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士族階層在漢朝興起以來，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歷程，到了魏晉時代，達到了一個巔峰。其在政治上以九品中正制而處於壟斷地位，在經濟上以佔田制而成為優勢階層，又掌握著文化力量，因而盛極一時，到了左右國家的地步。

但隨著歷史發展，士族對國家的掌控帶來了更多的負面影響。其對下層民眾的經濟剝削和鉗制仕途發展的做法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矛盾，而封建皇權對士族的不滿情緒也在不斷髮酵，士族階層的危機在不斷加重。這時候，由於外族的入侵與內部的權力鬥爭終於撬動了這一頑固的階層。

西晉在內外交困中走向滅亡，由此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南遷潮，“永嘉南渡”使得北方的上層社會大量遷入南方，因之建立了東晉王朝。中國又一次走向了南北對峙，但在這次對峙中，南方士族在內部墮落中走向深淵，而更為積極的北方士族奪取了這場對峙的勝利。隋唐王朝在北方士族的擁戴下建立起來，但士族階層的太陽已經走過了正午。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南朝：從土僑之爭到侯景之亂

西晉時期發生了著名的“八王之亂”，這場動亂動搖了西晉王朝的統治根基，加速了西晉的滅亡。在這場動亂中，東海王司馬越和成都王司馬穎是最後的角逐者，這二人麾下都聚集了大量的名士，尤其以東海王司馬越居多，後來的東晉建立者司馬睿也在司馬越麾下。司馬越為了增強自己的力量，派司馬睿到江東經營。後來前者敗亡，西晉的局面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面對變局，北方的世家大族分化為兩派，其一不願放棄家業，仍然想要固守北方，就算仕於胡虜也在所不惜；其二主張南逃，從頭開始。而這部分南逃的士族也就是後來的“僑姓士族”。所謂僑姓士族，是為了和南方舊有的地方士族做區別，表示他們是從北方喬遷而來，也被叫做江左士族。

西晉滅亡後，琅琊王司馬睿在江東建立了東晉王朝。自衣冠南渡建立政權伊始，中央政權無時不操縱在門閥士族手中，其百餘年的統治基本依賴於南渡的僑姓士族和本土江東世族的扶持。三國時期以來江東與中原地區形成的從政治到文化的隔閡，江東的吳姓大族和北方的中原士族在政治和經濟杈益分配等諸方面存在著本能的對立。北方士族要使新生的東晉政權在江東站穩腳跟，必須有意識地拉攏江東世族。北方士族南渡又必然要侵犯江東世族的既得利益，江東吳姓世族和北方僑姓士族，這種既相互依賴又互相排斥的對立統一關係對東晉王朝產生了巨大影響。

—— 李娟娟《東晉江東士族與僑姓士族的關係》

其中以琅琊王氏為代表。正是在王氏兄弟的號召下，琅玡王司馬睿才獲得士族群體的擁戴，開闢了新的王朝。但僑姓士族並不是人人都和琅琊王氏一樣聲名赫赫，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拋家棄業來到南方，不僅失去了世代承襲的土地，也因人生地不熟而面臨困境。而南方舊有的土姓士族對他們抱有牴觸的態度，他們擔心這些人的到來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因此，初來乍到的僑姓士族很識時務的選擇不去觸他們的黴頭，自己找一塊沒人在意的偏僻之地生存，當時人煙稀少的會稽郡成為了部分僑姓士族的新家園。

失去了曾經的土地、宗族、權位，這些人對司馬睿的價值變得極其微末。因為剛剛建立的東晉立足未穩，時刻面對著來自北方的威脅，司馬睿必須依靠江東士族的力量來保衛政權。因此，對於南遷的士族他也是擇優錄用，拒絕讓他們全都進入建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僑姓士族在南方逐漸站穩腳跟，其慾望與野心也不斷膨脹，僑姓士族與江東士族的利益爭奪日益激烈。在這場鬥爭中，僑姓士族不斷髮展壯大，大量奪取江東士族的土地，佔取人口，逐漸將江東士族排擠出東晉朝堂。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動盪、最混亂、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在這個戰亂紛爭、災連禍結的時代，當時的文人遠離政治、自在逍遙，構成了當時獨特的社會風氣，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生活在這一風氣下的魏晉文人或淡泊名利或狂放不羈，他們以各種形式(清讀、隱逸、飲酒服藥、不拘禮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與追求。動亂的世事下使得魏晉文人的思想獲得很大的解放，他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光輝的文化業績，但他們的思想行為也對社會產生了定的消極影響。 從這特定時代來揭示社會風氣與文人思想行為之間的內在聯繫，對於我們今天的社會文化建設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 郭曉輝《魏晉社會風氣對文人思想的影響》

在東晉前期，因為生存危機，東晉朝廷還是很重視人才，並且勵精圖治，士族總體上還是積極力量。但隨著政權的穩固，他們也不斷腐化墮落。東晉時代士大夫的腐化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其一是他們本身政治地位超然，經濟生活優渥，不存在我們現在所說的“中產階級的焦慮”；其二是當時的社會十分動盪，具有時代殘酷性，當時的士大夫因此主張“人生苦短，當及時行樂”。魏晉風氣以清談、隱逸、煉丹服藥和放蕩不羈著稱。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產生了許多著名的文化名人，比如我們熟知的陶淵明、王羲之、竹林七賢等，可以說這是一個文化鼎盛的時代。

糊塗就要付出代價，東晉王朝如同朽木，合該滅亡。這一歷史使命被一個“寄奴”完成。南宋武帝劉裕，起於行伍，以軍功起家，最終推翻了東晉，建立了劉宋政權。劉裕出身微寒，對東晉政治亂象帶來的弊端有深刻認識，在位期間勵精圖治，主導了著名的“義熙改革”，給予世家大族以沉重打擊，改變了士族專權的局面。

南朝當侯景亂興，中央政權崩潰之際，巖穴村屯之豪酋乘機競起，或把持軍隊，或割據地域，大抵不出二種方式：一為率兵入援建鄴 ，因而坐擁大兵。為嘯聚徒眾，乘州郡主將率兵勤王之會，以依法形式，或勢力強迫，取代其位。”他進一步指出，侯景之亂後，“梁陳之交，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個大變化的時代，楚子集團的時期結束了，士族的歷史結束了，原來默默無聞的南方蠻族中的土豪洞主，紛紛登上了政治舞臺。陳朝便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起來的。此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會的大變動。……在這個意義上陳也可說是南方蠻族建立的朝代。

——陳寅恪《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時間來到了南梁。歷經兩次改朝換代，士族的力量已經大為削弱。但士族階級依靠其根深葉茂的社會基礎依然盤踞在南朝社會。厄運並沒有隨著劉宋的滅亡而終結，更大的災難即將到來。公元584年，東魏叛將侯景因為懼怕梁武帝與東魏交好後出賣自己，因此決定先下手為強，遂起兵叛亂。侯景攻破建康，餓死了梁武帝蕭衍。在此過程中，因為對百姓抵抗的不滿，侯景宣揚屠殺，屠戮建康。在這次屠殺中，大量的士族慘遭誅滅，死者數萬。侯景之亂雖然最後被平息，但帶給士族的打擊卻是巨大的。而北方的西魏政權此時也乘火打劫，奪取了梁朝大片領土，大批士族被擄掠為奴。

隋唐：從科舉制到黃巢起義

南朝的士族在走向衰敗，但北朝士族卻還很強大。在西晉滅亡後，北方已然成為胡人的天下，大批少數民族政權相繼建立，大量遊牧民族人口進入中原。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在最初進入中原的時候，統治方式比較野蠻。但隨著統治進程的深入，遊牧民族政權不得不接受漢人的文化，與漢人中的貴族合作。因此大量在永嘉之亂後留在北方的士族重新進入中央政權之中，重新參與到政治中去。其中比較出名的就有盧氏、陽氏等士族這些士族通過與遊牧民族政權的合作，不但穩固了自身的地位，而且運用自身的知識技能幫助遊牧民族完成了漢化，推動了北方政權的穩定與發展。北方士族的努力使得其較南朝士族有了更大的生機與活力，從而推動了北朝的發展，為其最終統一南北作出重要貢獻。

在少數民族漢化的過程中，留守北方的士族——主要是河北士族聚集在幽州附近。他們一方面維持家族正常發展，另一方面主動參與少數民族的政治生活，將儒家的政治倫理應用於少數民族政權的建設之中。伴隨這一過程，幽州的儒家文化日漸興盛起來。在北朝時期，這些士族逐漸發展壯大，躋身政界，造就了幽州門閥士族的崇高聲勢。

—— 許輝《北朝時期幽州的儒學與士族》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八年後，隋朝統一天下。而在隋朝建立到統一，乃至後來唐朝建立過程中，有一個強大的力量作為支撐，那就是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是指在西魏時期由賀拔嶽建立起來的一個軍事貴族集團，其最早以鮮卑人為主，後來以漢人為主。關隴集團有八大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分，是當時關中地區最為顯赫的二十個家族勢力，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北朝門閥政治的力量。隋唐兩大王朝的建立，都離不開關隴集團的支持。可以說，隋以及唐中期期是門閥政治最後的迴光返照，士族最後的輝煌即在於此。

隋文帝楊堅

關隴集團是一個有地域性的軍事政治集團，以府兵制為中心，宇文泰奉行關中本位政策，創立府兵制，是關隴集團得以形成的重要條件，關隴集團產生於西魏，發展於北周、隋和唐初，衰亡於武則天時期。集團自身的腐敗和武則天的破壞以及府兵制的衰敗，導致該集團的最終衰亡，關隴集團的興衰演變，主要體現在府兵制和科舉制的興替變化之中。

——《關隴集團的興衰演變》

但到了隋唐年間，歷史形勢又發生了變化，而這一變化，給以關隴集團為代表的士族力量以沉重打擊。關隴集團最早是以鮮卑人為主的軍事貴族集團，在歷史的發展演變中，其賴以生存的基礎被逐漸破壞。北魏以來，形成了均田制與府兵制度，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唐朝，這兩項制度是關隴集團的生存根基，而門閥制度則是權力延續的保障。但隋唐以來的歷史變局改變了這一切。

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

因為天下統一，北朝的政治格局不再侷限於北方，大量漢人融入到中央政權之中，稀釋了鮮卑貴族的權力地位。隨之而來的還有文化血液的輸入，使得北朝軍事貴族軍政獨攬的局面就此結束。而鮮卑貴族在進入中原後，也在不斷腐化，逐漸喪失了軍事優勢。這就註定了北方的政治局面必然改變。

而隨著人口增長與土地兼併，均田制在不斷被破壞，隨之而來的是府兵制度難以為繼，關隴集團的生存基礎遭到破壞，這是其衰亡的根本原因。但這一過程相對比較漫長，更直接的原因是因為科舉制度的實行，使其政治上的優勢地位蕩然無存。科舉制度的建立最早是在隋煬帝時期。我們常說隋煬帝的失敗是因為其驕奢淫逸，殘暴不仁。但其實隋煬帝的失敗在於推行科舉制度，打破了門閥士族依靠“蔭濟”來世代掌控權力的局面。關隴集團因此與隋煬帝決裂，轉而支持李虎家族，推翻了隋朝。

唐朝建立後，因為有隋煬帝的前車之鑑，不敢得罪關隴集團，繼續維持門閥制度。但隨著歷史發展，關隴集團因為自身的衰弱，無力與新興的勢力相對抗，無奈接受了科舉制度。士族門閥接受科舉制度，也是因為士族依然在知識文化上有優勢地位，所以唐前期並沒有因為科舉制度完全摧毀關隴集團。

武則天即位後，因為與長孫無忌等人在立後問題上的分歧，大力打擊關隴勳貴。為了與其對抗，武則天大量啟用庶族人才、貶殺關隴貴族、任用邊疆番將、大力推行科舉制度、設立武舉。

武則天啟用庶族對抗關隴貴族

天街踏盡公卿骨,甲第朱門無一半。

—— 唐·韋莊·《秦婦吟》

到了唐朝後期，因為科舉制的推行，士族力量不斷衰弱，庶族力量不斷髮展，雙方的矛盾不斷累積，最終爆發了著名的“牛李黨爭”。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士族力量的衰微。唐朝末年，又爆發了著名的“黃巢起義”，這次農民戰爭既是給唐王朝的致命一擊，也為延續千年的士族門閥制度敲響了喪鐘。唐哀帝天佑二年六月，在出身寒素且無科名的李振的策劃下，朱全忠將包括被他稱為“衣冠宿望難制者”的裴樞在內的三十餘名朝官斬殺於白馬驛，投屍黃河。士族時代就此終結，不復回頭。

黃巢起義，為士族門閥敲響了喪鐘

參考史料：

李娟娟《東晉江東士族與僑姓士族的關係》；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 許輝《北朝時期幽州的儒學與士族》；陳寅恪《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郭曉輝《魏晉社會風氣對文人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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