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对于商号一般称字号。商号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主体为区别其他的商主体而采用并发展起来。随着古代商业的产生与发展，名商巨贾代有所出，商号也随之出现。有的字号发展起来并赢得了信誉，远近闻名，成了一种比金银货物更可贵的无形而巨大的财富和资本，名曰:“金字招牌”。
古代农耕社会，水磨作为粮食加工的重要方式，多数情况下仅仅从事粮食代加工业务，主要服务于所在周边村落，因此成立商号的必要性不大。但如果不仅仅涉及粮食的加工，还涉及跨地域的粮食贸易的话，成立商号有利于借助商号的信誉，扩大影响力和销售市场。此外商号还可以加入行会，《文献通考》记载：“原不系行之人，不得在街市卖易，与纳免行钱人争利。仰各自诣官，投充行人，纳免行钱，方得在市卖易。”通过行会门槛，防止不正当竞争。
一 沁河下游的水磨商号
沁河下游河头村为数不少的水磨成立商号经营。沁河水磨契约文书中涉及的商号共有万兴号、泽盛号、广隆泰、合盛号、天顺号五家。
至少从乾隆五十一年起，陆续有五家商号介入到河头水磨的经营，中间虽有商号退出，但一直到道光十一年仍有商号新租赁水磨的交易。乾隆五十一年，商号万兴号通过租赁取得李习命名下水磨一盘的经营权，乾隆六十年李复裕将祖业水磨一盘出卖给了晋商广隆泰，嘉庆二年，李经国、李习诚分别将名下水磨典当给了广隆泰，嘉庆十一年、十六年，天顺号通过租赁取得了李习命、李锡命二人水磨两盘，道光十一年，泽盛号从李道太、李道玉手中租到水磨一盘。
商号广隆泰至少拥有过四到五盘水磨的经营权，而天顺号则至少拥有三盘水磨的经营权，商号对多盘水磨的经营势必涉及粮食的采买、雇工的使用，面粉的仓储、运输、销售等业务。
与河头水磨的状况相反，丹河水磨并没有文献资料证明采用商号经营，多从事清化镇粮行的粮食代加工业务。博爱文史资料第五辑登载的樊秉泉《解放前的清化镇商业市场》一文介绍：解放前怀庆府一带吃粮磨面主要靠水磨和小旱磨加工，丹河上游的水磨一昼夜可磨10石粮食，供应清化街70多家粮食坊。来自山西以及黄河以南的客商成群结队地赶着马车运粮来磨面，生意十分兴隆。
位于沁河下游五龙口河头村周边缺乏较大的粮食贸易中心市镇，南官庄在清代是济源的商业市镇，有不少商贩积聚此处。《济源县志•建置》载：“市镇：官庄。”《河北采风录•济源县水道图说》载：“县东乡有苗店、程村、南官庄三镇……”《济源县志采访稿•建制》载：“乡镇：南官庄……商务较胜（盛），地里（理）亦颇重要。”但距离河头村较近的官庄镇的商业贸易规模与清化镇无法相比。
水磨加工粮食的效率要比人工高十倍之多。《天工开物》记载水碓加工稻米和麦子的情况：“凡水碓，山国之人居河滨者之所为也。攻稻之法省人力十倍，人乐为之。”“凡力牛一日攻麦二石，驴半之。人则强者攻三斗，弱者半之。若水磨之法，其详已载《攻稻》“水碓”中，制度相同，其便利又三倍于牛犊也。”
河头村老人们口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水打磨，真好看，上扇不转下扇转。人不推，驴不拉，一天能磨一千三。”即一盘水磨一天一夜加工粮食1300斤左右。顶峰时期，河头村的水磨能达到36盘。河头水磨的数量以三十盘计，每天可加工粮食约4万斤左右，周边市镇的粮食贸易规模无法消化河头水磨的粮食加工能力，可能为河头水磨形成众多商号经营的原因之一。
二 河头水磨商号与愁沟古道
河头村附近即为沁河下游的主要渡口省庄渡，过渡口北上进入山区，走愁沟古道，一天的路程可以抵达泽州。这条古道是明清时期怀庆府济源县东北与泽州往来的一条捷径。
愁沟古道依山开凿的路段
愁沟古道之中有一通嘉庆二年的修路碑记，称愁沟：“北通泽潞，南连覃怀，是商贾往来之要道。”碑记中有河头十一家水磨商号捐资修路的记载，其中“德顺号施钱一千五百、三盛号施钱一千五百、万兴号施钱一千五百、合盛号施钱一千、兴盛号施钱一千、同顺号施钱一千、通兴号施钱一千、泽盛号施钱一千、永合号施钱五百、永义号施钱五百、西瑞盛号施钱三百”。可见在嘉庆年间，在河头村经营水磨的商号有十一家之多，其经营水磨的数量远远不止契约文书中涉及的十盘左右。
古道入太行不远有寺庙名为香岩寺，因其所处位置，旧时可为古道往来的行人和商贾提供中途休憩。寺庙遗存的清嘉庆十四年、道光元年《重修大佛殿捐资碑记》两通碑刻中有“广盛号、天顺号、三盛号、德顺号、王兴号、泽盛号、万兴号、义合盛、成泰号、公典号”等十家商号的捐资记载，其中天顺号、 泽盛号、万兴号三家商号与契约可以互相印证，三盛号、德顺号与《愁沟修路碑记》中的记载也可以互相印证。河头水磨商号捐资修建愁沟中的庙宇和道路，有利于其商业贸易的运输经营。
在《乾隆六十年十月李複裕立卖契文》中：“立卖契李复裕因无钱使用今将自己祖业水磨壹盘情愿出卖与山西汾州府平遥县广隆泰记名下永远承业。”可知，在河头经营水磨的广隆泰记为山西汾州府平遥县的晋商。
此外，位于泽州县高都村立于乾隆二十二年的《重修城隍庙记》中有“合盛号”的捐资记载，同样位于高都村的另外一通立于乾隆三十九年的《修路碑记》中有“天顺号”的捐资记载，泽州金村立于嘉庆四年的《重修会真观碑记》和同治十年《重修郡城南门里静乐宫捐资功德碑》中也有“天顺号”的捐资记载，清咸丰九年的《创修汤帝庙序》碑记中有“合盛号”的捐资记载。由于古代商号的重名因素，无法判断泽盛号、天顺号等其他水磨商号一定为晋商商号，推断应有不少水磨商号为本地怀商商号。
明清之际，豫西北怀庆府与晋东南泽州的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始建于乾隆五十七年，竣工于嘉庆八年的泽州怀庆会馆是河南怀庆府的商人在泽州修建的行业性会馆。会馆内现存有一通嘉庆七年所立《南关面行条规》即是当时怀庆府在泽州经营面粉的商人对于面行的管理规范。可见，清代，怀商中从事粮食贸易的商人在泽州占有一席之地。
从上述碑记中也可以推断，清代河头水磨商号的贸易路线大致为：自河头出发，在省庄渡口过沁河，进入太行山区，经愁沟古道，在衙道、蓄粮掌等处于“清化二大道”汇合，向西可达泽州周村镇及阳城，北上可抵达泽州府城，再经金村镇、高都镇，过高平，可达潞安府。这一路线与清代晋商贩运茶叶的路线一致。
驱使广隆泰等商号从事跨省粮食贸易的主要原因为晋东南地区对于粮食的民生需求以及粮食贸易的较为丰厚的利润。
怀庆府地区沁河下游因享有丹沁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粮食产量较高，是北方为数不多的粮食高产区。据何塘《均粮私议》中记载：明代怀庆府的粮食产量，上等田一般亩产量不下两石，高产者可达三四石。特别是明万历年间，袁应泰组织开通广济渠后，灌溉土地面积增大，“膏腴沃壤，几近河内”，与怀庆府一山之隔的晋东南泽州地区，人多地少，粮食需要依赖外来市场。根据郭松义教授的估算，“山西亩产，高的可达到1石多，一般8—9斗，晋北高寒地和其它山区，多数3-4斗，也有1-2斗，泽州地区的平均亩产不足100斤，泽州地区人均耕地3.1亩，可知，人均粮食为300斤，远远低于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53斤，甚至低于北方旱作区的人均464斤。“太行片石带土，无多麦菽瓜壶，半仰给河内，”明万历年间泽州阳城人张慎言有《贩米》诗句：“百里不贩米，此言殊未然。斗值过三百，途遥将二千。关经天作井，陆易舫为肩。辛苦三旬里，相饶无半缗”。从中，可见泽州府对河南地区粮食的依赖，在民生需求下，甚至打破了人们“百里不贩粮”的传统观念。
泽州府处于晋东南和豫西北的交通枢纽位置，区位优势使泽州地区吸引了大量的粮商，聚集了丰富的粮食。泽州成为了潞安府与河南粮食交易的市场。晋豫之间“煤铁换粮食”，都属于资源在一定区域内的优化配置，对两地来说是互利共赢的。
三 结 语
清代沁河南岸河头村契约文书表明，随着清代商品经济和贸易发展，本地怀商和晋商都参与到河头水磨的经营，纷纷成立商号经营粮食加工贸易。
河头水磨处于晋豫之间的商业贸易路线上，晋东南地区对于粮食的民生需求以及粮食贸易的较为丰厚的利润是商号从事跨区域粮食贸易的驱动力。晋豫之间“煤铁换粮食”，都属于资源在一定区域内的优化配置。
閱讀更多 安心法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