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自劉邦第一次開始拜孔子開始，帝王權威慢慢在這個諸侯林立，禮樂崩壞的世界裡樹立起來，黃老之術也在慢慢的幫助恢復整個西漢的經濟；多年的修生養息，儒家思想的使用讓西漢迎來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

朝廷鄙都庾廩盡滿，而府庫餘財”，甚至“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食”。在民間，是“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以至“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與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

而這個時候，劉徹接收了兵強馬壯的西漢王朝，這是一個洗刷白登之圍，呂后被辱，被迫與匈奴和親恥辱的絕佳時機。面對著劉徹的就是兩個選擇，要麼安於享成，做個守江山的好君王，無憂無慮；要麼就要開始征伐之路擴展疆土，一雪前恥。這個想法一直壓抑著漢武帝，直到張騫出使西域回來，帶回了路線，風土人情，周邊的環境狀況，再一次激起了劉徹封禪泰山，聯通西域的豪情。

之後漢武帝開始了十四年的征伐匈奴之路，包括收回河西走廊。然而整個西域都在匈奴的掌控之中，為此漢武帝先後出兵武力鎮壓大宛，烏孫之類，匈奴逃遁。為了掌控西域，抵禦外敵，先後七次大規模修築長城，把亭障延伸至玉門關前，大肆屯田於渠犁，輪臺以供軍需，直至公元前90年才停止了長達三十多年的“外事四夷”的開邊政策。

《輪臺詔》的源頭。

按道理說，漢武帝四處征戰，不僅溝通西域，開創絲綢之路，而且宣揚了大漢威風，鞏固了中國邊防是一件好事。可是當時社會屬於小農經濟，屬於封建君主專制社會。雖然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建設了君權神授，不可侵犯，增強的君主專制的能力。然而四十多年的開邊政策，哪怕是文景盛世的積累也無法承擔這份戰爭的消耗，所以漢武帝把壓力加入的百姓之中，搜刮民眾。

所謂的搜刮就是經濟控制，寓稅與價，短期內積聚了極大的財富，維持戰爭機器的消耗，迫使窮民犯法。而民眾無法生存就開始造反，多次大型的農民起義都被血腥鎮壓，後來饑荒大難，甚至出現“人相食”的記錄。然而這些並未讓漢武帝感到焦慮，仍有”大五日“的傳統。好大喜功，曾為求汗血寶馬多次遣李廣利遠攻貳師城，大耗國力。晚年更迷信方術，追求長生不老，後又寵信江充，因巫蠱之禍，殺掉太子全家，逼死皇后，導致整個朝廷人心惶惶，社會動盪。

如此之下漢武帝自己也看到這番光景，為此他曾對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他知道，但他必須這麼做，但是如果繼續這麼做的話，將會耗盡民脂民膏，步上秦之後塵。但是為了對西域全盤掌控，繼續執行開邊政策，將會完成一個前無古人的壯舉，但是又將面臨國家崩裂的危機，漢武帝躊躇了，他在思考是不是該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議，一邊是赤裸裸的紅蘋果，一邊是瓦解的圓盤，最終他選擇了保護圓盤。

《輪臺詔》為什麼可以解除這個危機。

天人感應思想的作用。經濟政策的改變。

漢朝作為“布衣天子王侯將相”， 整個社會風氣就是處於樸素的氣息，雖然推恩令削弱諸侯勢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加強了君主集權，但是天人感應的道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權。而罪己詔就是這個天人感應裡面最直接的手段，自省的政治表演，一方面展示自己的權威和能力，一方面闡述這些都是來自上天之過，吾現在要替你們承受這份過錯，通過這種手段來消除民怨，團結人心，進一步緩解矛盾，取悅民眾，為國家改變爭取時間，來期望重新認可。

在整個西漢儒家思想的統治下，民眾對於整個罪己詔的信任度還是很高的，禁錮的思維模式，專制的社會，普通民眾居於一處，安於生產，現在帝王認錯了，願意承擔上天的懲罰，對於自然災害的無奈，皆轉化為期待，包括漢武帝隨之改變的歷史政策：“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再次開始了早期的修生養息的策略，來向民眾示好。同時表明自己好大喜功，人主不德,佈政不均，傷害民脂民膏的錯誤性，並保證不在進行。包括後來百年一直都是實施著這個富農的政策，迎來的昭宣中興，延長漢朝百年之久。

漢武帝奠定的治世之道的衍變，“酷法”到“守文 ” 。

漢武帝在位54年，前七年一直保持著早期的漢朝政策，從元光二年開始用兵，開始了長達三十二年的征伐四夷的戰爭，導致國家海內虛耗。但是也是在此32年之間，開始的儒家制度的推廣，軍事制度的改革，統一貨幣，推恩等等來進一步鞏固統治，安內攘外。

這個時候的漢武帝可以說是雄才大略，也可以說是窮兵黷武，用酷法來維持社會穩定，而太子多次勸諫，屬於守文一派。打個比方這個就像秦始皇和太子扶蘇的翻版，一個重法，一個重儒。漢武帝既需要又不需要這樣的太子，這個是一個矛盾的體系。但

是多為跟隨漢武帝開邊，改制，用法之人，包括漢武帝信任的江充；少數為支持太子劉據的寬厚一派。漢武帝在推行法的同時，又把皇權凌駕於法之上，通過這種手段來達到君主專制的手段，為此巫蠱之禍或許是漢武帝昏庸，或許是一個伏筆，一個政治的伏筆。

《史記》和《漢書》把《輪臺詔》頒佈之前的二百萬流民之禍，農民起義歸結於酷法和戰爭。

然而在漢武帝完成自己任務之後，利用專制鎮壓暴動，再次利用《輪臺詔》種反省巫蠱之禍，對太子進行昭雪，進行二次清洗，對於那些幫助自己開邊的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進行譴責擾民之策，後三人都相應受到懲罰。開始扶持霍光之輩，從“重法”走向了“守文”,在接受秦始皇大一統思想的法制制度的專制的同時，改弦易轍開始了重儒，也非宋朝的全盤接受，而是霸王道雜之。緩解了矛盾，同時走向戰略防禦，修生養息之策。進一步延緩漢朝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