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头条 王俊杰猛
于禁之降（之二）：在乱能整，淯水扬名
“青州兵事件”发生在于禁职业生涯的早期，那是在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在和袁绍的争霸决战一触即发之际，抢先一步争取到了南阳军阀张绣的归服。可惜曹操被顺利冲昏了头脑，不仅在收编张绣军时诱拐了与张绣情同父子且有传位之恩的叔叔张济的遗孀，而且在“闻其不悦”后还“密有杀绣之计”，结果张绣先发制人，乘夜发动兵变。曹军猝遭肘腋之变，顿时大乱，曹操在众将士的拼命掩护下狼狈逃窜，损兵折将，“兵败，二子没，损大将典韦”，可谓损失惨重，代价巨大。
张绣乘胜追击，曹军众将慌乱而不知所措，形势万分危急。这时地位尚未居高层的于禁表现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大将风范——他先是处乱不惊，“独勒所将数百人，且战且引，虽有死伤不相离”，于是得以“徐整行队，鸣鼓而还”。然后在汇合曹操途中，听闻青州兵趁乱打劫——“青州兵”是早先曹操收降的黄巾军余众，稍加改编交由心腹夏侯惇率领，因为情况特殊，曹操一向对其采取宽松管理，所以青州兵是曹营阵中较为特殊的一支野性难驯之师——不禁大怒，“乃讨之，数之以罪”。
“青州兵遽走诣太祖自诉”，恶人先告状，向曹操诬告于禁造反。
于禁部下忧心忡忡地劝告他赶紧解释表白，而于禁认为当前退敌事大，受冤事小，于是“先立营垒，不时谒太祖”，“徐凿堑安营讫，乃入谒，具陈其状”。
在于禁军的稳定下，张绣的攻势遭到遏制，偃旗息鼓而退。对此，曹操给予了高度评价：“淯水之难，吾其急也，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
于禁“在乱能整”，从能力上来说，是一种当机立断的处理问题能力；从心理素质上来说，是一种处变不惊的镇定和冷静功夫；从性格上来说，则是一种非常独立的自我中心意识，尤其是为了顾全“大局”而能瞬间决定对“作乱”的战友痛下杀手，不惜得罪曹操的心腹大将夏侯惇，甚至不怕含冤莫白而先退敌后解释。
对于于禁的这些行为，后人几乎的都是从“客观道理”上来评价：坚毅果断的决策能力，区分轻重缓急的睿智头脑，办大事不拘小节的大将风度，先公后私的胸怀气量，等等等等。
其实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半夜三更猝逢巨变之下，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之中，追兵紧随其后、千钧一发之际，于禁所做的一系列决策应该说都是一种近乎于本能的反应，而绝对没有功夫去掂量、去考虑什么公私大小，什么轻重缓急，什么集体利益之类的高尚问题。
作为一个人，于禁，他本能地要自保求生；作为一名征战多年的将军，他本能地要退敌求胜。
无论什么因素什么人，只要干扰、影响这个问题，都必须清除。青州兵趁火打劫，影响到士气和凝聚力，那就无法集中力量抵御追兵，所以要讨伐整顿，莫说是夏侯惇，哪怕是曹操的亲兵，在当时的形势下于禁也绝不会手软。
青州兵（一说是夏侯惇本人）向曹操诬告于禁造反，但在时机稍纵即逝的危急状态下，也只能先御敌后辩解，否则全军一败涂地，身家尚且难保，其他一切都没什么可说的了。所以，这一切都只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而已。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出于本能上的趋利避害，于禁为什么不选择自己逃命，而要担当如此风险抗敌呢？
不错，应该说绝大多数人在风险逆境中都倾向于选择逃避，但确实也有少数人会选择正视现实、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所以永远是成功的人少，一事无成的人多，这是每个人的性格使然。
于禁无疑属于后者。少年之时，他在兵荒马乱之际选择了从军，而不是被动地躲避刀兵；从军之初，他在士卒林立之中能够脱颖而出，而不是谨小慎微地泯然于众，这靠的绝不仅仅是能力和运气，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更应该是胆略和勇气。
一次次的“迎难而上”，体现了于禁的勇气和坚毅，一次次的“越众而出”同样也锻炼和强化了他的勇气和坚毅的性格本能，所以他能在无暇思索的情况下，果断做出“抗敌求胜为第一”的决策。
于禁的“青州兵事件”做得漂亮，但是由于进行的过于顺利，很难从中判断其动机到底怎样，因为从哪个方面都能作出冠冕堂皇的合理解释。所以，于禁的价值观是求名还是求利，是公字当头还是私心所使，是思虑缜密还是冷血铁腕，——从另一件事上可以继续探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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