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了易中天先生的文章——《中国的文人很多，知识分子却很少 》，文中对所谓“文人”进行了深刻剖析，读来甚是过瘾，感觉“文人”这个词，就像“小姐”一词，以后有可能会仆街。
过去我们说某某是个文人，确有夸奖其文笔很好的意思。看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了，再夸某某是个文人，弄不好对方会白眼一翻，给你回敬一句：你才是文人呢，你们全家都是文人！这个场面，想想就觉得尴尬。
易先生的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士人、学人、诗人的特点是真，文人是伪。
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既然如此，便并不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
有一次，一个文人进上书房，懵里懵懂，随口问了句“老头子来了吗”。不料乾隆从屏风后转出，问他“老头子”是什么意思。这文人立马跪下来奏道：万寿无疆谓之老，至高无上谓之头，父天母地谓之子。皇上龙颜大悦，这文人也转危为安。看来，正如士人有傲骨，并不妨碍他谦和；文人多傲气，也不妨碍他谄媚。甚至他们的“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这些话说的真好！其实“文人无行”，古人早就心知肚明。最早把话说穿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意思就是，观察古往今来的文人，大都不注意小节，很少能因名节高尚而不受他人支配的。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就意味深长了。要知道，曹丕自己不仅是诗人，还是文艺理论家。曹丕尚且看不起文人，则文人口碑之差，品位之低，便可想而知。
文人一词，过去曾有三种用法和定义。起先指“有文德的人”，后来指“文秘”。再后来，指“舞文弄墨的人”，所以也叫“文人墨客”。这种用法，最早就出现在曹丕的这篇文章。可见，后世通用的“文人”一词，刚一出现，就伴随着差评。而与“文人”相关的好词，却似乎没有。
明代诗人曹学佺有副著名对联：“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相传明朝天启年间，广西桂林的皇亲宗室好养斗犬，用做宫廷赌博娱乐！每当闲极无聊时，还会牵出斗犬，任意让其撕咬路人，以此取乐！
一天，皇亲的奴才又闲得无聊，故计重演放出斗犬，一秀才奔跑不及，扑倒在地，斗犬骑在秀才身上任意撕咬。就在这时，路边冲出一杀猪佬，手起刀落剁了狗头，救下了秀才！皇亲的奴才一看，竟然把主子心爱的斗犬杀了，这还了得！仗着人多，便把杀猪佬捆绑起来连同死狗送到官府，要官府判他给狗偿命！时任广西右参议的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件，他为人刚正不阿，丝毫不畏惧皇亲宗室的压力，判屠夫无罪，并判皇亲赔偿秀才医药费！皇亲觉得自己丢了脸面，但在法理上又拗不过曹学佺，心生一计，要求重审，并暗中用重金贿赂、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说他自己和斗犬是朋友，那天斗犬和自己在玩闹嬉戏，是屠夫恶从胆边生杀了斗犬！再次审理时，秀才贪财，又惧怕皇亲势力，便出卖了屠夫，更改了口供！曹学佺听完秀才改的口供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叱道：“人证物证皆在，况且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致他于死地，认狗为友，伤天害理！”说完就要衙役杖击秀才，秀才终于招了是皇亲威逼利诱他做假口供，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曹学佺重判：屠夫无罪；秀才，认狗做友、恩将仇报，革去功名！并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千古佳句！
不仅底层的秀才文人如此，便是位置较高的文人，无耻起来也是没有底线的，比如网上盛传的“
1949年11月，斯大林70寿辰之际，郭某某写下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一诗：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热将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将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你的智慧将使江河改流山岳奔走
大地永远年轻，人类永远如兄如弟……
这首诗，光荣入选中国历史上的十大马屁诗，成为热搜里的常客！
在《红旗跃过河江》一文中，他是这样写的：“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麽生动，多麽潇洒，多麽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
伟人无意间写了两个有争议的字，郭某某居然也能从中获得忒多“启示”，难怪王元化先生惊叹：“这话又说得何其肉麻！”
还有，睁眼瞎的应景诗，郭某某写得也不少，比如“三年灾害”时写的“乐岁丰收人寿康”，“陇头积粟堆成阜”。有人惊呼：“文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现实生活中，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那种为生存为往上爬，而完全丧失气节、不择手段的人和事，即使今天也有市场。
应该说，这不仅是文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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