠻”。
黎州諸蠻往往同時臣服於大理和中原王朝。由於黎州諸蠻雜居在大渡河之外，因此其地成為了大理國與宋朝的緩衝區。大理在兩次請求通好不成的情況下，便利用黎州諸蠻的特殊身份，與大宋維持著外交往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大理通過黎州諸蠻進貢宋朝，馬上得到了回應。開寶二年（969）六月，就在宋朝剛剛結束與北漢的戰爭不久，兩林蠻首領勿兒、邛部川蠻都鬼主（首領）阿伏均向黎州提出入貢。這一次，宋廷終於同意，“至是來朝，賜以器幣”（《宋史·兩林蠻傳》《宋史·邛部川蠻傳》）。
到宋太宗時期，雙方的關係產生了實質性進展。
雍熙二年（985），邛部川蠻都鬼主諾驅遣王子入貢，因封懷化將軍，後又封忠順王。淳化（990—994）末年，宋廷下了一道詔書，稱：
敕雲南大理國主、統轄大渡河南姚嶲州界山前山後百蠻三十六鬼兼懷化大將軍、忠順王諾驅，可特授檢校太保、歸德大將軍，依舊忠順王。
詔書中直稱諾驅為“大理國主”。顯然，宋廷也知道，邛部川蠻進貢的背後是大理國的派遣。
淳化五年（994），蜀中又爆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聲震川西。起義失敗後，李順下落不明，宋廷怕李順逃入大理，於是在至道元年（995），派辛怡顯出使邛部川蠻，辛怡顯並未止步於大渡河南，而是一路走到了大理國的首都羊苴咩城。（均見辛怡顯《至道雲南錄》）
大理國首都羊苴咩城（今大理）附近
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此前大理與宋朝打交道，無論是以地方政府“建昌城”的名義，還是以代理人“黎州諸蠻”的名義，都非直接以大理國為名；而宋朝與大理打交道的，也始終是黎州地方政府。辛怡顯出使羊苴咩城，雖然目標是找尋李順，但仍可謂宋理兩國第一次國家級別的友好往來。
從開寶二年（969）二月，宋廷接受朝貢開始，歷經太祖開寶四年（971）、六年（973）、八年（975），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八年（983）、雍熙二年（985）、端拱二年（989）、淳化元年（990）、二年（991）、至道元年（995）、真宗鹹平年間（998—1003）、景德二年（1005）、三年（1006）、大中祥符元年（1008），仁宗天聖八年（1030）、寶元元年（1038）和慶曆四年（1044），黎州諸蠻始終作為大理國的代表，與宋朝保持友好往來，或朝貢，或有軍事合作，雙方關係極為密切。
當然，在黎州諸蠻朝貢之時，大理國也不忘提出請求冊封的要求。宋朝一如既往以各種理由拒絕，比如宋廷曾給大理國回覆過這樣一封詔書（見王禹偁《小畜集》卷27《批答南詔國王柬封表》）：
敕南詔國王某，所上表事具悉。卿勤王歲久，望闕情深，特推北拱之心，遠有東封之請。嘉賞之外，愧恥良多。
朕聞封禪之儀，皇王大禮。苟非功格天地，澤被昆蟲，雖力行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矧在涼德，敢誣介丘？況燕土未平，河流屢決，中夏之俗，罹於羌戎；多稼之田，墊於水潦，一念之此，恫象度乃心。而又鄗黍江茅，東鶼西[枼鳥]，未之有也。泰山樑甫，匪予意焉！
卿當善育民人，謹奉正朔。登封之請，以俟治平。誕布朕心，固宜知悉！所請宜不允。
簡單來說，宋朝以遼夏邊患、中原鬧災等藉口，婉拒了大理的請求。宋朝希望繼續維持“黎州諸蠻模式”的宋理關係。
儘管如此，宋理之間的關係並未受到影響，雙方通過黎州諸蠻而維繫的關係持續升溫。沒想到，這些外交活動卻在宋仁宗時戛然而止，宋理關係跌入冰點。
宋理關係跌入冰點
宋仁宗慶曆以後，宋朝發生了三件事，直接影響了宋理關係。
第一件，也是影響最大的一件，是廣西的儂智高之亂。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九月，在仁宗朝黎州諸蠻最後一次入貢五年後，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宋。皇祐四年（1052），儂智高攻佔邕州（今南寧）等地，進圍廣州，稱帝建國。儘管宋軍在狄青的帶領下，於次年便逼退了儂智高，但這件事給宋理雙方留下了一系列外交陰影。
儂智高之亂，兩廣地區的“大南國”即為儂智高所建政權
首先，儂智高稱帝時，大理興宗段思廉竟然派人去朝賀（見《故大師白氏碑銘並序》），從一開始就把自己放到了宋朝的對立面。
其次，儂智高被狄青擊敗後，“由合江口退入大理國”（《宋史·儂智高傳》），大理竟然成了儂智高叛軍的流亡地。
緊接著，宋軍主力撤退後，楊文廣率偏師繼續西進，一度進入大理國境內。（見乾隆《雲南通志》、道光《廣南府志》、諸葛元聲《滇史》）。雖然為避免外交糾紛，楊文廣很快就撤軍了，但這種軍事行動足以挑起雙方發生戰爭。
儂智高逃入大理後，當年（1053）即被殺死（年代有爭議，取韋東超《儂智高被殺年代考》之說）。有人說他是被段思廉所殺（見胡本《南詔野史》），也有人說是被大理境內的少數民族所殺（見《滇史》）。無論是被誰殺死，總之段思廉最後都“函首以歸於宋”，算是洗白了自己的立場。
本來事情到此也就結束了，可儂智高退入大理時，還帶了很多部眾。這些舊部如白敏中的後人白和原以“醫術之妙”、廣州進士黃瑋以“文學”之長，在儂智高死後，均被段思廉重用（見《故大師白氏碑銘並序》）。
楊家將也與大理有過聯繫
段思廉本來只是想引進人才，畢竟儂智高舊部不少來自宋地，文化水平高。然而此舉卻驚動了宋朝，以至於宋人連儂智高是不是真的死了都頗為懷疑。
仁宗至和元年（1054），權御史中丞孫忭說：“四川屢奏儂智高收殘兵入大理，謀寇黎、雅二州，請下知益州張方平先事經制，以安蜀人。”（《長編》卷177）宋朝在四川、廣西增兵守備；大理也遷白蠻十二姓以實會川，加強會川、石城防禦。（見《元史·地理志》）雙方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
好在到了第二年，宋廷終於確定儂智高死了，宋朝率先撤軍，大理也解除防衛。由於雙方的高度剋制，宋理間的一場大戰“腹死胎中”。
可是到了英宗治平四年（1067），知桂州張田又說“蠻盜儂智高猶在大理國”。更搞笑的是，到了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又報告稱“訪聞儂智高見在特磨道”，引起了神宗的高度警覺，而此時儂智高已經死了16年了（見《宋會要輯稿》卷641）。
儂智高就這樣，成為一柄懸在宋朝皇帝腦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或者說“儂智高之劍”。
仁宗朝影響宋理關係的第二件事，就是“慶曆危機”。慶曆年間，宋朝“三冗”問題日益突出，土地兼併嚴重，政府財政入不敷出，西北更因西夏建國而爆發邊疆危機，這才有了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內部危機如此嚴重，或許也是宋廷在儂智高問題上對大理一再保持隱忍的原因。而黎州諸蠻在仁宗朝的最後一次進貢止於慶曆四年（1044），恐怕也不僅僅是巧合。
仁宗朝影響宋理關係的第三件事，是《新唐書》修撰成書。慶曆四年（1044），宋仁宗下詔重修唐史，至嘉祐五年（1060）完成。
自太宗以來，宋朝在對遼、對夏、對越南的戰爭中，總體上處於劣勢，小敗不止，大敗不斷，平和全靠送錢，當時的人們對周邊民族政權極為敏感。
因此，《新唐書》對於唐與南詔的戰爭尤為關注。客觀地說，唐朝後期對南詔的戰爭確實很慘烈，而《新唐書·南詔傳》更是加重渲染，乃至於得出“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的結論，將唐亡的深層原因指向對南詔的戰爭。大理是南詔的繼承者，如果大宋處理不好與大理的關係，就會重步“唐亡於南詔”的後塵，搞出“宋亡於大理”的慘劇。
《新唐書》成了“唐亡於南詔”的意識形態載體
這樣，外有“儂智高之劍”，內有慶曆危機，意識形態上又高談“唐亡於南詔”，也就無怪乎宋仁宗時期，宋朝對大理極為冷淡了。這種冷淡，直到積極開邊的宋神宗時期都沒有回暖的跡象。
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大理遣使奉表，朝貢於宋，重啟宋理外交活動，然而得到的回應依然是不行冊封。大理國的耐心終於耗盡，“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宋史·大理國傳》）
被宋徽宗逼出來的“宋揮玉斧”
宋理關係再度升溫，已經是宋徽宗時代。
宋徽宗以變法派自居，刻意模仿宋神宗的“熙河開邊”，於是也搞出了一個“崇寧開邊”，最著名者，當屬一度把西夏逼入絕境，以及“收復幽薊”的鬧劇。
在這樣的氛圍下，西南在所難免。導火線當屬崇寧二年（1103），大理中宗段正淳（對，就是你所熟悉的那位“鎮南王”）遣高泰運奉表入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藥書六十二部”以歸（胡本《南詔野史》）。
段正淳：我為宋理兩國友好往來做出了貢獻
此後，西南地區進入了開邊高潮。據王稱《東都事略》卷116《蘇元老傳》記載：
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分置郡縣，以為功。
段正淳去世後，憲宗段正嚴（又名段和譽，這名字，你懂的）即位，與權臣高量成商量，繼續請求作宋朝的屬國。這事兒被廣州觀察使黃璘得知，於是在黃璘的積極斡旋下，政和六年（1116）大理使團得以入宋朝貢。
次年（1117）二月，大理使團進入北宋首都開封，宋徽宗正式冊封段正嚴為大理國王，併為黃璘加官進爵，派其入大理主持冊封儀式。
段和譽：託神仙姐姐的福，我成了第一位被宋朝冊封的大理國君
大理國150餘年漫長的請求冊封之路，在宋徽宗的“開邊”政策下，終於取得了輝煌成果！
受此事鼓舞，政和末年，宋廷內部又有了更加積極的建議。據《宋史·宇文常傳》載，當時朝中“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這是要正式跨過唐朝後期以來的這條天然邊界，重新在大渡河外建立行政建制的開始，也是真正意義的“開西南夷”。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如此貪功，更有甚者對大理和宋徽宗的行動都抱以警惕。
首先提出反對意見者是知成都的席旦。“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詣幕府白事，言云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為蜀患，拒卻之。”（《宋史·席旦傳》）
黎州守大抵屬於前文提到的“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者，而鑑於《新唐書》意識形態下的“唐亡於南詔”論，席旦認為西南開邊是十分危險的，大理入朝作為西南開邊的一部分，當然也要拒絕。
繼而與在大渡河南岸建城建議針鋒相對的，是知黎州宇文常。宇文常特別提出（見《宋史·宇文常傳》）：
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為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
藝祖，是宋人對宋太祖趙匡胤的稱呼。特別注意，這是最早的關於趙匡胤劃大渡河為界的記載。沒有王全斌，也沒有玉斧，但是有後蜀覆滅，有趙匡胤看地圖，更有劃河為界。
宋朝雖然沒有越過大渡河，不過大渡河南的黎州諸蠻其實已經成為羈縻領土
宋朝自仁宗以來，出現了所謂的“祖宗之法”的概念，也就是要遵從宋太祖、太宗處理政事的原則和舊規。然而誠如鄧小南女士所說，宋代的祖宗之法是一個動態積累而成的綜合體，許多所謂“祖宗之法”是宋朝士大夫逐漸添加進去的，而不是太祖、太宗時就有的。
宇文常搬出來的“大渡河劃界”，顯然也屬於這種祖宗之法。如前所述，後蜀滅亡之時，趙匡胤是無暇去劃大渡河界的；宋初與作為大理代理人的黎州諸蠻也正打得火熱，不可能去劃什麼大渡河界。
宇文常之所以搬出趙匡胤，就是想利用“祖宗之法”的權威來防止宋徽宗好大喜功，胡搞一氣。踏過大渡河，第一步是建城互市，第二步就是招降納土，第三步自然就是強取豪奪。在開邊激勵的刺激下，西南開邊又怎麼會止步於和平的入貢與互市？
然而，西南一旦交戰，就可能搞成唐與南詔那樣的持久戰。宋夏戰火亦然重開，宋人又對幽薊十六州念念不忘，蔡京等人又是橫徵暴斂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在這樣的前提下，稍有良知的官員恐怕都不會擅開西南戰火。
事實證明，宇文常的手段相當有效。宋徽宗認同了這條祖宗之法，沒有越過大渡河。宣和元年（1119），在大理國王冊封儀式上光榮無限的黃璘，也以貪功枉上、輕啟邊釁獲罪。（見周煇《清波雜誌》卷6）
黃璘下獄後，雖然大理沒有像《宋史·大理國傳》說的那樣“復不通於中國”，仍與宋朝保持著正常來往，但宋廷冊封大理國王帶來的“宋理關係蜜月期”畢竟一去不復返。“宋揮玉斧”也終於從一個編出來的“祖宗之法”，逐漸演變為廣為流傳的故事。
“宋揮玉斧”廣為流傳
自宇文常編造出“太祖劃大渡河為界”的祖宗之法後，這一“傳統法”就一再被宋臣引用。
宋徽宗的“崇寧開邊”看上去碩果累累，實際上卻是迴光返照。北宋收復幽薊，招來了金人南下，最終使得北宋在靖康之難中覆滅。
宋高宗趙構建立南宋後，南宋君臣無論是主戰派還是主和派，無論是積極北伐還是消極防守，都把金朝作為首要對手。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之多年來“唐亡於南詔”論的流傳，南宋君臣對大理國更是嚴於防範。僅高宗紹興年間，就有翰林學士朱震、知黎州唐矩重申“太祖劃大渡河為界”。
這樣的南宋，也確實沒心思去搭理大理國
朱震還特別強調（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5）：
藝祖皇帝鑑唐之禍，乃棄越嶲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
明確把“太祖劃大渡河為界”的動機與“唐亡於南詔”論結合起來。
“宋揮玉斧”的故事也逐漸完整起來。首先是南宋人周煇《清波別志》中記載：
《西南備邊錄》載：藝祖既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巂。上命取地圖視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
《西南備邊錄》又稱《西南備邊志》，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06記載，作者是紹興末年嘉州的進士鄧嘉猷。此書成於孝宗乾道時期（1165—1173）。
從這時開始，不僅趙匡胤劃大渡河為界，而且手持玉斧，“宋揮玉斧”最後一個元素“玉斧”進入了故事。
與此同時，官方也在積極推進對“宋揮玉斧”故事的構建。據《清波別志》記載，黎州大渡河畔後來建起了“劃玉亭”，顯然是黎州當地政府所為。
“宋揮玉斧”從一個政治傳統，到一個文人故事，至此又有了實物，也就是在南宋中期，逐漸被朝野各種身份的人士所接受認同。
南宋理宗時期，祝穆撰《方輿勝覽》。作為本朝地理書，《方輿勝覽》在“黎州”“嘉定府”下四次提及“宋揮玉斧”。其中一條寫道：
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嶲，藝祖皇帝以玉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
至此，在加上“唐亡於南詔論”，就有了我們今天廣為流傳，“趙匡胤怕攻打大理招致亡國，於是用玉斧在地圖上以大渡河劃界，主動棄大渡河外土地”的“宋揮玉斧”的故事了。
然而千百年後，誰還記得當年最早編造這個故事的宇文常，是為了阻止一位好大喜功、好高騖遠的專制皇帝胡作非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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