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严禁攻打大理国？这是为阻止宋徽宗胡来而编出来的“谣言”
一部小说《天龙八部》，使得本来安于云贵一隅、与世无争的大理国变得妇孺皆知。相较于历朝历代在云贵地区的积极开边，宋朝对于大理国却异常冷淡。讨论其原因时，人们常会提到“宋挥玉斧”的故事。
这个故事提到，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赵匡胤派大将王全斌率军入川，灭掉后蜀。随后，王全斌献上蜀中地图，并建议继续向西南今云贵一带发兵，渡过大渡河，收复被称为越嶲的地区（汉朝曾在这一地区设越嶲郡，后世遂以越嶲称其地，如唐代亦在大渡河南设立嶲州）。
赵匡胤却认为，唐朝长期与云贵地区的政权南诏交战，国力严重耗损，这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之一。因此，赵匡胤手中拿着玉斧，在地图的大渡河上一划，并随口说道：“大渡河以外的土地，不是我所占有的。”
赵匡胤：谁说我怕大理国，我一棍子抡死他！
这则赵匡胤害怕与大理国交战导致亡国，于是主动放弃大渡河以南土地的故事，自宋代流传至今，已经有900多年了，如今在互联网上更始流传甚广。“宋挥玉斧”四个字，更是因写入昆明大观楼长联而闻名于世。
然而，宋挥玉斧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假的。王全斌既没有提出要取大渡河之外的土地，赵匡胤也没说过这些土地我不要，更没有怕攻打大理国导致亡国。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故事。
那么，宋朝究竟为何对大理国关系冷淡呢？为何没有出兵攻占大理呢？“宋挥玉斧”又是谁编的，怎么流传开来的呢？
这一切都源于宋徽宗时期的一个政策，但一切还要从北宋灭后蜀说起。
宋灭后蜀后，不可能继续用兵西南
乾德三年（965），宋朝确实发兵灭了后蜀，统军者也正是王全斌；宋军灭蜀后，也确实止步于大渡河北岸的黎州（治今四川汉源西北）。这么看来，时间、事件、地点、人物，与“宋挥玉斧”都符合。
然而，王全斌止步大渡河，并非因为赵匡胤划了一条“停火线”，而是因为自唐朝后期以来，大渡河就是北方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天然分界线。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南诏与唐朝交恶，双方在西南地区多有交战。大渡河外的嶲州被南诏攻占后，大渡河作为天险，就成为唐朝防御南诏的关键防线。围绕大渡河，双方常年交手，互有胜负。虽然唐朝依托大渡河北岸的黎州，成功防御了吐蕃和南诏的侵犯，但在此过程中，也确实消耗了巨大国力。
让唐朝十分头疼的南诏
唐朝在藩镇混战中灭亡，中原陷入五代十国乱局；南诏也发生内乱而亡，此后短短30多年中，先后有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大理四个政权更替。双方显然都无力再发生战争，因此，五代时期先后占据蜀地的前蜀、后唐、后蜀，与西南政权均维持着以大渡河为边界的局面，谁也没有越过雷池半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全斌率宋军灭后蜀而止步于大渡河北岸的黎州，是理所当然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王全斌或当时宋廷的其他人可能向赵匡胤提议，越过大渡河收复越嶲之地吗？
绝对不可能。
因为宋朝根本抽不出手。王全斌灭后蜀仅用了66天，可谓摧枯拉朽。但灭蜀后，王全斌害怕因功高且手握重兵而受到猜忌，索性放任宋军在蜀地倒行逆施，烧杀掠夺无恶不作。蜀人被迫发动了反宋暴动，这场暴动到乾德五年（967）正月才算平息。
后周、北宋之际的局势，割据政权一箩筐，赵匡胤哪有空管大渡河外的事儿
也就是说，王全斌在蜀地这两年，要么因害怕被猜忌，根本不会提出继续用兵的建议；要么在焦头烂额镇压叛乱，根本没精力去提出继续用兵的建议。王全斌不会，其他人当然也不会，因为大家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蜀地乱套了。
更何况，当时在宋朝统一天下的既定方针里，根本就没有大渡河外的一席之地。早在后周显德二年（955），王朴便提出了著名的《平边策》，作为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其针对的对象是南方的南唐、南汉、湖南、后蜀和北方的北汉、契丹。宋朝建立后，赵匡胤继承了《平边策》的基本思想。早在唐朝就已经成为“化外之地”的大渡河以南地区，根本不在统一战略内。
靠“黎州诸蛮”维系的宋理关系
虽然宋初并不打算用兵大渡河外，不过与大渡河外的部族、政权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就在乾德三年（965）夏，宋朝灭后蜀当年，大理便向宋廷表达了善意。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0注引《续锦里耆旧传》载：
乾德三年夏，黎州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爽贺平蜀之意。
建昌城（今四川西昌）是大理北部会川都督的核心辖区，而会川都督所辖正是大渡河南岸。这至少也是大理国地方政府向宋朝表达的祝贺。不过，当时蜀中已经爆发暴乱，宋廷根本就无心理会大理国的善意。
紧邻宋朝黎州、以大渡河为界的大理国会川都督，后期改名为建昌府，统辖着黎州诸蛮
三年后，大理会川都督再度递牒到宋朝黎州，请求通好。据《长编》卷10引《续锦里耆旧传》载：
又开宝元年二月，黎州递到南诏建昌城牒，云欲通好。厥后寂无文字，但遣近界邛部、两林川王子，时有进奉。
很不巧，这一年赵匡胤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付北汉上，并将在下一年亲征北汉。因此，大理通好的牒文自然又石沉大海。
此后，吃了两次闭门羹的会川都督不再亲自出马，而是找了一帮小弟继续向宋朝进贡。
在会川都督辖区的北部，杂居着许多少数民族，其中以邛部川、风琶、两林三部实力最强。这些少数民族从宋朝的角度看，生活在黎州之外，因此被称为“黎州诸蛮”。
黎州诸蛮往往同时臣服于大理和中原王朝。由于黎州诸蛮杂居在大渡河之外，因此其地成为了大理国与宋朝的缓冲区。大理在两次请求通好不成的情况下，便利用黎州诸蛮的特殊身份，与大宋维持着外交往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理通过黎州诸蛮进贡宋朝，马上得到了回应。开宝二年（969）六月，就在宋朝刚刚结束与北汉的战争不久，两林蛮首领勿儿、邛部川蛮都鬼主（首领）阿伏均向黎州提出入贡。这一次，宋廷终于同意，“至是来朝，赐以器币”（《宋史·两林蛮传》《宋史·邛部川蛮传》）。
到宋太宗时期，双方的关系产生了实质性进展。
雍熙二年（985），邛部川蛮都鬼主诺驱遣王子入贡，因封怀化将军，后又封忠顺王。淳化（990—994）末年，宋廷下了一道诏书，称：
敕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大渡河南姚嶲州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诺驱，可特授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旧忠顺王。
诏书中直称诺驱为“大理国主”。显然，宋廷也知道，邛部川蛮进贡的背后是大理国的派遣。
淳化五年（994），蜀中又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声震川西。起义失败后，李顺下落不明，宋廷怕李顺逃入大理，于是在至道元年（995），派辛怡显出使邛部川蛮，辛怡显并未止步于大渡河南，而是一路走到了大理国的首都羊苴咩城。（均见辛怡显《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首都羊苴咩城（今大理）附近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此前大理与宋朝打交道，无论是以地方政府“建昌城”的名义，还是以代理人“黎州诸蛮”的名义，都非直接以大理国为名；而宋朝与大理打交道的，也始终是黎州地方政府。辛怡显出使羊苴咩城，虽然目标是找寻李顺，但仍可谓宋理两国第一次国家级别的友好往来。
从开宝二年（969）二月，宋廷接受朝贡开始，历经太祖开宝四年（971）、六年（973）、八年（975），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八年（983）、雍熙二年（985）、端拱二年（989）、淳化元年（990）、二年（991）、至道元年（995）、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景德二年（1005）、三年（1006）、大中祥符元年（1008），仁宗天圣八年（1030）、宝元元年（1038）和庆历四年（1044），黎州诸蛮始终作为大理国的代表，与宋朝保持友好往来，或朝贡，或有军事合作，双方关系极为密切。
当然，在黎州诸蛮朝贡之时，大理国也不忘提出请求册封的要求。宋朝一如既往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宋廷曾给大理国回复过这样一封诏书（见王禹偁《小畜集》卷27《批答南诏国王柬封表》）：
敕南诏国王某，所上表事具悉。卿勤王岁久，望阙情深，特推北拱之心，远有东封之请。嘉赏之外，愧耻良多。
朕闻封禅之仪，皇王大礼。苟非功格天地，泽被昆虫，虽力行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矧在凉德，敢诬介丘？况燕土未平，河流屡决，中夏之俗，罹于羌戎；多稼之田，垫于水潦，一念之此，恫象度乃心。而又鄗黍江茅，东鹣西[枼鸟]，未之有也。泰山梁甫，匪予意焉！
卿当善育民人，谨奉正朔。登封之请，以俟治平。诞布朕心，固宜知悉！所请宜不允。
简单来说，宋朝以辽夏边患、中原闹灾等借口，婉拒了大理的请求。宋朝希望继续维持“黎州诸蛮模式”的宋理关系。
尽管如此，宋理之间的关系并未受到影响，双方通过黎州诸蛮而维系的关系持续升温。没想到，这些外交活动却在宋仁宗时戛然而止，宋理关系跌入冰点。
宋理关系跌入冰点
宋仁宗庆历以后，宋朝发生了三件事，直接影响了宋理关系。
第一件，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件，是广西的侬智高之乱。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九月，在仁宗朝黎州诸蛮最后一次入贡五年后，广源州蛮侬智高反宋。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攻占邕州（今南宁）等地，进围广州，称帝建国。尽管宋军在狄青的带领下，于次年便逼退了侬智高，但这件事给宋理双方留下了一系列外交阴影。
侬智高之乱，两广地区的“大南国”即为侬智高所建政权
首先，侬智高称帝时，大理兴宗段思廉竟然派人去朝贺（见《故大师白氏碑铭并序》），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到了宋朝的对立面。
其次，侬智高被狄青击败后，“由合江口退入大理国”（《宋史·侬智高传》），大理竟然成了侬智高叛军的流亡地。
紧接着，宋军主力撤退后，杨文广率偏师继续西进，一度进入大理国境内。（见乾隆《云南通志》、道光《广南府志》、诸葛元声《滇史》）。虽然为避免外交纠纷，杨文广很快就撤军了，但这种军事行动足以挑起双方发生战争。
侬智高逃入大理后，当年（1053）即被杀死（年代有争议，取韦东超《侬智高被杀年代考》之说）。有人说他是被段思廉所杀（见胡本《南诏野史》），也有人说是被大理境内的少数民族所杀（见《滇史》）。无论是被谁杀死，总之段思廉最后都“函首以归于宋”，算是洗白了自己的立场。
本来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可侬智高退入大理时，还带了很多部众。这些旧部如白敏中的后人白和原以“医术之妙”、广州进士黄玮以“文学”之长，在侬智高死后，均被段思廉重用（见《故大师白氏碑铭并序》）。
杨家将也与大理有过联系
段思廉本来只是想引进人才，毕竟侬智高旧部不少来自宋地，文化水平高。然而此举却惊动了宋朝，以至于宋人连侬智高是不是真的死了都颇为怀疑。
仁宗至和元年（1054），权御史中丞孙忭说：“四川屡奏侬智高收残兵入大理，谋寇黎、雅二州，请下知益州张方平先事经制，以安蜀人。”（《长编》卷177）宋朝在四川、广西增兵守备；大理也迁白蛮十二姓以实会川，加强会川、石城防御。（见《元史·地理志》）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好在到了第二年，宋廷终于确定侬智高死了，宋朝率先撤军，大理也解除防卫。由于双方的高度克制，宋理间的一场大战“腹死胎中”。
可是到了英宗治平四年（1067），知桂州张田又说“蛮盗侬智高犹在大理国”。更搞笑的是，到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又报告称“访闻侬智高见在特磨道”，引起了神宗的高度警觉，而此时侬智高已经死了16年了（见《宋会要辑稿》卷641）。
侬智高就这样，成为一柄悬在宋朝皇帝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者说“侬智高之剑”。
仁宗朝影响宋理关系的第二件事，就是“庆历危机”。庆历年间，宋朝“三冗”问题日益突出，土地兼并严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西北更因西夏建国而爆发边疆危机，这才有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内部危机如此严重，或许也是宋廷在侬智高问题上对大理一再保持隐忍的原因。而黎州诸蛮在仁宗朝的最后一次进贡止于庆历四年（1044），恐怕也不仅仅是巧合。
仁宗朝影响宋理关系的第三件事，是《新唐书》修撰成书。庆历四年（1044），宋仁宗下诏重修唐史，至嘉祐五年（1060）完成。
自太宗以来，宋朝在对辽、对夏、对越南的战争中，总体上处于劣势，小败不止，大败不断，平和全靠送钱，当时的人们对周边民族政权极为敏感。
因此，《新唐书》对于唐与南诏的战争尤为关注。客观地说，唐朝后期对南诏的战争确实很惨烈，而《新唐书·南诏传》更是加重渲染，乃至于得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结论，将唐亡的深层原因指向对南诏的战争。大理是南诏的继承者，如果大宋处理不好与大理的关系，就会重步“唐亡于南诏”的后尘，搞出“宋亡于大理”的惨剧。
《新唐书》成了“唐亡于南诏”的意识形态载体
这样，外有“侬智高之剑”，内有庆历危机，意识形态上又高谈“唐亡于南诏”，也就无怪乎宋仁宗时期，宋朝对大理极为冷淡了。这种冷淡，直到积极开边的宋神宗时期都没有回暖的迹象。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大理遣使奉表，朝贡于宋，重启宋理外交活动，然而得到的回应依然是不行册封。大理国的耐心终于耗尽，“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宋史·大理国传》）
被宋徽宗逼出来的“宋挥玉斧”
宋理关系再度升温，已经是宋徽宗时代。
宋徽宗以变法派自居，刻意模仿宋神宗的“熙河开边”，于是也搞出了一个“崇宁开边”，最著名者，当属一度把西夏逼入绝境，以及“收复幽蓟”的闹剧。
在这样的氛围下，西南在所难免。导火线当属崇宁二年（1103），大理中宗段正淳（对，就是你所熟悉的那位“镇南王”）遣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以归（胡本《南诏野史》）。
段正淳：我为宋理两国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
此后，西南地区进入了开边高潮。据王称《东都事略》卷116《苏元老传》记载：
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招诱近界诸夷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
段正淳去世后，宪宗段正严（又名段和誉，这名字，你懂的）即位，与权臣高量成商量，继续请求作宋朝的属国。这事儿被广州观察使黄璘得知，于是在黄璘的积极斡旋下，政和六年（1116）大理使团得以入宋朝贡。
次年（1117）二月，大理使团进入北宋首都开封，宋徽宗正式册封段正严为大理国王，并为黄璘加官进爵，派其入大理主持册封仪式。
段和誉：托神仙姐姐的福，我成了第一位被宋朝册封的大理国君
大理国150余年漫长的请求册封之路，在宋徽宗的“开边”政策下，终于取得了辉煌成果！
受此事鼓舞，政和末年，宋廷内部又有了更加积极的建议。据《宋史·宇文常传》载，当时朝中“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这是要正式跨过唐朝后期以来的这条天然边界，重新在大渡河外建立行政建制的开始，也是真正意义的“开西南夷”。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贪功，更有甚者对大理和宋徽宗的行动都抱以警惕。
首先提出反对意见者是知成都的席旦。“朝廷开西南夷，黎州守诣幕府白事，言云南大理国求入朝献，旦引唐南诏为蜀患，拒却之。”（《宋史·席旦传》）
黎州守大抵属于前文提到的“多招诱近界诸夷纳土”者，而鉴于《新唐书》意识形态下的“唐亡于南诏”论，席旦认为西南开边是十分危险的，大理入朝作为西南开边的一部分，当然也要拒绝。
继而与在大渡河南岸建城建议针锋相对的，是知黎州宇文常。宇文常特别提出（见《宋史·宇文常传》）：
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
艺祖，是宋人对宋太祖赵匡胤的称呼。特别注意，这是最早的关于赵匡胤划大渡河为界的记载。没有王全斌，也没有玉斧，但是有后蜀覆灭，有赵匡胤看地图，更有划河为界。
宋朝虽然没有越过大渡河，不过大渡河南的黎州诸蛮其实已经成为羁縻领土
宋朝自仁宗以来，出现了所谓的“祖宗之法”的概念，也就是要遵从宋太祖、太宗处理政事的原则和旧规。然而诚如邓小南女士所说，宋代的祖宗之法是一个动态积累而成的综合体，许多所谓“祖宗之法”是宋朝士大夫逐渐添加进去的，而不是太祖、太宗时就有的。
宇文常搬出来的“大渡河划界”，显然也属于这种祖宗之法。如前所述，后蜀灭亡之时，赵匡胤是无暇去划大渡河界的；宋初与作为大理代理人的黎州诸蛮也正打得火热，不可能去划什么大渡河界。
宇文常之所以搬出赵匡胤，就是想利用“祖宗之法”的权威来防止宋徽宗好大喜功，胡搞一气。踏过大渡河，第一步是建城互市，第二步就是招降纳土，第三步自然就是强取豪夺。在开边激励的刺激下，西南开边又怎么会止步于和平的入贡与互市？
然而，西南一旦交战，就可能搞成唐与南诏那样的持久战。宋夏战火亦然重开，宋人又对幽蓟十六州念念不忘，蔡京等人又是横征暴敛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在这样的前提下，稍有良知的官员恐怕都不会擅开西南战火。
事实证明，宇文常的手段相当有效。宋徽宗认同了这条祖宗之法，没有越过大渡河。宣和元年（1119），在大理国王册封仪式上光荣无限的黄璘，也以贪功枉上、轻启边衅获罪。（见周煇《清波杂志》卷6）
黄璘下狱后，虽然大理没有像《宋史·大理国传》说的那样“复不通于中国”，仍与宋朝保持着正常来往，但宋廷册封大理国王带来的“宋理关系蜜月期”毕竟一去不复返。“宋挥玉斧”也终于从一个编出来的“祖宗之法”，逐渐演变为广为流传的故事。
“宋挥玉斧”广为流传
自宇文常编造出“太祖划大渡河为界”的祖宗之法后，这一“传统法”就一再被宋臣引用。
宋徽宗的“崇宁开边”看上去硕果累累，实际上却是回光返照。北宋收复幽蓟，招来了金人南下，最终使得北宋在靖康之难中覆灭。
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后，南宋君臣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无论是积极北伐还是消极防守，都把金朝作为首要对手。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多年来“唐亡于南诏”论的流传，南宋君臣对大理国更是严于防范。仅高宗绍兴年间，就有翰林学士朱震、知黎州唐矩重申“太祖划大渡河为界”。
这样的南宋，也确实没心思去搭理大理国
朱震还特别强调（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
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
明确把“太祖划大渡河为界”的动机与“唐亡于南诏”论结合起来。
“宋挥玉斧”的故事也逐渐完整起来。首先是南宋人周煇《清波别志》中记载：
《西南备边录》载：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巂。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
《西南备边录》又称《西南备边志》，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6记载，作者是绍兴末年嘉州的进士邓嘉猷。此书成于孝宗乾道时期（1165—1173）。
从这时开始，不仅赵匡胤划大渡河为界，而且手持玉斧，“宋挥玉斧”最后一个元素“玉斧”进入了故事。
与此同时，官方也在积极推进对“宋挥玉斧”故事的构建。据《清波别志》记载，黎州大渡河畔后来建起了“划玉亭”，显然是黎州当地政府所为。
“宋挥玉斧”从一个政治传统，到一个文人故事，至此又有了实物，也就是在南宋中期，逐渐被朝野各种身份的人士所接受认同。
南宋理宗时期，祝穆撰《方舆胜览》。作为本朝地理书，《方舆胜览》在“黎州”“嘉定府”下四次提及“宋挥玉斧”。其中一条写道：
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复越嶲，艺祖皇帝以玉斧画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
至此，在加上“唐亡于南诏论”，就有了我们今天广为流传，“赵匡胤怕攻打大理招致亡国，于是用玉斧在地图上以大渡河划界，主动弃大渡河外土地”的“宋挥玉斧”的故事了。
然而千百年后，谁还记得当年最早编造这个故事的宇文常，是为了阻止一位好大喜功、好高骛远的专制皇帝胡作非为呢？
閱讀更多 老邪講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