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地球的表面有70％被水覆蓋，但是人們論述歷史的時候，還是以陸地為中心論，中國人自然也不例外，常常對海洋吝嗇筆墨，很多人都不知道，作為擁有世界上最古老、最豐富文化的中國，其實和水域的關係比想象中還要密切。
中國人起源於內陸，因此，對海洋世界充滿了謹慎，但他的形成和發展的關鍵，卻仍舊是依靠對內陸水域的開發來實現的。與海洋相鄰的人們，隨著發展必然會走向大海，通過海上交流讓中國的文化和觀念，通過航路廣為傳播，因為在蒸汽機出現之前，文化、貿易、戰爭甚至疾病，在海上移動的速度都比陸地上更快。
大多數情況下，水上旅行都比陸地旅行來得更安全方便，人們依靠水流、潮汐和風向，分析海面的狀況以及和陸地的關係，不管是出於商業、戰爭、探險還是移民的目的，人們在技術和社會層面上對水域生活不斷的適應，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
曾經馳騁海域的中國人，又是怎麼從宋元時代的繁榮，走到明清的衰落呢？中國的海洋、水域史又是經歷了什麼歷程呢？且聽猴格慢慢道來。
中國早在春秋時期，東方的齊國就和南方的吳國、越國之間有海上貿易，還發生過不少海上戰爭，他們當時的貿易物品就是青銅、鐵器和絲綢。
那時候中國的核心地帶還在山西、陝西、河南等地，沿海地區是以農業或者航海為導向的越族居住著，北方人能夠進入南方地區，有漸進又帶著偶然因素的過程，那就是領土擴張和保護朝貢貿易。
秦國戰勝所有的對手後，處於領土擴張和獲取物產的目的，開始向南方擴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遣由五十萬名士兵組成的軍隊，向南部發動遠征，依靠修建長達五千米的靈渠，取得遠征勝利。
靈渠位於今廣西，連接了向北流入長江的湘江和珠江的支流桂江，由監祿主持開鑿的。這位名字叫祿的監御史還對桂江上游長約二十五千米的河道進行改造，使經過內河從廣州到長安成為可能。
雖然秦帝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但秦帝國的航海活動從官方記載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尋求長生不老藥。秦始皇曾先後兩次派出船隊訪求神仙，最知名的就是徐福東渡。
秦之後的漢帝國繼承了秦帝國的基本制度，漢武帝征服南越，也首次把越南北部的東山文化納入勢力範圍之內，開始和東南亞以及印度展開貿易交流，《漢書》就記載了參與貿易的國家、貿易路線及具體商品。
從合浦或者日南啟程的船隻沿著海岸航行，穿過昭披耶河（今湄南河）的河口登陸，經過十天的徒步穿過寬四十千米的克拉地峽。到達孟加拉灣後乘坐當地蠻族的商船，才到黃支（泰米爾納德的帕拉瓦王國的都城甘吉布勒姆），歷時長達七年的時間，這還是在遭遇風浪和溺水危險以及途中遇到蠻族搶劫後仍能倖存的經歷。
東漢時期，越南爆發由二徵領導的獨立戰爭，中國政府為了保護南方的貿易，派遣遠征軍去征討，通過戰爭和談判把這次事件息事寧人。當時的政府重心依舊在西北方向，反而讓扶南（在湄公河下游，今越南東南部和柬埔寨一帶）成為貿易擴張過程中獲利最大的國家。
扶南的成功得益於他優越的地理位置，他在海洋季風的會合處，也是泰國灣和南海的交匯處，湄公河三角洲的港口能夠讓商人們停留好幾個月，那兒還有肥沃的耕地以及能夠自給自足可供出口的糧食。在東西方貿易鏈上，扶南就是樞紐的作用，東漢與大秦（羅馬）的貿易只有通過海路，雖然航線長且很危險。
漢和帝在位時期，使節甘英就曾經試圖繞過中間商安息國，直接與大秦貿易，他穿過亞州，到達條支（波斯灣的卡拉克斯-斯帕西努港），希望能在紅海的港口乘船到羅馬，安息人察覺了甘英的目的，就以海路艱辛來阻止甘英，致使甘英放棄原定計劃。
進入三國後，大約在公元250年，吳主孫權就派使節朱應和康泰前往扶南，瞭解扶南國情以及貿易情況。兩位使節在那裡遇到一位來自南亞次大陸某個王國的代表，康泰在已亡佚的作品中還記錄了一名中國商人途徑東南亞到達印度的事情。
吳國轉向海洋貿易的原因，就是因為蜀國和魏國阻礙吳國進入盛產良馬的中亞地區，入侵交趾也是因為紅河流域提供了進入雲貴高原牧馬草地的入口。為了強化他的正統地位，吳國頻頻與林邑國、扶南國、堂明國使節往來，更推動了長江以南地區的漢化，為永嘉南渡的大規模移民鋪平了道路。
因為吳國與魏、蜀的戰爭，交趾在林邑、扶南的煽動下發動叛亂，反而讓為了躲避戰亂的南海商船繞過越南北部直接航行到廣州，使廣州成為中國彙集奇珍異寶的最早港口。
正當南海的貿易開始擴張時，中國遭遇五胡之亂，導致上百萬北方居民大逃亡，遷徙到南方，這也是漢人第一次大規模的移民，給南方帶來了中原的文化和制度。
雖然當時中國南方和周邊的政治形勢是一片混亂，但在海外貿易的發展上，卻是穩定又繁榮的一段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也首次變成以海路為主導，從公元421年到公元589年間，就有來自多個王國的六十四個貿易使團穿過東南亞來到中國。
這時，東南亞長途貿易方向也被改變，馬來半島和扶南之間的航線被放棄，開啟了馬六甲海峽和越南南部之間的一條公海通道新航線，航線的更改讓扶南和林邑不可挽回的開始衰落，但同時也給其他國家創造新的機會。
馬六甲海峽航線雖然早有人走過，但第一位記錄這條航線的則是佛家弟子法顯，所以，這條航線的開闢，很可能是與佛教在東南亞和中國的興起相關。3世紀的時候，就是商人和佛教徒開闢了海上通道，把佛教傳到中國。
隋帝國建立後，楊堅就讓人改造了在七百年曆史中一直連接著坐落在變化無常、流淺沙深的渭河河畔的都城、與黃河的運河，這條新的水道就是廣通渠。
他的兒子、最傑出的運河建造者楊廣，還建造了大運河航運系統 ，同時確定隋帝國在中華文化圈邊緣及以外國家的地位。公元601年，交趾宣佈獨立，隋帝國迅速做出反應，沒有從昔日輝煌的航線穿過廣東和廣西，而是經過雲貴高原到達紅河下游，從西面襲擊了交趾迫使他投降。
從公元607年開始，隋帝國就開始與更遠的東南亞國家互派使節，但因為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失利，致使隋帝國並沒有從海洋貿易中獲得利益。
早在公元前2世紀八十年代，燕國人衛滿奪取了朝鮮的王位，禁止朝鮮南部與中國進行貿易，公元前109年 ，漢帝國出兵征服朝鮮，把朝鮮半島劃分為四個郡，後來演變為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百濟因為懼怕高句麗的擴張，開始從日本的大和國招募士兵，從這時，朝鮮半島成為日本進入中國的跳板，在漢光武帝末期，就有日本使節通過朝鮮來到漢帝國的朝廷，獲贈“倭王”金印。
6世紀末，高句麗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威脅，隋帝國為了消除隱患，對其展開打擊戰爭，由於楊廣的大興土木，加上黃河下游的洪水，引起國內危機，使他的遠征計劃不得不暫停。
進入唐帝國後，中國文明開啟了他的黃金時代，最初，唐帝國是依靠高句麗中間商和高句麗及日本進行貿易，到10世紀，中國商人開始活躍在亞洲的各條航線上，影響遠至印度南部和日本，唐帝國的皇帝還延續了隋帝國對高句麗的遠征計劃，短暫的控制過朝鮮半島。
東南亞海域的勿裡洞沉船就是唐帝國時期的，沉船是西南亞的，水手也是西南亞的，但船上則是中國的瓷器，還有批量生產的墨水瓶、香料罐和水壺。
通過瓷碗上的古蘭經文，可以知道，這艘船上的貨物是準備銷往阿拔斯王朝的；再通過批量生產的物品可以知道，唐帝國已經具備專門外銷出口的生產線，通過海路運輸，讓中國的瓷器出現在歪果仁的餐桌上，可以視為早期的全球化了。
在公元715年之前，唐帝國就設立市舶司，用於監管廣州的貿易並向進口貨物徵收關稅，隨後，在杭州和明州也設立市舶司，10世紀的時候，海外貿易非常繁榮，大量的檀香木和沉香木從外國進口，中國也出口大量的絲綢、瓷器、銅鐘和紙等。
因為貿易規模的擴大還促使中國開始試行紙幣，出現飛錢，到後來出現早期的紙幣交子，這都是繁榮的海洋貿易促進的。
唐高宗因為發動的戰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由於乾旱和饑荒，唐帝國出現大規模的移民，高宗皇帝也正式把洛陽定為陪都，通過這些事情預示了——中國的西北包括聞名世界的長安城，即將在未來走向衰落。
帶領唐帝國走進全盛時期的唐玄宗，並不甘心長安的衰落，一直在為恢復長安的主導地位而努力，比如重建運河系統，改善黃河的狀況，但隨著安史之亂和吐蕃的入侵，對中國西北部的破壞已經無可挽回。
唐帝國的內亂致使政府無暇顧及海上貿易，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五代時期。東部海岸線的貿易落入新羅人手中，新羅商人充當中間商的角色，最著名的就是在華商人張保皋，他建立了龐大的貿易網絡，輻射到日本和中國的沿海地區。建立高麗王朝的王建也是憑藉從家族生意中獲得的航海知識，掌握沿海地區及海上航線的控制權，成長為一名傑出的海軍統帥，最終建立國家。
唐帝國的衰落和五代的混亂，導致中國在西北的威望和影響日漸衰落，從秦帝國以來一直是中國核心地位的長安，暴露在敵人的鋒芒中，為了不受侵襲，政府開始東遷洛陽，居民也大量南遷，遷徙到不易受到侵襲的淮河和長江流域，從而讓中國人更接近運河體系，開始走向南方和海洋，對於中國海洋貿易的發展具有深刻的意義。
到了宋帝國，因為依靠金錢外交，皇帝不得不依靠商業稅，既而鼓勵發展商業，積極的支持海洋貿易。隨著交趾的獨立，中國的港口也明顯增加，公元1087年，繼廣州、杭州和明州之後，朝廷在泉州設立第四個市舶司，也讓福建商人成為東南亞貿易世界上一股持久的力量。
中國的海上貿易在擴大，對貿易的接受能力在提高，這些對東南亞諸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國人開闢的航路又主導了東北亞的交通網絡，使朝鮮半島的海上貿易開始衰落。
女真人消滅了宋帝國，宋帝國的流亡政府繼續南遷，在臨安建立南宋，臨安城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的第一個海港都城，這也表示中國的政治中心繼續向東南方向移動，成為向海洋開放的前奏。
在開封陷落之前，有三分之二的朝貢使團是通過海路到達中國的，遷都臨安後，所有的朝貢使團都是通過海路前來，
在南宋帝國開放的時代裡，海外貿易收入佔據朝廷歲收的20％。朝廷對海洋貿易的寬容，吸引更多的穆斯林商人和泰米爾商人來到泉州，泉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港口。福建商人也隨著航海技能和市場知識的增加，成為支配東南亞和中國之間航路的主導，大批的中國商人第一次開始進行私人海外投資，還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區，有些甚至延伸至今。
蒙古人繼承了宋帝國的造船、航海以及商業組織的遺產，也開始走向海洋，公元1293年，曾經做過海盜的朱清和張瑄，放棄傳統的舊航線，不再緊貼著危險的沙灘海岸航行，而是開闢了一條新的深海航線，把航行時間大大的縮短，損耗控制在1％，直到公元1417年，這條海運線一直是漕運的首選。
長途海上貿易的迅速發展，還帶動了航海技術的相應發展，比如指南針的發展，到14世紀，中國人還繪製出針路圖，用於展示指南針所指的航線和距離。
在宋元時期，中國人對海洋亞洲的瞭解比此前及此後任何時期都更深入，中國皇帝從海洋貿易中獲得鉅額的收入，因此，才會鼓勵海上貿易的發展。
朱元璋擊敗蒙古人後，就致力於建立中華中心主義的發展路線 ，公元1371年，朝廷詔令“片板不許下海”，標誌著明帝國要放棄海洋，但他們並沒有放棄對海盜的防禦，明太祖下建造3500艘船，以備各種不時之需。
到明成祖在位時，海禁的命令被廢棄，明成祖先後派出六支規模龐大的船隊，他的孫子宣宗皇帝派出第七支艦隊，前往印度、紅海、波斯灣和東非，船隊由回族宦官鄭和率領。
明成祖派出艦隊的動機是什麼呢？
涉及三個方面：
其一，是提高明帝國在國際上的威望，也是為了宣示他本人的合法性；
其二，就是鼓勵朝貢貿易，以消除華僑貿易的威脅；
其三，則是試圖尋找失蹤的前任皇帝朱允炆。
不管明成祖派出遠航的動機是什麼，他的遠航對區域經濟、政治聯盟甚至宗教發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讓明帝國和更多國家建立起朝貢關係。
如果明帝國此後沒有海禁，中國商人繼續活躍在印度洋的貿易中，就算葡萄牙人到來，也絕對不會喪失海洋主動權，那樣的話，今天的世界必定是另一番面貌。
可惜，耗資巨大的遠航招致很多批評，海洋被明帝國屏棄了，隨著京都北遷，也使朝廷對海洋事務的關注逐漸減弱，朝廷的目光重新轉向北部和西部。15世紀時，明帝國頒佈了第二條海禁，比明太祖時期的禁令更為苛刻，不但禁止中國船隻和水手出海，還禁止建造遠航船隻，太祖和成祖時期建立的沿海防禦系統遭到全部廢棄······
我們不但有漫長的海岸線，在內陸也有很多的水域，聰明的中國人開鑿運河的技術是世界上最高明的，運河除了防洪和灌溉之外，還有航運的功能，運送糧食，輸送軍隊。
中國人通過建造水利工程，精心治理縱橫交錯的眾多河流，以保護陸地免遭洪水的襲擊，提高農業生產力，並促進內陸的交通，像治理長江、黃河等河流甚至成為整部中國歷史中的主題。河流與運河的開發和利用又促進了疆域擴張及國內穩定，同時，積累的財富使精英階層可以進口外來物品。
中國形成和發展的關鍵雖然是依靠整個內陸水陸體系的開發，但國內的農耕和對外的海上貿易也有助於確保中國在海上鄰國之中保持優勢地位。
在理論上，中國可以生產自身所需的任何東西，因此並不需要對外貿易，但外來者通過朝貢的形式運送貿易品，則被視為承認中國地位的象徵，中國人也會通過回贈禮品展示皇帝的仁慈。
最早的海外貿易可以說就是來自於朝貢，中國王朝通過朝貢獲得滿足感，因為自己的重要性被外國承認而感到得意，
隨著朝貢而來的海外奢侈品源源不斷的流入，伴隨商品流入的還有外來的思想，這些是中國儒家士大夫們極其憎惡的東西。所以，不管在任何歷史時期，中國一直都有相當一部分官員士大夫反對海外冒險和隨之而來的奢侈品，他們認為這樣會危害到帝國的安全、經濟的穩定以及道德水準，這也成了明清海禁的主流原因，當然，還有天朝上國的自大心理作祟，最終讓中國的海權以及海外貿易，從宋元的繁榮到明清的沒落，落後就要捱打，歷史已經證明。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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