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尽风光之后,蕲春王家大屋成了岁月的飞灰,谁不是?

走在寻找蕲州这条塌方似的小路上,人渐渐地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像走进了一条幽深的隧道里,前面远没有边际。


那些随手拾取的一个个故事又像一块块被历史挤压成的厚重的墙砖,放在我的行囊里,压在我的记忆里,挂在我的灵魂里——和我的生命同行。

凡在蕲州待过的人,没有听说过王家大屋的人可能很少,但能真正知道王家大屋一二的人又有多少呢?
在很早以前,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一个只听说过王家大屋却无从知晓王家大屋的人。
王家大屋在哪里?当然在蕲州的东长街,在东长街玄妙观旧址的斜对面,在那段长达一两百米的街道上,基本都属于王家大屋所有。
四十年前,每当人们从那条街上走过,都还可以依稀见着王家大屋存留着的衰败的影子。
有人问:王家大屋到底有多大?据知情人估计,大概占地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可见当时的王家大屋是怎样的富有与显赫。
记得四十多年前,在燃化机械厂的斜对面还留有一座老宅的影子,从旁边的一道残存的侧门进去,依稀可以想象得出旧时的荣华与远逝的风光。只可惜的是,当年的我与那个时代一样地幼稚,全然不知道把她装在记忆里并好好地保存下来。
及至后来想起再看看它的时候,那座数百年的老宅已经荡然无存了。


很早很早以前,紧挨着王家大屋北面的还有一处更老的老宅子,那是明朝尚书冯天驭的府第。
后来,因为冯家在风景秀丽的雨湖边上建造了一座更为豪华的住所,便将这座老宅转卖给了邻居的老王家,让王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屋。从这件房屋交易的大事上,我们不难看出,王家当时的雄厚实力。
不过,数百年前冯家在这里建造的一座“阳明书院”似乎却被单独地保留了下来,并一直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沿用到解放初期。
在蕲州,稍上了一些年纪的人都记得,在一九五五年以前,这里有一座蕲州为数不多的私立学校,其前身便是由阳明书院演变而来的。
而至于冯家为什么没有将阳明书院一并卖给王家,其个中原因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我猜想的是,冯家作为读书而致仕的官宦之家来说,可能对教育有着根深的情结和极其的重视程度,这从创建阳明书院就可以看出冯氏祖先的良苦用心。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王家大屋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了,包括那座沿用了数百年的书院都在一九七五年以后的街道拆建中面目全非。
那天下午,张鸣先生带着我在那里走了一圈,在他的叙述中,我只能用想象来远望王家大屋的样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王家大屋的始祖和大多数曾经的蕲州人一样,并非是本土原住民。
据史料记载,元末明初,一个姓王名忠的武官带着他的家族由安徽五河迁往蕲州,并在蕲州落籍。根据惯例,第一个由外地迁入的祖先被称作始祖,王忠公便当仁不让地获得了这一殊荣。
说起王忠公,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只能通过王氏家谱来想象他老人家当年的威风。我之所以说他曾经是一名武官,是因为他的十一世孙王拱辰世袭蕲州卫指挥使。
现在的蕲州人,除了王氏本家之外,听说过王家大屋的有关传说的人不少,而知道王拱辰的人却不多。
据说,王忠公来蕲州之后,家族迅速地兴旺发达起来,延续到第十世时,家族分支庞大,仅十一世孙王拱辰这一支便有百十人众。只是此时已是明末时期,整个明王朝都在风雨中飘摇,而蕲州更像是一片大海上的树叶,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公元一六四三年,恶贼张献忠打下黄安、黄梅两座县城之后,挟余勇兵临蕲州城下,王拱辰虽然指挥兵卒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整个家族男男女女一百数十号人众悉数遇害。
侥幸的是,王拱辰三叔父的三个儿子应龙、梦龙、御龙三兄弟在大难中得以幸存。

后来,应龙那一支去了黄梅,梦龙那一支也迁出了蕲州,仅剩下御龙这一支房族仍留在蕲州做故土的守望。
那时的国民都是要按户头缴纳皇粮国税的,为纪念堂兄王拱辰,御龙没有到衙门给王拱辰销户,每年除了缴纳自己的那一份皇粮之外,还要为王拱辰户缴纳皇粮一份。
在御龙临去世之前,曾立下遗嘱,要求子子孙孙们铭记王拱辰抗暴牺牲的精神,并将自己这一支房族改为王拱辰户。从此,王拱辰的名字便成为了王家大屋的一个不朽的印记,而王拱辰的精神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王家的一面旗帜。

老舍先生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叫《四世同堂》。在我还没有读那部小说之前,首先是被“四世同堂”的书名所吸引。
那时,在我们家里无论怎么数也只有两代人,除了父母便只有我了。即使是在我们那个靠近湖边的小山村里,也只有三世同堂的人家。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不但有太爷、爷爷、父亲,还有子孙,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家庭呀!那时我真的在惊讶中有些羡慕。
但是,最近,在我一直努力地寻找蕲州的时候,忽然发现,在我们蕲州东长街的王家大屋却有过“七世同居”的人间盛事。

王家自十一世祖王御龙买下明朝尚书冯天驭的老宅后,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家大屋。繁衍到十五世时,王家人事已到达极盛,成为蕲州地区较为显赫之家族,仅“德”字辈的兄弟就有六十五位之多。
在我的印象中,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习惯,作为辈分的那个字一般都是安放在名字的中间,而他们家族有很多时候在排辈用字上则有些与众不同,常常将家谱中的那个辈分字放在名字之末,比如“德”字辈:怀德、柱德和之后的“光”字辈:斗光、重光、之光、荣光等。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个家族兴旺发达之后,其首要的表现形式便在于重新设计和改变房屋的原有式样与结构,同时还会取一个响亮而富有内涵的名字做成牌匾,与新装修的府第相匹配。
王家大屋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将房屋的大厅命名为“锄经堂”。
这“锄经堂”不但是家谱堂号,也是家族聚会的重要场所,家族中每有重大活动都要在这里举行。大厅前门上方挂有一块匾额,上书四个鎏金大字:乡饮大宾。极尽蕲州风光。

极尽风光之后,蕲春王家大屋成了岁月的飞灰,谁不是?


信步走进大厅,便见大厅的中梁大柱上刻有镀金楹联一幅。抬头望去,中堂之上,高悬两块祝寿金匾,一块上面写着:乡杖桢荣。另一块上面写有:囯杖桢荣。
那么什么叫“乡杖桢荣”和“囯杖桢荣”呢?
《礼记-曲礼上》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礼记-王制》规定: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囯,八十杖于朝……其意思是说,五十岁可拄杖行于家,六十岁可拄杖行于乡,七十岁可拄杖行于都城,八十岁可拄杖行出入朝廷。
因此,后来人们常以“乡杖”称谓年老德尊之人,并将年届六旬的男子用“杖乡之年”冠之。同理,那些年过七十岁的古稀之人(那时人们的寿命比现在要短的多)则称之为“杖国之年”。
而“桢”的意思,按《说文》的注释为:桢,刚木也。指坚硬的木头,也指古代筑土墙时立的木柱。《尔雅》称:桢,干也。舍人注:桢,正也。筑墙所立两木也。比如能胜重任的人。
之于“荣”的释义则要简明一些,原指草木茂盛,后引申为人事兴旺发达并有厚德而受人敬重。于此,不难看出,王家大屋其时的盛况。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等级是何等地森严?按照例制,这两块寿匾不是谁想挂谁就能挂的。即使是当时王家的这个大家族,也必须既是德行高尚的乡贤还得是在官场中有一定品位的长寿之人。
按照这些规定,王家大屋的后人们推断出礼受这两块寿匾的应该是乾隆年间王世永的两个儿子槐德、柱德及孙子重光三人之中的两位,而更有可能的是,王柱德及侄子王重光二人。
前者享年六十有七,字位中,号一峰,又号抵斋,荣恩登仕郎,官授正九品。虽四岁失怙(丧父),但自幼聪颖,过目能诵,长成后,上孝下慈,乐施好善,深得街坊邻里器重。其长成后,捐资数千,入户济漕,又得官府照护。
而其侄王重光,享年八十三岁,字棣华,号古村,亦号协斋,荣登仕郎,同样是官至九品。年少时聪颖倜傥,一生侠义豪放,及至晚年,府库渐空,仍努力济人。
据此,那两块“乡杖桢荣”和“囯杖桢荣”的寿匾,应为王柱德六十岁诞辰和其侄王重光七十岁诞辰时,由当地学政及王氏族人赠送无疑。
只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这两块高挂在王家大屋的、有着厚重文化内涵的寿匾却在“文革”中不幸“遇难”。


在这个世界上,女人好比就是一本书,是一本至关重要的书。一本好书可以让这个家庭的子孙后代发奋图强,同样,一本不健康的书也有可能让这个家庭的后代子孙放浪而堕落。
记得我曾经多次说过,在每一个昌盛的家族中,必定有许许多多至贤至慈而勤俭持家的女性身影,世间如此,王家大屋当然也是如此。
王树蕲老师在介绍王家大屋时,很自豪地将王氏家族十五世祖槐德之妻——张老太婆特别讲述了一番。
当年,四个儿子尚幼,槐德却不幸因病去世,原本正在逐渐兴旺的家庭突然遭此变故,有如房梁垮塌一般,所有商务活动陷于停顿。此时,一向殷勤持家,不理外事的张老太婆不得不从室内转入屋外,躬亲操持一应商务活动,并严格训导四个个儿子,经过数年努力,旧业复兴。
这里,家谱中有这么一段话:
……祖遗累万,公年幼,不善经理,逐中落。幸母张太孺人躬亲操持。年稍长,旧业渐复,家声丕振,袊缨不绝,一代中兴。爰例领漕差,转运粮艘,公卓犖不凡。漕院崔明府与开泰祖同科入词垣,礼待优渥,连同南北各卫,颇托福庇不浅。生有四子:斗光、重光、之光、荣光。

试想,在一个家族中若有这样的一位女性,要想不兴旺发达该是多么地困难!
这让我想起了王树蕲老师的祖母和他的母亲。他的祖母我没有见过,如果健在当在一百数十岁以上。按说这个年纪的女性应该都是有一双被包裹过的小脚,而事实上,她恰恰是一双天然的大脚。
为什么?只要翻出她的身世各位便会心里明白。她三岁丧父,六岁丧母,七岁被人贩子卖到武昌的陈家。你说,她这个命有多苦,好的是却保留了她这双天然的大脚。十九岁那年,被王树蕲老师的祖父娶回蕲州。
说起王树蕲老师的祖父,因十岁丧父,家道因此渐渐中落,当年也是穷苦人一个,很小便外出在武昌的一家店铺里当学徒。有点凑巧的是,他祖父打工的那家店铺刚好是收养他祖母的那户人家。
这样,他和她便有缘走到了一起。那一年他三十,她十九。他祖母来到王家之后,一连生下五男二女,不仅上孝下慈相夫教子,更是来来往往帮着先生打理生意家务。
说来也怪,自他的祖母做了王家的媳妇之后,好运也开始降临到王家,家里的生意一天天地兴隆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他祖母带来的福分。
而王树蕲老师的母亲我是认识的。那时他们家因家庭成分的原因,全家被下放到我们那个村子里。我记得他母亲个子不是很高,但面相端庄秀丽,说话和气,眉宇之间有一股亲切感,颇有贵妇人之气质。

她会缝纫,被安排在大队缝纫组里做些缝缝补补的杂事。但有谁知道她读过很多年的书,颇有文化底蕴呢?
据蕲州商业志记载,当年蕲州公私合营时,她还是堂堂正正的私方经理呢。而她的先生则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
遗憾的是,他肚子里的那么多知识却不能在现实中应用,被赶到农村种田。也许是因为受到压抑,或许是一种天性,他不爱说话,近似于沉默。
我不敢想,那时如果没有那位贤惠的夫人陪伴在他的身边,他是否能够支持得下去呢?
据说,在多年的农村劳动生产中,他竟然摘下了眼镜——不再近视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有人会问:你怎么会认识王树蕲老师呢?回答这个问题不难。王树蕲老师年长我九岁,当年全国各地大演三个样板戏的时候,他就是我们那个村里的一名响当当的“导演”,而不到十岁的我便是他的忠实观众。
只可惜的是,王树蕲老师被时代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好像是没有上过初中便辍学了。
不然,我相信他一定也会是一个很棒的大知识分子了。我一直很敬重他,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而是他继承了他母亲的优点,骨子里的和蔼与谦逊。


蕲州这座古城如今只剩下一座古城门还依然在风雨中守望。
这座古城门就是人们口中的北门,又被称作雄武门,但它还有一个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名字,叫拱辰门。
是什么时候有拱辰门这个名字呢?为什么将“拱辰”二字赋予该座城门呢?
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却没有得到令我满意的消息。但在这次寻找蕲州的途中,却突然眼睛一亮,发现了蕲州有一个人叫王拱辰。王拱辰在明朝末年做过蕲州卫指挥使,在与张献忠血洗蕲州的战斗中遭到灭族大难。
他就是王家大屋的十一世祖。
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猜测: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拱辰的英勇事迹,将这座古城门用他的名字而命名呢?
这让我想起他们家族中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那就是明明王拱辰全家遇难,无一幸免,为什么在蕲州缴纳皇粮国税的户头上一直仍然存在着王拱辰的名字呢?
后来,在王树蕲老师提供的一份资料里有了答案。那就是王拱辰三叔父的三个儿子应龙、梦龙、御龙三兄弟,在那次屠城中侥幸得以存活。清朝定鼎之后,大哥应龙举家迁移黄梅,二哥梦龙也随之外迁,唯有御龙一家留在蕲州。

也许是为了纪念堂兄壮烈赴死的精神,或许是为了自身家族的荣誉,除了代为缴纳拱辰户的皇粮国税外,并将自己这一房族的户头改称为王拱辰户。从此,蕲州只知道有王拱辰,而雪藏了王梦龙。
这里还有一个悲壮的故事,那就是“三陈投井”。说起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无法平静自己的心境。

极尽风光之后,蕲春王家大屋成了岁月的飞灰,谁不是?


据说在张献忠破城的当天,王拱辰叔父王从礼的夫人和两个媳妇为了免受恶贼侮辱,将各自的鞋袜脱下来整齐地放在井台上,然后先后投身井底,为蕲州留下了一段壮烈的史话。

自古至今,家运总是紧紧地和囯运联系在一起,上至帝王,下至普普通通的百姓,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那一天,我和王树蕲老师一起探讨王家大屋由盛转衰时,王老师讲了这么一件事。
那是一九三八年农历四月末,据说日本侵略军正在沿长江而上,逼近九江。于是居住在蕲州城内外的民众立刻惊慌失措起来,一些稍富裕的人家及一些读书人纷纷乘船逃往宜昌方向。
端午节过后的第二天,王家大屋的一些男人们也开始了逃亡生涯。这一天,一共有两艘轮船从蕲州码头开出,刚刚行至上河口附近,日军飞机过来了,几番俯冲,炸弹从天而降,一条轮船随之沉没,一条轮船侥幸逃脱。
而留守在蕲州的王家大屋的女人和极少数男人们,则以为家人已经遇难,面江哭了三天三夜。
幸运的是,王家大屋男人们乘坐的那条船在艰难中抵达了宜昌。后来,王怀祥(王树蕲老师的五爹)逃到了新疆,据说做了盛世才的远房妹夫,后又辗转来到云南,在云南王龙云的家里当了一名家庭教师。


解放后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坐牢多年。而留守在蕲州未曾逃离的王古邨,又名王怀荫则惨遭日本人杀害。
说到这里,王树蕲老师叹了一口气:“如果说到近代王家的衰落,当从日本侵略军占领蕲州开始……”
是啊,当一个贫穷落后的民族被外来民族所欺侮的时候,所承受的不仅是精神上的困顿,更直接的悲哀便是生存中的奴隶身份,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一天会被豺狼吞噬。
其实,在日本人占领蕲州的时期,受害的又何止只是王家大屋?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消失在恶魔的铁蹄之下?有多少柔弱的女子被日寇肆意侮辱?

遗憾的是,无论我们现在怎样地去寻找从前,王家大屋亦如李德馨老屋一样,在特殊的时代中做了飞灰,隐逸在垂暮的记忆里。
我们既不能演绎王家大屋当年的繁华,更无法重现远逝的威武,只能在历史的尘埃中拾取一些片段,拼凑出残缺的画面,慰藉一下不甘寂寞的灵魂,同时留给明天,留给明天那些有振兴希望的人们!
作者:邱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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