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漢景帝時期，以吳王劉濞為首地方諸侯王叛軍，高舉
“誅晁錯，清君側”旗幟，向中央公開反叛，史稱“七國之亂”，雖在三個月內平定了此亂，卻對西漢乃至於整個古代王朝奠定了一箇中央與地方矛盾交錯的基調。在西漢休養生息、漸入佳境的時期，為何諸侯王會紛紛起兵叛亂，誰是罪魁禍首呢?難道只是晁錯的削藩建議導致的?對於七國之亂的爆發，毫無疑問晁錯《削藩策》的提出是這次叛亂的導火線，在此之外還有諸多方面的矛盾積續和推手。
（七國之亂圖）
一、 郡國並行制下，宗室子弟分封，留下隱患
西漢初年在吸取前朝的經驗教訓下不走尋常路，高祖劉邦作為與秦始皇同時代的人，他經歷過戰國分封諸侯兼併，戰火紛飛的年代；也經歷了秦朝全面推行郡縣制的郡縣天下的年代，在二者的基礎上提出了“郡國並行制”。他這麼做不僅僅是吸取前朝歷史經驗，更多的是因為西漢初立，百廢待興，加上在楚漢戰爭中為擊敗項羽，分封了異姓諸侯王，中央與地方在實力上便有了差距。劉邦稱帝以後，雖採取各種手段消滅打擊異姓諸侯王，但仍然無力統控全國，實現中央集權，在此又提出“非劉氏不王”，大肆分封劉氏宗室子弟，即“同姓九王”。劉邦期冀著他們可以像西周初的分封制一樣，拱衛王室，效忠朝廷，畢竟這些子弟都是劉氏血脈，比起外人來說總該更加親切和信任，這在一開始的時候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尚且和睦。
（漢初形勢圖）
隨著漢文帝即位後，同姓諸侯王也歷經二三代，血緣關係日漸淡薄，這也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政治附庸關係切開了漏口。而弈棋事件也為禍亂埋下種子，文帝時吳王劉濞的兒子劉賢入宮，陪伴當時的皇太子，即漢景帝劉啟一同飲酒玩樂，二人在棋桌上起了矛盾衝突，劉啟用棋盤重砸劉賢的腦袋，致其當場死亡。劉啟貴為太子，劉濞也不能把他怎麼樣，也就只能把殺子之恨深埋於心，此後吳王劉濞稱病不朝，不尊諸侯禮儀，後來朝廷將吳國的使者扣押了，此舉讓劉濞憤懣又惶恐不安，加上前面的喪子之痛，心裡漸漸的有了反叛的思緒。
在郡國並行制下，宗室子弟分封，他們之中有的封國土地大的能夠橫跨數個州郡，接連著十幾座城池，地域廣闊，經濟發展迅速，就如吳王劉濞的封國來說，它地處今江蘇一帶，那裡有豐富的礦山，他可私自鑄幣和鑄造軍器為己所用，財富和軍事能力不斷積累；除此之外，他還臨近東海，可發展製鹽業，自古鹽鐵業就是暴利行業，而諸侯國大多二者皆佔，從這便可看出他們有著遠超中央的經濟物質基礎，為叛亂奠定了基礎。
除此之外，諸侯國的獨立性強，有完備的官僚體系和軍隊，除了丞相由中央任命以外，其餘官員本國諸侯皆有權任命和罷黜，如同獨立的附屬國，在封國內獨攬大權，中央根本無從下手，這也使得諸侯國成為加強中央集權的最大障礙。雖說漢初無力掌控諸侯王，但是在幾代帝王的經營下，中央的實力與日俱增，臥榻之側，又怎能容他人鼾睡，就像古代有幾個帝王能真正容忍“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道理一樣。
以上種種都是漢初郡國並行制度下衍生出來的問題矛盾，隨著時間的發展，二者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中央與地方也難逃舉兵對抗。
二、 激進的削藩手段，引發激烈的反應
中央與地方矛盾日益顯露的時候，皇帝自然會感覺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畢竟自己才是天下的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皇帝也開始著手考慮削藩，加強中央集權。
早在漢文帝時期賈誼曾建議逐步削藩，他在《治安策》中寫道
“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換言之就是通過頒佈法令讓諸侯王的子孫依次分封父輩的封地，類同於漢武帝時期主父堰提出的“推恩令”，將諸侯國的土地分封，土地越分越少，而諸侯卻越分越多，使得諸侯勢力分散，以此逐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這是比較溫和的方式，即便有些諸侯不滿，矛盾也沒有到爆發的時刻，加上一些原本沒有土地的諸侯諸子也開始有了土地，何樂而不為？漢景帝時期的晁錯上書《削藩策》寫道“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晁錯認為，既然這藩國的權勢遲早要削，早點採取措施便不用日夜提心吊膽，若晚了，必然會是禍患無窮。漢景帝聽他這麼一說，也覺得很有道理，便採取了他的建議，開始著手削藩，藉口諸侯王違法，直接將封國土地收歸國家所有，可這操之過急的手段卻讓各國諸侯王不滿，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激化，直接導致了“七國之亂”，而晁錯也因此被當成政治犧牲品，腰斬於長安東市。
（晁錯像）
相比於賈誼提出的溫和方式，晁錯的建議更為激進，直接上手，雖給諸侯王一個措手不及，卻也給了他們一個叛亂的藉口。中央想要削藩，加強中央集權，但諸侯也並非無所為之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利益所求，都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何況是一方之主呢，要從一個手握權勢變成閒散王爺，任誰也不願吧。因此他們的反抗也是情有所原的，若是棄械投降，坐等削藩怕是隻剩死路一條，畢竟自古帝王無情並非只是口頭之言，不見血光如何成大業，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多諸侯王都選擇放手一搏。
三、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歷史趨勢不可逆轉
都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統一的歷史趨勢是不可逆轉。當時的百姓剛從戰國的戰火裡小心翼翼的生活到進入秦朝的大一統社會，卻又在短短十幾年的時光裡，再次陷入戰火，秦末戰爭，楚漢之爭，幾經顛沛流離，漢朝統一，這大一統不僅是帝王所求，更是百姓所求，因此這削弱王國勢力必不可免。
在前面我們提到，漢初的郡國並行制是因為中央的實力難以滿足中央集權的要求，而在黃老之術的運用下，西漢漸興，形成“文景之治”的強盛景象，在這樣的條件下，加強中央集權，樹立朝廷權威也是必然的需要的。此外，雖然漢初行黃老之術，主張“無為而無不為”，但是文景之時，儒家思想也開始慢慢興盛，儒家強調君權神授，君臣關係，主張大一統的思想，這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大一統也逐漸被統治者和尚儒的大臣所接納並付諸行動，比如賈誼、晁錯，他們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們提出的建議也被採用到具體的措施之中。
（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形勢圖）
“七國之亂”發生後，景帝以誅殺晁錯以此要求諸侯退兵，無果，便任命周亞夫帶兵攻打諸侯，三月之內平定叛亂，此亂之後，同姓諸侯王遭受致命打擊，七王俱死，漢景帝也趁機進一步採取措施削弱諸侯王的勢力，雖然諸侯王國依舊存在，卻不再具備了與中央抗衡的能力，就像散養在家，權力被架空，已是任人宰割之態。自此，地方王國的威脅基本解除，使文景之治更加昌盛，這也為漢武帝時期的大一統措施奠定了基礎，是強漢的鋪路石。
（漢景帝像）
結語
從上述所闡述的多個方面，我們不難看出，七國之亂的罪魁禍首非一人一事之力，而是在眾多的合力之下雜糅而成的矛盾導致的，在大一統的歷史潮流下，它是一個必然經歷的過程，不管是導致叛亂還是採取措施緩和，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都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從歷史長河裡，歷朝歷代，都存在這個問題，
比如兩晉的“八王之亂”，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清朝的“三藩之亂”等等，這個矛盾就像旋渦，來回往復。參考文獻：
司馬遷《史記·孝景本紀》（卷十）
班固《漢書·景帝紀》
晁錯《削藩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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