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年4月，豐臣秀吉悍然發動戰爭，日本十七萬水陸大軍進犯朝鮮，僅二十餘天就攻佔了漢城、平壤，朝鮮防線全面崩潰。日軍“旦暮且渡鴨綠江”，朝鮮國王火速派遣使臣，嚮明朝請求援兵。明廷應朝鮮之請，命遼東都司派三千兵渡江入朝。十二月，明朝以宋應昌為朝鮮經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率兵三萬五千人，正式出兵援朝。明軍入朝之後，即與朝鮮軍民聯合作戰，很快就收復了被日軍佔領半年之久的朝鮮都城平壤。明、朝聯軍乘勝進攻，到萬曆二十一年（1593）四月，陸續收復了朝鮮漢江以南的廣大地區，日軍退守釜山。至二十二年（1594），中日軍隊在釜山一線成相持狀態。萬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議和失敗，戰事再起。日軍60萬，水陸並進，由南向北全面推進。明朝再次出兵朝鮮，與朝鮮軍隊聯兵對日軍發動全面攻擊，至萬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日軍在海上遭明朝聯軍重創後，最終被趕出朝鮮。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各種人物輪番登場，他們或是能征善戰，或是貪生怕死，或是運籌帷幄，或是殘暴不堪，都在青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除此之外，還有些不為人知的小人物，他們雖籍籍無名，但誰也無法磨滅他們的功勞。比如下面這位，一個明朝人，潛藏日營數載，曾多次為明軍提供情報，還火燒敵營，幫助明軍取勝，堪稱“大明第一臥底”。
1. 收集情報
豐臣秀吉的侵略野心及擴軍備戰的消息，很早便通過多種途徑源源不斷地傳到明朝。許儀後，江西人，隆慶年間（1567—1572）被倭寇擄至日本，因其醫術精湛而受到薩摩藩主重用。1590年底，當他從薩摩藩主處得知了豐臣秀吉的侵略計劃後，便開始收集有關情報。他雖是近侍醫生，但所能瞭解到的也只有政治動態，對於軍事方面的部署兩眼一抹黑。正當他著急不已之時，郭國安出現了。郭國安，也是福建人，當時是薩摩藩的一個下級軍官。他利用自己在軍中的影響力，暗中幫助許儀後收集情報。
兩人將所收集到的情況匯成書信，內容如下：“關白吞併列國……欲渡海侵唐……令薩摩整兵兩萬，大將初二人，到高麗會取唐……關白親率兵五十萬……大將一百五十員，戰馬五萬匹……長刀五十萬，鳥銃三十萬……來年（1592年)壬辰起身……三月初一日開船”。情報中不僅列出了豐臣秀吉率兵入侵明朝的具體計劃，而且還涉及到豐臣秀吉招誘琉球和朝鮮兩國協助入侵明朝的內幕。“琉球遣僧入貢（日本），（豐臣秀吉）賜金四百兩，囑之曰：吾欲遠征大唐，以汝琉球為導。……（萬曆十九年）五月，高麗國貢，驅入京，亦以囑琉球之言囑之，賜金四百兩。”
許儀後將此書信交付在日經商的江西臨川人朱均旺，託他轉告於浙江地方政府。由於豐臣秀吉對外嚴密封鎖消息，防查甚嚴，朱均旺幾經波折，於萬曆十九年（1591年）二月，終將此書信送達了福建。
2. 火燒日營
萬曆二十六年（1598）八月，明將董一元率軍進攻泗川城。要攻打泗川城，首先必須渡過晉州城前的晉江。可是晉江前有日軍的望津寨，明軍要渡江非常困難。就這樣，明軍和日軍隔著晉江形成對峙狀態。正當形勢僵持不下之時，一個朝鮮女人的出現打破了僵局。
這天遊擊茅國器巡邏之時，一個朝鮮女人從日營中跑了出來，把一張紙條交給他。紙條上寫道：“此婦將度異域，吾憐而贖之，天兵弗害也。末曰：知吾姓者，令公之後，埋兒之父；問吾民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大意就是說這個女人要被賣到日本，我很是不忍心，就出錢把她贖出來，希望明軍不要傷害她。末尾那段隱語則是表明身份。這段隱語並不難猜，茅國器標下的贊畫諸葛鏽立即猜出了“郭國安”這一姓名。令公之後，令公即平定安史之亂的功臣汾陽王郭子儀；埋兒之父，出自“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兒”；有或之口，口中一個或，就是“國”；無才之按，“按”字去掉提手旁就是“安”。
身臨現場的明軍參謀史世用則立馬猜到了事情的原委：“郭國安，華人也，往與共在日本，誓自效於本朝，今在茲，可以間矣。”早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史世用就受命前往日本收集情報。因為此前許儀後曾經給明朝送信，所以史世用到了日本便找上了他。而後，經由許儀後引薦，史世用又聯繫上了郭國安。數年之後，被派往朝鮮戰場的郭國安升任日軍望津營的主將，並尋找機會報效祖國明朝。得知這一消息，明軍遂派遣間諜潛入日軍軍營，與郭國安取得了聯絡，並最終定計於明軍進攻之際放火燒糧以為內應。
九月二十日黎明，茅國器整所部兵將南渡晉江，日軍也出寨臨江堵截。忽然望津寨中火起，一時烈焰騰空，滿天皆紅。日軍大驚，慌忙回顧奔救，陣勢大亂。明兵趁機成功搶渡，追殺斬獲，立陷望津。這把火，只燒得日軍輸心喪膽，兩座大寨、樓房及兩千餘間房屋全部燒燬。日軍餘部失魂落魄，不得不退守泗川城。為了實現報效祖國的宏願，郭國安不惜自焚軍糧，導致日軍全線潰退，其大義凜然之氣，令人肅然起敬。
3. 暗施反間
不久之後，即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豐臣秀吉於伏見城因病去世。早在1595年，養子豐臣秀次就因有謀反之嫌而被豐臣秀吉勒令自殺，所以現在只能由德川家康等“五大老”並“五奉行”輔佐秀吉幼子秀賴執掌國事。德川家康等人見朝鮮之事已不可為，急欲退兵。此時明軍亦加強攻勢，意欲殲滅日軍。雖然撤兵命令已經發出，但由於路途遙遠，送達朝鮮還需時日，日軍雖想撤兵卻又不敢妄動。董一元便命茅國科（茅國器的弟弟）和史世用去和島津義弘談判，得“郭國安從旁贊之”，島津義弘許諾撤兵。
對於此事，諸葛元聲的《兩朝平壤錄》是這樣寫的：“未幾，人傳秀吉已死……倭將皆有歸心，但無所稟命，未敢先發。……中路使督陣茅國科持撫臺檄，賚金帛，見義弘，動以大義，喻以利害。郭國安從旁贊之。義弘許諾。”
島津義弘雖已收到豐臣秀吉去世的消息，但還沒收到高層退兵的命令，想退而不敢退。正當島津義弘躊躇之時，茅國科和史世用奉董一元之命前來同日軍談判。島津義弘不懂中文，就把郭國安叫來翻譯。茅國科帶來了一封董一元的親筆信，島津義弘便讓郭國安翻譯。信中內容不得而知，《兩朝平壤錄》只是寫了“動以大義，喻以利害”。依我看，“動以大義”純屬屁話，日本人要曉得何為“大義”，那還會有這場戰爭嗎？關鍵就落在這個“喻以利害”上。可以猜想一下，無非就是點破了島津義弘進退不得的困境，再嚇唬一番，說什麼明朝大軍壓境，再不走可能就永遠走不了了之類。至於為何一個明軍將領會知道他的處境，或許可以問一下他的翻譯（可能郭國安在翻譯的時候還添油加醋了一番也未可知）。聽完信，再加上郭國安在一邊看似不偏不倚實則煽風點火的勸說，島津義弘最終決定撤兵。“曼子（即島津義弘）即招行長、忠長、玄蘇、調信等，說稱天兵新來甚多，若不乘此喻撤去，後日欲歸無名。眾倭將皆聽撤去。此雖史世用宣喻之功，實郭國安之力也。”
這便是史書上關於郭國安的全部記載。他的家世、為何流落日本、如何在日軍中擔任一寨主將、結局如何，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相較於戰爭中那些大放異彩的名將，郭國安只不過是個無名之輩。朝中的袞袞諸公甚至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但歷史不會忘記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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