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士族阶层在汉朝兴起以来，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到了魏晋时代，达到了一个巅峰。其在政治上以九品中正制而处于垄断地位，在经济上以占田制而成为优势阶层，又掌握着文化力量，因而盛极一时，到了左右国家的地步。

但随着历史发展，士族对国家的掌控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其对下层民众的经济剥削和钳制仕途发展的做法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而封建皇权对士族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发酵，士族阶层的危机在不断加重。这时候，由于外族的入侵与内部的权力斗争终于撬动了这一顽固的阶层。

西晋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灭亡，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迁潮，“永嘉南渡”使得北方的上层社会大量迁入南方，因之建立了东晋王朝。中国又一次走向了南北对峙，但在这次对峙中，南方士族在内部堕落中走向深渊，而更为积极的北方士族夺取了这场对峙的胜利。隋唐王朝在北方士族的拥戴下建立起来，但士族阶层的太阳已经走过了正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南朝：从土侨之争到侯景之乱

西晋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八王之乱”，这场动乱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根基，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在这场动乱中，东海王司马越和成都王司马颖是最后的角逐者，这二人麾下都聚集了大量的名士，尤其以东海王司马越居多，后来的东晋建立者司马睿也在司马越麾下。司马越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派司马睿到江东经营。后来前者败亡，西晋的局面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面对变局，北方的世家大族分化为两派，其一不愿放弃家业，仍然想要固守北方，就算仕于胡虏也在所不惜；其二主张南逃，从头开始。而这部分南逃的士族也就是后来的“侨姓士族”。所谓侨姓士族，是为了和南方旧有的地方士族做区别，表示他们是从北方乔迁而来，也被叫做江左士族。

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了东晋王朝。自衣冠南渡建立政权伊始，中央政权无时不操纵在门阀士族手中，其百余年的统治基本依赖于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本土江东世族的扶持。三国时期以来江东与中原地区形成的从政治到文化的隔阂，江东的吴姓大族和北方的中原士族在政治和经济杈益分配等诸方面存在着本能的对立。北方士族要使新生的东晋政权在江东站稳脚跟，必须有意识地拉拢江东世族。北方士族南渡又必然要侵犯江东世族的既得利益，江东吴姓世族和北方侨姓士族，这种既相互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东晋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

—— 李娟娟《东晋江东士族与侨姓士族的关系》

其中以琅琊王氏为代表。正是在王氏兄弟的号召下，琅玡王司马睿才获得士族群体的拥戴，开辟了新的王朝。但侨姓士族并不是人人都和琅琊王氏一样声名赫赫，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抛家弃业来到南方，不仅失去了世代承袭的土地，也因人生地不熟而面临困境。而南方旧有的土姓士族对他们抱有抵触的态度，他们担心这些人的到来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初来乍到的侨姓士族很识时务的选择不去触他们的霉头，自己找一块没人在意的偏僻之地生存，当时人烟稀少的会稽郡成为了部分侨姓士族的新家园。

失去了曾经的土地、宗族、权位，这些人对司马睿的价值变得极其微末。因为刚刚建立的东晋立足未稳，时刻面对着来自北方的威胁，司马睿必须依靠江东士族的力量来保卫政权。因此，对于南迁的士族他也是择优录用，拒绝让他们全都进入建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侨姓士族在南方逐渐站稳脚跟，其欲望与野心也不断膨胀，侨姓士族与江东士族的利益争夺日益激烈。在这场斗争中，侨姓士族不断发展壮大，大量夺取江东士族的土地，占取人口，逐渐将江东士族排挤出东晋朝堂。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战乱纷争、灾连祸结的时代，当时的文人远离政治、自在逍遥，构成了当时独特的社会风气，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生活在这一风气下的魏晋文人或淡泊名利或狂放不羁，他们以各种形式(清读、隐逸、饮酒服药、不拘礼节)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追求。动乱的世事下使得魏晋文人的思想获得很大的解放，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文化业绩，但他们的思想行为也对社会产生了定的消极影响。 从这特定时代来揭示社会风气与文人思想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郭晓辉《魏晋社会风气对文人思想的影响》

在东晋前期，因为生存危机，东晋朝廷还是很重视人才，并且励精图治，士族总体上还是积极力量。但随着政权的稳固，他们也不断腐化堕落。东晋时代士大夫的腐化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其一是他们本身政治地位超然，经济生活优渥，不存在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的焦虑”；其二是当时的社会十分动荡，具有时代残酷性，当时的士大夫因此主张“人生苦短，当及时行乐”。魏晋风气以清谈、隐逸、炼丹服药和放荡不羁著称。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化名人，比如我们熟知的陶渊明、王羲之、竹林七贤等，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化鼎盛的时代。

糊涂就要付出代价，东晋王朝如同朽木，合该灭亡。这一历史使命被一个“寄奴”完成。南宋武帝刘裕，起于行伍，以军功起家，最终推翻了东晋，建立了刘宋政权。刘裕出身微寒，对东晋政治乱象带来的弊端有深刻认识，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主导了著名的“义熙改革”，给予世家大族以沉重打击，改变了士族专权的局面。

南朝当侯景乱兴，中央政权崩溃之际，岩穴村屯之豪酋乘机竞起，或把持军队，或割据地域，大抵不出二种方式：一为率兵入援建邺 ，因而坐拥大兵。为啸聚徒众，乘州郡主将率兵勤王之会，以依法形式，或势力强迫，取代其位。”他进一步指出，侯景之乱后，“梁陈之交，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化的时代，楚子集团的时期结束了，士族的历史结束了，原来默默无闻的南方蛮族中的土豪洞主，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陈朝便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起来的。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的大变动。……在这个意义上陈也可说是南方蛮族建立的朝代。

——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时间来到了南梁。历经两次改朝换代，士族的力量已经大为削弱。但士族阶级依靠其根深叶茂的社会基础依然盘踞在南朝社会。厄运并没有随着刘宋的灭亡而终结，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公元584年，东魏叛将侯景因为惧怕梁武帝与东魏交好后出卖自己，因此决定先下手为强，遂起兵叛乱。侯景攻破建康，饿死了梁武帝萧衍。在此过程中，因为对百姓抵抗的不满，侯景宣扬屠杀，屠戮建康。在这次屠杀中，大量的士族惨遭诛灭，死者数万。侯景之乱虽然最后被平息，但带给士族的打击却是巨大的。而北方的西魏政权此时也乘火打劫，夺取了梁朝大片领土，大批士族被掳掠为奴。

隋唐：从科举制到黄巢起义

南朝的士族在走向衰败，但北朝士族却还很强大。在西晋灭亡后，北方已然成为胡人的天下，大批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建立，大量游牧民族人口进入中原。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最初进入中原的时候，统治方式比较野蛮。但随着统治进程的深入，游牧民族政权不得不接受汉人的文化，与汉人中的贵族合作。因此大量在永嘉之乱后留在北方的士族重新进入中央政权之中，重新参与到政治中去。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有卢氏、阳氏等士族这些士族通过与游牧民族政权的合作，不但稳固了自身的地位，而且运用自身的知识技能帮助游牧民族完成了汉化，推动了北方政权的稳定与发展。北方士族的努力使得其较南朝士族有了更大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推动了北朝的发展，为其最终统一南北作出重要贡献。

在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中，留守北方的士族——主要是河北士族聚集在幽州附近。他们一方面维持家族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将儒家的政治伦理应用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建设之中。伴随这一过程，幽州的儒家文化日渐兴盛起来。在北朝时期，这些士族逐渐发展壮大，跻身政界，造就了幽州门阀士族的崇高声势。

—— 许辉《北朝时期幽州的儒学与士族》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八年后，隋朝统一天下。而在隋朝建立到统一，乃至后来唐朝建立过程中，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那就是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是指在西魏时期由贺拔岳建立起来的一个军事贵族集团，其最早以鲜卑人为主，后来以汉人为主。关陇集团有八大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分，是当时关中地区最为显赫的二十个家族势力，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北朝门阀政治的力量。隋唐两大王朝的建立，都离不开关陇集团的支持。可以说，隋以及唐中期期是门阀政治最后的回光返照，士族最后的辉煌即在于此。

隋文帝杨坚

关陇集团是一个有地域性的军事政治集团，以府兵制为中心，宇文泰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创立府兵制，是关陇集团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关陇集团产生于西魏，发展于北周、隋和唐初，衰亡于武则天时期。集团自身的腐败和武则天的破坏以及府兵制的衰败，导致该集团的最终衰亡，关陇集团的兴衰演变，主要体现在府兵制和科举制的兴替变化之中。

——《关陇集团的兴衰演变》

但到了隋唐年间，历史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给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士族力量以沉重打击。关陇集团最早是以鲜卑人为主的军事贵族集团，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被逐渐破坏。北魏以来，形成了均田制与府兵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唐朝，这两项制度是关陇集团的生存根基，而门阀制度则是权力延续的保障。但隋唐以来的历史变局改变了这一切。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因为天下统一，北朝的政治格局不再局限于北方，大量汉人融入到中央政权之中，稀释了鲜卑贵族的权力地位。随之而来的还有文化血液的输入，使得北朝军事贵族军政独揽的局面就此结束。而鲜卑贵族在进入中原后，也在不断腐化，逐渐丧失了军事优势。这就注定了北方的政治局面必然改变。

而随着人口增长与土地兼并，均田制在不断被破坏，随之而来的是府兵制度难以为继，关陇集团的生存基础遭到破坏，这是其衰亡的根本原因。但这一过程相对比较漫长，更直接的原因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荡然无存。科举制度的建立最早是在隋炀帝时期。我们常说隋炀帝的失败是因为其骄奢淫逸，残暴不仁。但其实隋炀帝的失败在于推行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士族依靠“荫济”来世代掌控权力的局面。关陇集团因此与隋炀帝决裂，转而支持李虎家族，推翻了隋朝。

唐朝建立后，因为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不敢得罪关陇集团，继续维持门阀制度。但随着历史发展，关陇集团因为自身的衰弱，无力与新兴的势力相对抗，无奈接受了科举制度。士族门阀接受科举制度，也是因为士族依然在知识文化上有优势地位，所以唐前期并没有因为科举制度完全摧毁关陇集团。

武则天即位后，因为与长孙无忌等人在立后问题上的分歧，大力打击关陇勋贵。为了与其对抗，武则天大量启用庶族人才、贬杀关陇贵族、任用边疆番将、大力推行科举制度、设立武举。

武则天启用庶族对抗关陇贵族

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

—— 唐·韦庄·《秦妇吟》

到了唐朝后期，因为科举制的推行，士族力量不断衰弱，庶族力量不断发展，双方的矛盾不断累积，最终爆发了著名的“牛李党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力量的衰微。唐朝末年，又爆发了著名的“黄巢起义”，这次农民战争既是给唐王朝的致命一击，也为延续千年的士族门阀制度敲响了丧钟。唐哀帝天佑二年六月，在出身寒素且无科名的李振的策划下，朱全忠将包括被他称为“衣冠宿望难制者”的裴枢在内的三十余名朝官斩杀于白马驿，投尸黄河。士族时代就此终结，不复回头。

黄巢起义，为士族门阀敲响了丧钟

参考史料：

李娟娟《东晋江东士族与侨姓士族的关系》；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许辉《北朝时期幽州的儒学与士族》；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郭晓辉《魏晋社会风气对文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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