蜚聲世界的陸上絲綢之路,其中國段自西向東分南北兩線穿過新疆,於
河西走廊西端匯聚,沿著河西走廊進入中原,繼而分散至南方與北方;自東向西於河西走廊東端匯聚,穿過河西走廊進入新疆,繼而分南北兩線。縱觀絲路全線,極少有地區能與河西走廊匹敵,擔任起如此厚重的歷史使命。河西走廊的形成
大約7000萬年前,喜馬拉雅造山運動伊始,青藏高原逐漸隆起,最終,原本北上的印度洋暖溼氣流被青藏高原切斷。自東而來的太平洋暖溼氣流也被太行山及秦嶺阻隔,停下西進的腳步。即便部分水汽跨過太行山,最終也被迫降落在陰山以南、賀蘭山以東的河套平原。如此,便形成中國西北及蒙古高原的大片戈壁荒漠。
幸運的是,伴隨著青藏高原的隆起,在其北部邊緣地帶,一條東西長近千公里的弧形山脈被頂推隆起。平均海拔達4000米以上,多數山峰積雪常年不化,它就是祁連山,如同溼島一般嵌入西北戈壁荒漠之中,河西走廊便形成於其北側山腳下。
得益於祁連山豐沛的山區降雨及積雪融化,河西地區形成了眾多的內陸河流,其中包括中國第二大內陸河黑河。河流直接左右河西四郡的選址,漢武帝時期的河西四郡即今天的河西四座城市:武威、張掖、酒泉及敦煌。它們分別被石羊河、黑河、北大河及黨河四大祁連山內陸河滋養。仰仗中國第二大內陸河黑河,張掖也被稱為“金張掖”。
在蜚聲世界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之路上,河西走廊註定要成為最閃耀的路段之一。它夾在青藏高原與蒙古高原之間,成為中原農耕文明通往塔里木盆地農耕文明最適宜的通道。河西四郡依次排開,各自經營著自己負責的路段,祁連山如同燈塔一般,指引著西去東來的人通往各自的遠方。
當人們習慣自東向西看待這條通道的時候,我們今天不妨自西向東來解讀,或許這樣更能彰顯它的國際地位。
吐火羅人與月氏人相遇
公元前4世紀,古代南亞語言學家波你尼便注意到,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語言與印度地區的語言有相似之處。近代,語言學家和遺傳學家通過各自擅長的領域,共同研究認為存在一個講原始印歐語的群體,他們因為遷徙而被隔絕開來,導致歐洲與印度的部分語言非常相似。
大約6000年前,在伏爾加河流域和頓河流域一帶的東歐平原上,生活著古印歐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開啟了自己的遷徙之路,遷徙原因至今尚不明確。
遷徙之路基本分東西兩個方向,向西進入中歐及西歐,向東進入中亞及西伯利亞。最東的一支進入新疆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形成克爾木齊文化。甚至在今新疆奇臺縣,發現克爾木齊式尖底陶器及克爾木齊式石俑,成為印歐人進入天山東段的見證。學界將這部分進入新疆的印歐人分支稱為克爾木齊人。
原本生活在北疆的克爾木齊人並沒有停下自己遷徙的腳步,又南下至塔里木盆地邊緣,創造出塔里木盆地綠洲農耕文明。我們今天熟知的樓蘭人、古龜茲人等皆源於此,學界將其稱為吐火羅人。在今天塔里木盆地南緣的諸多遺蹟中均有發現吐火羅文,它曾是焉耆、龜茲等國家的官方語言。
伴隨著吐火羅人的東來,源自兩河流域的小麥種植技術及食用技術被帶到塔里木盆地,同時還有源自東歐平原的馬匹馴養技術。圓形輪子及馬拉雙輪戰車技術也極有可能在此時被帶入中亞。
塔里木盆地農耕文明興起的同時,月氏人在東方河西走廊地區興起,勢力逐步進入塔里木盆地。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月氏人亦為遷徙至東方的印歐人,但目前尚不確定。可以確定的是吐火羅人和月氏人最終在今天甘肅新疆交界地帶相遇。
這次相遇使得小麥進入河西走廊,從而傳遍中國北方,成為中國北方地區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取代粟和黍的地位。
迄今為止,中國境內發現最早的小麥種植地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緣,其次在甘肅河西走廊一帶。
除小麥外,馬匹在戰爭中的使用技術也伴隨著吐火羅人與月氏人的相遇而傳播開來。另外,中國北方草原也是馬匹技術的傳播路線之一,至於時間早晚,目前尚無定論。
佛教及佛教藝術東傳
佛教是唯一一種,其創始人聲稱自己既非某個神的先知,也非神的使者的宗教,甚至拒絕神至上觀念。他主張自己是一位“覺悟者”,也就是“佛陀”,因而他是大眾的精神導師,他說法的目的是為了眾生得到解脫。正是這一“救世主”的身份把他的“解脫學說”變成了宗教,把喬達摩·悉達多這個歷史人物變成了一位神。
學者們大都認為,公元前558年或者前567年,悉達多出生於伽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和印度交界地帶)。他是國王淨飯王與夫人摩耶的兒子,因此也被稱為悉達多太子。物質生活富足才能更好的追求精神生活,這一原則在悉達多太子身上得到詮釋。
悉達多太子16歲成婚,29歲離開王宮,公元前523年或者前532年覺悟,餘生致力於講法,80歲圓寂。此後,悉達多的思想被其弟子收集整理,佛教體系逐步形成。
佛教誕生後的200-300年間,接連發生兩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從而直接改變佛教命運。
公元前326年,亞歷山大大帝在東征過程中侵入印度,從此印度向希臘文化開放,不久便在印度文化和政治方面體現出來。在佛教領域,由於古希臘石刻造像藝術進入印度,在犍陀羅形成古希臘—佛教造像藝術。這一藝術的形成對佛教意義深遠,從此開創以人類自身的形象表現佛陀的藝術形式。
以上為第一件大事,古印度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皈依佛教為第二件大事。
阿育王在征服絕大多數古印度領土之後,當眾皈依佛教,隨後多年在全國範圍內巡禮佛跡。同時,他派遣教團前往各地弘法,遠至大夏、粟特和錫蘭。阿育王推動的弘法活動持續了數百年,佛教從克什米爾傳播至伊朗東部,繼而翻越帕米爾高原抵達新疆,最終通過河西走廊進入中國內地。
阿育王曾說:萬民即我子孫,我為我的子孫追求今世和來世的福祉和幸福,也為萬民追求幸福。阿育王死後,孔雀王朝迅速隕落,但是,佛教卻得以轉型成為一種世界宗教。
在佛教思想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犍陀羅佛教造像藝術也隨之傳入中國。在今天河西走廊的石窟群中,中華文明藝術、古印度佛教藝術及古希臘造像藝術三者同時體現在佛教塑像及壁畫之中。更令人咋舌的是,據不完全統計,河西走廊及甘肅其他地區現存石窟數量達170餘處,因而河西走廊也被稱“絲路石窟走廊”。
祆教、摩尼教、景教的傳播
馬自達——這個名字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汽車頭部的翼狀標誌也廣為人知。但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原創名稱,它源自中亞祆教的主神“阿胡拉·瑪茲達”名稱的一部分,馬自達汽車的翼狀標誌也源自祆教標誌。
阿胡拉·瑪茲達為光明至善之神,創造世界、人類及火以對抗黑暗與邪惡,選擇信仰阿胡拉·瑪茲達即選擇對抗黑暗邪惡。祆教為中國古籍中的記載,波斯語稱其為“瑣羅亞斯德教”,其創始人為瑣羅亞斯德。
瑣羅亞斯德出生在米底王國的一個貴族騎士家庭,20歲隱居,30歲號稱受到神的啟示,駁斥多神教,宣揚祆教,受到諸多多神教祭祀迫害。42歲時,阿契美尼德帝國宰相取其女兒為妻,將他引薦國王,至此,祆教在波斯迅速傳播開來,成為阿契美尼德帝國的國教。
隨著阿拉伯帝國征服波斯,中亞在伊斯蘭化的過程中,祆教徒被迫東遷。部分進入印度,部分穿過西域及河西走廊進入中原。唐朝時期有許多祆祠以供“胡商祈福”,並與景教、摩尼教合稱“唐代三夷教”,宋朝以後基本消失,歸義軍時期的敦煌一度流行祆教。
于山西太原發現的隋朝時期的虞弘墓,是中原地區研究祆教文化在中國的第一手資料,更是中原地區至今發現的唯一有確切紀年的西域、中亞文化墓葬。
根據其墓誌記載,虞弘為魚國人(目前尚不知魚國位置),其石棺上的聖火浮雕表明虞弘為祆教徒。他曾奉茹茹(柔然)國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渾、月氏等國家,也曾到訪安息帝國管轄區域,後出使北齊,之後留在北齊、北周及隋朝做官,享年59歲。在其墓葬中包含大量中亞、高加索人種浮雕,以及眾多中亞、波斯風格飾品,且喪葬風俗與中原完全不同。
公元3世紀中葉,波斯人摩尼將祆教、基督教、佛教混合而形成哲學體系,創立摩尼教。其教徒將摩尼教比喻為“世界之海”,此前的各大宗教如一條條細流匯入其中。
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摩尼教逐漸在安西都護府傳播。武周時期,摩尼教通過河西走廊傳入中原。安史之亂期間,回鶻助唐平定叛亂,摩尼教藉助回鶻勢力,從而取得在唐傳教的許可。之後,摩尼教在回鶻地位日益攀升,回鶻放棄薩滿教轉而奉摩尼教為國教。藉助回鶻與唐的關係,摩尼教在中原地區開始廣泛傳播。
公元843 年,回鶻勢力逐漸衰弱,從唐撤兵。唐朝一改前態,開始大規模打擊摩尼教,強迫本國教徒放棄崇信摩尼教,外國教徒則驅逐出境。後歷經“會昌法難”,摩尼教再也不能在社會公開傳教,從而轉入地下與其他宗教結合,成為農民起義的號召旗幟之一。
得益於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龍記》,絕大多人中國人記住了摩尼教。小說中描述的“明教”即摩尼教。因摩尼教起源於祆教,含義較為混亂,中原地區經常不加以區分將祆教和摩尼教統稱為“拜火教”、“波斯教”等。
小時候讀金庸,只覺天賜想象力造就神奇,今日才得知,唯有浩瀚的知識儲備方能造就神奇。
時間來到公元1625年,即明天啟五年,西安掘出一塊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共用1780個漢字與數百個敘利亞文撰文。碑文顯示,唐太宗貞觀年間,有一位名叫阿羅本的傳教士,沿于闐等西域古國,經河西走廊進入長安。他拜謁唐太宗之後,請求在中國傳播景教(基督教分支),唐太宗準其傳教,景教開始在長安等地傳播開來。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現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極具價值的文物古蹟之一。
另外,敦煌鳴沙山石室也曾發現《景教三威蒙度贊》、《序聽迷詩所經》、《志玄安樂經》三本景教文獻。可惜的是前者現存於法國,後兩者現存於日本。
元朝時期,由於大量色目人來到中國,使得中國景教信徒有所增加。在甘肅敦煌、肅州、甘州、涼州,新疆喀什噶爾、莎車、伊犁,江蘇揚州、鎮江等地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院。明朝取代元朝之後,景教衰微。16世紀左右,天主教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景教徒數目隨之銳減。
貫通河西走廊的粟特人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唐朝的長安城,街道如棋盤一般,皇宮大致在中間,其他區域分為東西兩城。東城住著以漢人為主的唐人,商鋪主要兜售本土商品;西城 商鋪主要販賣從絲綢之路上運來的貨物,居住著許多西域來的“胡人”。
中國古籍中的“胡人”一般指來自西北方或西方的非漢族人口,這其中有一支
在絲綢之路貿易上佔據主導地位的民族,他們被中國人稱為粟特人或是昭武九姓胡人。粟特人屬歐羅巴人種中的伊朗人種,生活在中亞澤拉夫尚河流域,即今天撒馬爾罕一帶。
粟特由大小不一的綠洲國家組成,常臣屬於外族。中國史書按照其國名為粟特人取姓,主要有曹、安、史、康、石、羅、白、米、何九種姓氏,故稱粟特人為昭武九姓。昭武為中國史書中粟特人曾經的居住城市,有說法提到昭武即今張掖,但此說法並不成立,從人種學與語言學來判斷,粟特人與東亞關係不大。絕佳的地理位置似乎直接預示著粟特人將會成為絲綢之路上最成功的商業民族。向東,他們可以和東亞人進行貿易,向西可以前往地中海沿岸國家,南下印度次大陸,則可以溝通古印度地區。
公元前6世紀,在大流士一世統治的波斯帝國的一塊石碑上,首次出現“粟特人”詞彙。碑文記載:“粟特人朝貢大流士,帶來大夏青金石,草原斯基泰人的金碗”。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斯坦因相繼在樓蘭與敦煌找到數目驚人的文物古蹟。之後,他來到嘉峪關,聽說距離嘉峪關不遠處有個破舊烽燧。別人也曾去過,但未曾發現什麼。
但斯坦因並未因此放棄,他依舊前往烽燧試圖找到點什麼,或是運氣好或是長期獵寶養成的好習慣,他找到八封破舊不堪的書信。雖然書信早已破舊不堪,但他依舊編號送回英國。
公元312年,一位郵差因故不能前進,將郵袋落在此地,直到1907年被斯坦因發現,這八封書信一直躺在那個郵袋中。更為重要的是,這八封書信全部為粟特文書信,經多國學者破解,絲綢之路上粟特人的商業狀況也變得更為清晰。
粟特人外出經商往往結伴而行,少則十幾人,多則數百人,並有武裝自衛,沿途建立聚落,商隊首領被稱為“薩寶”。他們把西方的金銀、香料、首飾運到中國,又把中國的絲綢、瓷器運往西方。為打通到拜占庭的絲路貿易,粟特曾出使波斯請求貿易。
唐朝時期,唐太宗與唐高宗相繼擊敗東突厥與西突厥,粟特地區宗主權轉歸唐朝,在撒馬爾罕地區設立康居都督府,歸治於安西都護府。從那時起,粟特人開始大量進入中原進行商貿活動,公元5至8世紀,他們幾乎壟斷陸上絲綢之路國際貿易。
進入中國的粟特人往往比較富裕,在中國西部建立自治聚落,居民自行武裝,並累世掌握當地兵權,出任地方官員等。北朝和隋唐政府為控制粟特聚落,將粟特人領袖職位“薩寶”納入中國官僚體制,專門授予粟特人,部分粟特人甚至走入朝廷為官。安史之亂時期,安祿山與史思明兩位粟特裔將領動員粟特聚落及部將,幾乎顛覆李氏唐朝天下。
安史之亂後,唐朝開始排斥外族,粟特人遷居各地。在今天新疆、甘肅、陝西、寧夏、山西、河北等地均發現粟特人墓葬,出土藝術品極具中亞風格。
今天的河西走廊
我們的祖先東來西往,用他們的方式,在地球上走出一條條通道,我們理應致敬他們。現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在這些古道上構築一條條新的通道,我們應當充滿勇氣。
今天,人們試圖通過歐亞大陸橋、一帶一路,為河西走廊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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