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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禁之降（之二）：在亂能整，淯水揚名
“青州兵事件”發生在於禁職業生涯的早期，那是在漢獻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在和袁紹的爭霸決戰一觸即發之際，搶先一步爭取到了南陽軍閥張繡的歸服。可惜曹操被順利衝昏了頭腦，不僅在收編張繡軍時誘拐了與張繡情同父子且有傳位之恩的叔叔張濟的遺孀，而且在“聞其不悅”後還“密有殺繡之計”，結果張繡先發制人，乘夜發動兵變。曹軍猝遭肘腋之變，頓時大亂，曹操在眾將士的拼命掩護下狼狽逃竄，損兵折將，“兵敗，二子沒，損大將典韋”，可謂損失慘重，代價巨大。
張繡乘勝追擊，曹軍眾將慌亂而不知所措，形勢萬分危急。這時地位尚未居高層的于禁表現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大將風範——他先是處亂不驚，“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於是得以“徐整行隊，鳴鼓而還”。然後在匯合曹操途中，聽聞青州兵趁亂打劫——“青州兵”是早先曹操收降的黃巾軍餘眾，稍加改編交由心腹夏侯惇率領，因為情況特殊，曹操一向對其採取寬鬆管理，所以青州兵是曹營陣中較為特殊的一支野性難馴之師——不禁大怒，“乃討之，數之以罪”。
“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惡人先告狀，向曹操誣告于禁造反。
于禁部下憂心忡忡地勸告他趕緊解釋表白，而於禁認為當前退敵事大，受冤事小，於是“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
在於禁軍的穩定下，張繡的攻勢遭到遏制，偃旗息鼓而退。對此，曹操給予了高度評價：“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
于禁“在亂能整”，從能力上來說，是一種當機立斷的處理問題能力；從心理素質上來說，是一種處變不驚的鎮定和冷靜功夫；從性格上來說，則是一種非常獨立的自我中心意識，尤其是為了顧全“大局”而能瞬間決定對“作亂”的戰友痛下殺手，不惜得罪曹操的心腹大將夏侯惇，甚至不怕含冤莫白而先退敵後解釋。
對於于禁的這些行為，後人幾乎的都是從“客觀道理”上來評價：堅毅果斷的決策能力，區分輕重緩急的睿智頭腦，辦大事不拘小節的大將風度，先公後私的胸懷氣量，等等等等。
其實設身處地想一想，在半夜三更猝逢鉅變之下，刀光劍影、槍林彈雨之中，追兵緊隨其後、千鈞一髮之際，于禁所做的一系列決策應該說都是一種近乎於本能的反應，而絕對沒有功夫去掂量、去考慮什麼公私大小，什麼輕重緩急，什麼集體利益之類的高尚問題。
作為一個人，于禁，他本能地要自保求生；作為一名征戰多年的將軍，他本能地要退敵求勝。
無論什麼因素什麼人，只要干擾、影響這個問題，都必須清除。青州兵趁火打劫，影響到士氣和凝聚力，那就無法集中力量抵禦追兵，所以要討伐整頓，莫說是夏侯惇，哪怕是曹操的親兵，在當時的形勢下於禁也絕不會手軟。
青州兵（一說是夏侯惇本人）向曹操誣告于禁造反，但在時機稍縱即逝的危急狀態下，也只能先禦敵後辯解，否則全軍一敗塗地，身家尚且難保，其他一切都沒什麼可說的了。所以，這一切都只是一種“趨利避害”的本能反應而已。
當然，或許有人會說，在那種情況下，如果只是出於本能上的趨利避害，于禁為什麼不選擇自己逃命，而要擔當如此風險抗敵呢？
不錯，應該說絕大多數人在風險逆境中都傾向於選擇逃避，但確實也有少數人會選擇正視現實、克服困難、解決問題，所以永遠是成功的人少，一事無成的人多，這是每個人的性格使然。
于禁無疑屬於後者。少年之時，他在兵荒馬亂之際選擇了從軍，而不是被動地躲避刀兵；從軍之初，他在士卒林立之中能夠脫穎而出，而不是謹小慎微地泯然於眾，這靠的絕不僅僅是能力和運氣，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更應該是膽略和勇氣。
一次次的“迎難而上”，體現了于禁的勇氣和堅毅，一次次的“越眾而出”同樣也鍛鍊和強化了他的勇氣和堅毅的性格本能，所以他能在無暇思索的情況下，果斷做出“抗敵求勝為第一”的決策。
于禁的“青州兵事件”做得漂亮，但是由於進行的過於順利，很難從中判斷其動機到底怎樣，因為從哪個方面都能作出冠冕堂皇的合理解釋。所以，于禁的價值觀是求名還是求利，是公字當頭還是私心所使，是思慮縝密還是冷血鐵腕，——從另一件事上可以繼續探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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