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鄭成功的“通洋裕國”，出自明末清初鄭成功向南明隆武帝提出的“延平條陳”，表明了鄭成功青年時期就有非常開放的觀念和高瞻遠矚的戰略。鄭成功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先驅者，“通洋裕國”不但解決了鄭成功指揮軍隊的糧草問題，又承續和發展了明末清初的“海上絲綢之路”。“通洋裕國”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的發展海洋經濟、促進對外貿易的主張。

一、鄭成功的“通洋裕國”經濟思想

鄭成功家族所處的福建東南沿海，有著非常悠久的海交歷史，早在明朝中後期就已經形成了“海者，閩人之田”，“閩地斥鹵磽崛，田不供食，以海為生、以洋舶為家者，十而九也”的社會場景，海洋生產與海洋貿易盛極一方。受家庭環境影響，鄭成功對發展海上貿易的效果與重要性一直有著深刻認識。

公元1645年6月，弘光政權覆滅，南明王朝退守福建、兩廣、雲貴一帶。當時，靠行海事起家的福建軍閥鄭芝龍意欲稱霸一方，在精心策劃之下，擁立唐王朱聿鍵入閩稱帝，定都福州，建號隆武。然而，鄭芝龍只把扶立南明政權當做政治交易，並沒有給予隆武足夠的施展空間和自由，他擅權跋扈，恃翼戴功，致使“軍國大政，一委芝龍，行朝仰成而已”。

這種情況下，隆武決定離開鄭芝龍，前往閩北率部親征。同年12月，隆武率領諸臣溯江而上。次年1月，鄭成功自延平出兵西上，初戰告捷，隆武隨即進駐建寧，準備前往江西贛州，御駕親征，不料卻被到由鄭芝龍的數萬軍民的阻道挽留，只好移駐延平。

1646年3月，不甘受挾的隆武為匡圖大計，開始就延平之局苦尋良策、遍問群臣，最終在鄭成功處得到了足以開解其心鎖的妙計“延平條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這條陳言簡意賅，切中時弊，一語道破了要害所在，被隆武帝嘆為奇策，大加讚賞。它的提出者鄭成功，因此被加封為忠孝伯，賜尚方劍，掛招討大將軍印，擔負起防守閩贛交界諸關的重任。

不久後，鄭成功在苦勸其父不要降清時說：“吾父總握重權，以兒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意恃險，設伏以御，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然後收拾民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在這番懇切的勸說中，再次將鄭成功所主張的海洋經濟思想，“收拾民心、大開海道、興販各港”，通過卓有成效的海外貿易來“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天下”。

可以說，從1645年的入朝上疏到1646年的泣血勸父，鄭成功已明確形成了與“重農抑商”“農業立國”思想完全不同的“以商養戰”“通洋裕國”的治政主張，有著不言而喻的時代價值和歷史意義。

二、“通洋裕國”思想的實踐及作用

有了堅定的目標、信念和戰略思考，鄭成功便時刻不忘“通洋裕國、以商養戰”，這在中國古代甚至是世界軍事史上都是很有特色的。正是由於通洋帶來的養軍之便，才使得鄭軍能夠取得驅荷復臺、經略臺灣。而從開始提出“通洋裕國”、制定“以通洋之利養軍”方略到具體實施，鄭成功可以說是付出了他在經濟、軍事方面所有的智慧與努力。

1646年8月後，因抗清失敗鄭成功與隆武帝分手南下。面對時局困難，鄭成功決意起兵，誓師海上，忠君報國。他為保障供給、堅持抗清，開始利用強大的軍事力量、充足的貨物來源和當地盛行的外貿傳統，建立起一個完善的“海上商業軍事集團”，不僅有效溝通了內地和沿海的商貿往來，而且還創造性地開通了“中國——東南亞——日本——中國”的三角貿易航線，促進了當地的文化傳播和經濟發展，“凡中國各貨，海外人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唯鄭氏獨操之，財用益饒”。

在鄭成功力主“通洋裕國”的“海上商業軍事集團”的帶動下，瀕臨海洋的閩臺人民都為自己找到了一條最為適宜的生存發展之道。原本那個只作為漳州月港部分開禁時進出船隻驗船處的廈門，也在盛極一時的對外貿易中，一躍而成為當時著名的海內外貿易商品集散地，“市廛殷阜，四方貨物輻轅，乎可比一大都會矣”。以至於清大臣認為：“蓋廈門一窟，素稱逆寇鄭成功之老巢，商賈泊洋販賣貨物之藪也。想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

於是，為了斷絕大陸沿海居民對鄭成功海外貿易及追隨，清王朝決定實行嚴厲的“禁海、遷界”政策，但卻收效甚微。而鄭成功為實現復明基業，除組織數量眾多的東洋商船隊和西洋商船隊專事海外貿易外，還在廈門、泉州開設仁、義、禮、智、信五大商行，稱水路五商，在杭州等地開設金、木、水、火、土五大商行，稱山路五商，以不披露身份的秘密形式，專門從事各地名產的組織貿易，廣開渠道，使鄭軍的通洋商貿供應有餘，往來順暢，大大滿足了當時抗爭的需要。

“通洋裕國”的最終目的就是“裕國”，只有“裕國”，才能使鄭成功擁有堅持抗清的根本保證。因此，那些為“裕國”而必須大力進行的“通洋”之舉，在清朝控制了的內陸地區已經很難獲得補給，必須堅持廣拓商源，廣開商路，廣尋商機，自力更生，持續發展。

對於鄭氏集團這種始終努力堅持“通洋裕國、以商養戰”的特殊成效，延平王戶官楊英曾自豪地認為:朝廷

因此在收復臺灣後，鄭成功的繼任者依舊在“通洋裕國”思想的指導下，繼續重視發展海上貿易，“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臺灣，興造洋艘、烏船。裝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熕、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將鄭氏的“海洋商業”經濟模式發揮得淋漓盡致。

清代鬱永河評價說：“成功以海外彈丸之地，養兵十萬餘，甲冑戈矢罔不堅利,戰艦以數千計，又交通內地，遍買人心，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由此可見，“通洋裕國”作為鄭成功海洋經濟思想的重要表達方式和集中體現，不僅在極端困難時期幫助鄭成功排除了經濟和軍事上的重重困擾，而且還為鄭氏集團開基臺灣、發展民生提供了必要的財富積累和經營基礎，是對歷代中原統治者“重農抑商”“重陸輕海”“以農立國”傳統社會管理方式的一次成功挑戰。

三、“通洋裕國”政策下帶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契機

事實證明，鄭成功創建“海上商業軍事集團”“通洋裕國”、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的先進主張，不僅契合了大航海時代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趨勢，順應了明朝中後期中國東南沿海經濟蓬勃發展的社會需求，而且還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對福建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契機，起到了積極的引領作用。

1.促進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

以瓷器製造為例，明清之際的福建尤其是閩南地區已經形成了以製作陶瓷和運輸銷售為主要謀生盈利手段的、分工明確的世家大族。他們不僅接受市場訂貨，而且還在生產方式上，形成一種“各自制坯，合作燒窯”的聯合經營方式，由商人根據市場需求，將貨款發放各個作坊，作坊按照商人要求的式樣、數量，製出瓷坯，打上自己的商號、款識，然後由商人集中統一燒製。器成之後，再由專門的人員行銷海內外。

在水果及經濟作物收購中，不同形態包買商的活動相當活躍。以蔗糖業為例，商人在糖蔗成熟之時，就以“放賑”的形式預付資本給糖寮（即糖廠），然後收購其產品。這種包買方式切斷了小生產者在銷售產品這一環節與市場的聯繫，因而“獲息數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由於貿易興盛，手工業產品生產繁忙，開始出現商人直接投資進行生產的手工工場。僱主與僱工之間不存在主僕名分，僱工的身份是自由的，他們按月領取工資，有的按銀計算，有的按銅錢計算。如崇安縣的紙廠主人吳玉貴"……小的廠內僱有工人虞五開，每月工錢銀五錢，並未立有文卷，議有年限”；龍溪縣的土窯僱工“歐萬向在楊莫窯內做風爐，每月工錢二千四百文”等等，這些都是屬於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

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一些商人也開始造船僱傭水手，投資海運。在船主與僱工之間形成的僱傭關係，也是平等的貨幣與勞動力之間的買賣關係。所謂“饒兀。十者，視波濤為阡陌，倚帆檣為耒和口富豪以財，貧人以軀，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樂輕生，鼓槌相續，亦既習慣，謂生涯無踰此耳。”

2.形成了工商業團體的軍事機器

倪樂雄教授認為：從西方近代史看，只有當工商資本培育出自己的軍事力量時，才能對傳統的經濟體系和政治體系發起有效的衝擊，才能促成封建社會全面徹底地向資本主義轉型，無論是農業社會的法國還是商業社會的英國都是如此。

因此，工商資本能否“孵”出自己的軍事機器，似可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誌，似應成為衡量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

參照這個標準，鄭成功所構築的“海上商業軍事集團”不僅成功運用商業資本孕育出了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還成功運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對商業活動進行有效保護，進一步促進了社會資本的集聚壯大。

二者所形成的互動關係，在經濟結構上遠比江南的絲織業更接近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在社會結構上則形成了能夠發展資本主義的“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和“商團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會群體，為其在17世紀大航海時代的西太平洋海域，構築了一個幾乎無人能與匹敵的強大帝國：“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臺灣，興造洋艘、烏船。裝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煩、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

3.喚起民眾對海軍和海權意識的覺醒

在伸張主權、保證貿易安全的前提下，鄭成功一方面積極提倡互惠互利、開放發展的貿易方針；一方面則堅決面向海洋，建設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以先進的海洋和海權軍事觀向傳統的陸權軍事觀發起挑戰，為維護國家的領海主權，奠定了難能可貴的思想基礎和現實基礎。對此，南昌大學陳東有教授明確指出，

“鄭氏集團活動時期的背景，是世界海洋經濟向全球一體發展，各大陸之間建立起了直接的海上聯繫，並由此向內陸文明中心挑戰；近代世界市場中的主體一一西方商人在國家權力的資助和武裝保護下，向東方逼進。對中國來說，這是機遇。然而中國政府，無論明朝，還是清朝，仍以內陸文明中心觀決定一切。中國東南商民卻積極地迎接了這場挑戰，參與了近代世界市場的互動，把中國的海洋社會經濟推進到一個蓬勃發展時期。而最大的集體行動則是由鄭氏集團來完成的。”

可以說，這種由商業經濟和海上貿易而萌發出來的海軍和海權意識，不僅有助於幫助鄭成功掌握外情、開拓商路，而且對國家的海疆防禦和財源收入很大意義。當荷蘭殖民者竊踞臺灣並多方刁難鄭成功的海上商隊到臺貿易時，鄭成功“遂刻示傳令各港澳並東西夷國州府，不準到臺灣通商”。

如此不畏強權，堅決護衛中國海上商民政治、經濟利益的堅定信念，使鄭成功成為了遠東地區唯一能夠抵禦和抗擊歐洲殖民入侵的代表性力量，其所具有的海權意識和開拓進取精神，已遠遠超過了他的那個時代，是中國那些傳統統治者所無法想象的。

結語：

就歷史發展的規律而言，無論是先進的歐洲，還是東方的日本、印度，無論是出自內部發展動力，還是經由外力的衝擊，任何一個國家進入近現代化的進程，都要以突破舊體制的保守框架為前提。鄭成功倡導“通洋裕國”經濟思想所具有的現代性意識，不僅使其在17世紀世界歷史的大航海時代，得以與稱霸亞太地區的西方擴張勢力相抗衡，為重新呼喚中華民族的海洋開拓意識，構築了一座歷史性的豐碑。

總之，在充滿希望的17世紀，在改變世界歷史的大航海時代，鄭成功緻力於“通洋裕國”的實際行動，鄭成功向“閉關鎖國”“重農抑商”傳統體系發起的勇敢挑戰，早已為中國人開啟了一個新的發展目標——“海洋與商業”，是中國走向資本時代的發端者與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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