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为啥当初联合国政府会设在美国？的确，二战刚结束那会儿，美国是当仁不让的世界头号强国。拳头大就有话语权，把联合国安在美国看似也没啥问题。不过，这事说来也有斯大林的一份“美意”。原来，作为一个具有远见性且理智的国家领袖，斯大林一早就把问题弄了个明明白白：苏联当真想要发达，一味搞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为国家发展而主动向西方国家寻求合作，这也没啥好丢人的。
把联合国总部“让”给美国就是这一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其实早在莫斯科战役结束后，苏联高层就悄悄地开始琢磨这事儿了，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同志被委以重任，即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其中西方那几个有头有脸的强国都成了重点研究对象。莫洛托夫后来做出的那份名为《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被直接呈到了斯大林的桌子上，次年9月，高层接连成立了两个部门，旨在处理战争结束后的诸多事宜。这两个部门的领导都是斯大林精心挑选的，分别为伏罗希洛夫和李维诺夫。
在这轮风风火火的行动中，苏联方面秉持着一种怎样的态度呢？《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明确给出了答案：想要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保障安全并维持和平”是必不可少的；而追求所谓的“和平”，“苏联就必须保持同西方的伙伴关系，尤其是要保证同美国和英国的关系”。而出斯大林的人事任命上看，释放这种讯号并非说说而已，而是实打实的想要同西方携手共进。
至少在二战结束以前，苏联高层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一直都比较暧昧，甚至为了合作而做出了不少忍让。虽然这种做法听上去有些颠覆斯大林的形象，但他做这种反差极大的决定咱们也并非无法理解。早在苏俄时代，刚刚挫败十四国武装干涉那会儿，苏维埃高层就踌躇满志地计划建立“苏维埃世界共和国”，敲定的办法简单粗暴，一个字——打。
苏波战争惨胜后，高层又另辟蹊径，开始为国外的难兄难弟疯狂输血。尤其是对处于欧洲地缘中心、当时无产阶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的德国，苏俄更是要啥给啥，甚至不惜自己勒紧裤腰带。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大佬们对此事的看法都颇为乐观，甚至还大手一挥说：“不要吝啬，花它个几百万、几千万吧！”然而，高层很快就发现这并不是个长久之计：这些穷兄弟们钱要得倒是勤快，但办事效率实在是太低。就拿1921年6月来说，苏俄凑了一批资金和珠宝，总价值达到6200万卢布，想方设法地送到了德国，然而仅4个月后，这笔钱就所剩无几了，但德国的革命事业却进展寥寥。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斯大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此，他坐稳权位后不久便叫停了援助，也许正是从那会儿开始，他便认真考虑与西方的合作事宜了。当然了，苏联方面首先要做到便是拿出诚意。事实上，苏联在这方面上做得也足够有诚意。例如在1943年5月，斯大林下令解散共产国际。随后，苏联以《牢不可破的联盟》取代《国际歌》作为国歌。在战后重整世界秩序时，苏联也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正如咱们在文章开头所说，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这其中就有斯大林的意义。以苏联著名外交家葛罗米柯的说法：
“斯大林试图以此示好美国，让美国能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当然了，国际社会不是闹着玩，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玩“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样的手法就有些太幼稚了。苏联给对这些，西方国家几乎是照单全收，但却并没有如愿摆出好脸色。美国甚至还伙同英法等国，偷偷摸摸保留近百万德军武装，计划同苏联爆发战争后送到前线当炮灰。虽然苏联在这轮交锋中稍稍有些被动，但他们也并非没有给自己留后手。早在1945年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表会晤时便指出：
“如今资本主义世界被划分成了敌对的两部分，即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这句话看起来不痛不痒，似乎只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但这其中却暗藏杀机。据斯大林阐述，西方的“民主”看起来好，但同法西斯一样，它也有它的腐朽。这些民主国家和法西斯政权共同置身于西方阵营中，它们会相互对抗彼此削弱。而对苏联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斯大林如此认为其实也是有事实做支撑的：当时最接近染红的法国，革命者多达百余万，手握超过25万人的游击队；二战爆发前，英国革命者人数不足2万，战争临近尾声时已超过5万；而在其他欧洲小国，红色势力的影响力也在急速攀升，就连希腊这种人口几百万的小国，无产阶级革命者数量也超过了7万。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的红色势力大多还比较激进，他们想顺着苏联的老路走，希望以武力手段夺取政权。可以说，如果斯大林想要像列宁那样再搞“世界革命”，他手里握着的牌可比之前好太多。然而，为了同西方国家合作，他甚至主动要求其他国家“低调”。例如在1944年底，在会面法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莫里斯·多列士时，斯大林就做出重要指示：革命组织必须尽量避免与法国合法政府冲突，甚至考虑“把武器藏起来”。多列士回国后立刻遵照执行，他高喊“法国只有一个政府、一支共和国军队”的口号，甚至还带着规模庞大的游击队投了诚。
当然了，以斯大林的脾气，如此自废武功是不太现实的，他这样做有着自己的深层打算。斯大林希望以这种方式同西方各国组建“联合政府”，先是围观资本主义阵营内斗，等彼此消耗得差不多时，无产阶级革命者再兵不血刃地接手国家政权。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斯大林甚至不惜放弃了革命者在一些国家所占据的绝对优势，例如在比利时，革命者武装部队规模达到政府警察的10倍，然而苏联却从中调停，甚至还派兵“劝说”，硬是促成了比利时联合政府，而革命者们在政府内阁中也仅获得了2个席位。由此可见，斯大林“联合政府”的思路其实也并不见得总是那么高明，但这是他在“争取和平”的思路、顾全大局的考虑之下能做出的最佳选择了。
可以说，斯大林为顾全红色和西方两大阵营的脸面可谓是操碎了心，而在他的努力下，各国剑拔弩张的氛围也确实消停了不少。眼看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就等着这些国家染红时，时间却证明了“联合政府”不过只是场闹剧。就像人生理的“排异反应”一样，不是所有移植到人体的器官都能适应新身体的。就拿法国来说，1947年3月，法国政府就针对北越军事行动的拨款问题进行投票时，法共议员集体弃权，但法共的部长们却举手赞成。后者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势——还没对对方形成冲击力，法共内部便开始了分裂。2个月后，法国总理保罗·拉马迪埃实在忍无可忍，以凌厉手段剔除了这些异己。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政府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倒是足够团结，啥都要跟对手对着干，但这也很快引起了对方不满。保加利亚政府一早便吐槽这些硬安插进高层的人“简直就像是发了疯”。而还有一些国家，革命者们进入政府后很快便被同化，不但主动放弃了初衷，甚至还积极为资本主义阵营献计献策。总而言之，斯大林的诸多努力，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几乎全部付诸东流。
“联合政府”模式的接连失败引起了苏联的不安，但事到如今已无法挽回。其实，这一连串的失败只是国际局势的一个缩影，与之相对的是，随着冷战的不断深化与凸显，斯大林“和平发展”的追求也基本宣告流产。苏联的这番尝试就像是油菜花，短暂却并不怎么绚丽。随后，两大阵营随着彼此仇视的方向一去而不复返了，只是为了“和平”而白白丢掉当初那手好牌，不知苏联人会不会为此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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