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君
1.人類惡意與大屠殺
一切從《虐殺器官》開始，是關於大屠殺的故事。
《虐殺器官》描述了兩場大屠殺：一場是約翰·保羅用“殺戮文法”在世界“邊陲”製造的動盪和騷亂，即明面上的大屠殺；另一場則是謝潑德上尉親身參與、由世界“中心”美帝主導的對世界“邊陲”的暴力根源的定點清理，即潛在的大屠殺。兩場大屠殺，代表了人們對大屠殺的兩種認識。
一種認識是將大屠殺解釋為人性問題：人性中天生存在暴力和陰暗面，文明化進程阻止了這些負面傾向的集中爆發。大屠殺不是現代社會的常態，而是各類防範機制（比如民主政治）失靈後產生的“怪胎”。總之，大屠殺是一個只存在於某時某地的孤立事件（比如1938-1945年的納粹屠猶運動）。隨著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們正逐漸遠離這種暴力威脅。
這是目前通行的關於大屠殺的解釋，它將大屠殺從我們的社會（至少是心理層面上）驅逐了出去，將這一行為特殊化、邊緣化，從而保衛了（至少是表面上）和平的日常生活。這種解釋背後自有一種啟蒙理性的“完善”觀念支撐，即認為我們有能力克服自身的惡性、成為更完美的造物的可能。薩拉熱窩核恐襲前的約翰·保羅就是生活在這種觀念下的一個人——人類惡意已經被文明化進程“消除”，我們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
啟蒙理性的“完善”觀念與“發展”歷史觀自然是對基督教“人性不變”的原罪論與中世紀“停滯”歷史觀的一種超越，但其在不久之後卻也遭到了自然科學話語的挑戰。早在19世紀，犯罪學的創始人龍勃梭羅就嘗試通過顱相學方法為犯罪行為尋找生理證據，即認為人的行為傾向是由某些不可改變的生理結構（比如顱骨的形狀）決定的。這些“生來犯罪的人”與基督教話語下“原罪的人”一樣，假設了人性——尤其是人的侷限性——是無法改變的。
《虐殺器官》的開篇，薩拉熱窩核恐襲重塑了人們對於暴力和文明社會的認知。約翰·保羅的妻兒在這次事件中遇難，則打破了他對文明社會的美好幻想：人類惡意沒有被“消除”，而他本人就投入了對惡性的尋找之中。通過對納粹宣傳文本分析而得出的“殺戮文法”，本質上是與龍勃梭羅的顱相學一樣的自然科學話語，即認為人類的心理設施具有某種侷限性，其中掌管“殺戮”的功能模塊在長期的文明化進程中不是被“消除”，而是“潛伏”下來，會被特定的文法規則所激活，進而導致大屠殺——這就是以喬姆斯基語言學為根基的新“原罪論”。兩百多年過去了，新的末日宣教士不再舉著聖經文本和粗糙的顱相學證據向啟蒙理性帶來的善之可能性發起衝擊，而是換上了更加銳利的生物學、心理學、語言學武器。
約翰·保羅便是其中的一員。在喪失對人類向善的信心之後，他揮舞起語言學的利刃，開始了對“原惡之人”的大屠殺。而當他迷失於人類惡意中不可自拔時，另一場由世界“中心”美帝主導的大屠殺卻悄然展開。謝潑德上尉被捲入了這次事件，併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大屠殺的另一種視角。
2.現代性與大屠殺
另一種認識是將大屠殺歸結為現代性問題：大屠殺不是一個歷史事件，而是徹徹底底的現代發明。現代文明的諸要素通過某種奇妙的“化學反應”下生成了大屠殺，就如同木炭、硫磺和硝石，雖然每一樣都很不起眼，但當它們以特定的比例混合後，就變成了威力巨大的火藥。人們驚呼它為“怪胎”，而它卻內在於我們的文明之中。
如果認真檢討大屠殺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前現代社會中確實不曾出現過如此具有計劃性的對特定人群的大規模“清理”行動。雖然戰爭、瘟疫、饑荒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但這其實是生產力低下的副產品——人類從未如此優雅地站在玻璃窗的一邊，看著另一邊的同類在“淋浴室”中死去。
在7年之中“清理”至少600萬人，或者是在7周之內“清理”至少30萬人，僅憑自發的憎恨和狂熱是遠遠不夠的。相反，這必定是一項高度理性化、組織化的行動，需要動用最聰明的頭腦設計最科學的方案，並交由最富效率的科層制組織——一般來說，是政府部門和軍隊——加以執行。在這項精密細緻的工作中，任何感情——無論是同情還是憎恨——都是對計劃的一種妨害。事實上，在研究納粹屠猶運動的歷史學家希爾博格筆下，作為恐怖代名詞的納粹集中營中只有極少數看守是以折磨為樂，更多人則表現出冷漠以及有剋制的同情，即身為“理性機器”的自覺。
約翰·保羅找錯了復仇的對象。作為一種激情的仇恨，是短暫易逝的——它或許只存在於1938年的猶太人“水晶之夜”。而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仇恨，才是細密綿長的——它才真正貫穿了屠猶運動的7年曆史。造就薩拉熱窩核恐襲的，不是人類的惡意，而是核武器從製作到引爆的整個命令鏈條——一個理性化的、排除了私人感情了的命令鏈條。
這根鏈條背後隱隱顯現出美帝的身影，以及它作為強力政治國家的雄心。約翰·保羅是這根命令鏈條下的一環——已經不受控制的一環，謝潑德上尉則是另一環——尚且受到控制的一環。如今，後者在國家命令下前往更換那已經壞掉的一環，兩人的命運由此開始交織。
3.理性化及其可能
大屠殺的命令是如何下達且被人服從的？理性化最終又會迫使人們接受什麼樣的結果？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認為大屠殺背後有強烈的人類惡意，比如影視劇中的希特勒總是以一幅極端排猶分子的形象登場。但是，如前所說，僅憑一腔仇恨，個人是無法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感染”數以千萬計的民眾、動用以高度理性化為特徵的國家機器的。事實上，希特勒也曾試圖在民眾中散播一種排猶情緒，但即便戈培爾也不得不承認，應者寥寥。納粹屠猶運動並非是一場事先設計好的大屠殺，它更像是一項由政治國家主導的龐大“理性工程”中的一部分——因行為的不斷修正而導致的未曾預料到的一環。
在公開的政治宣傳中，納粹始終將重建日耳曼人的“千禧帝國”作為自己的口號，猶太人問題不過是這一“國家使命”之中微不足道的一環。納粹先後使用驅逐出境、集中監視、禁止通婚等方法管理猶太人，但隨著帝國疆域的不斷擴大，當歐洲已經沒有地方可以用來安置這些猶太人之後，最“理性”的辦法便是將他們送往“淋浴室”集中處理掉——這不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屠殺，而是納粹官員在日復一日的行政規劃後得出的結論。當舊的措施不再適應新變化，更有效率的方案自然被提上日程。與之相似，日本軍國政府制定的最高戰略目標是迫使蔣介石政府屈服，為此他們在北平發起攻勢、在上海發起攻勢、在南京發起攻勢。
回到《虐殺器官》，由美帝主導的龐大“理性工程”，便是絕對的本土安全。以本土安全為最高目標，美帝在理性化原則的指導下開啟了一個決策過程：對內，通過強化監控體系和對民眾生命的絕對剝奪以“消除”任何潛在的暴力隱患。當手無寸鐵的民眾受到利維坦機器的無處不在監視時，出於對制度性暴力報復的擔憂，他們被迫放棄了私有武力，進而實現了帝國疆域內的“和平”——實際上是將“暴力”轉移至一個更強大“他者”手中。對外，則是對世界“邊陲”的極端分子定點清理以剷除禍亂根源，為此不惜使用約翰·保羅發現的“殺戮文法”挑起族群之間曠日持久的相殺。
隨著謝潑德上尉的秘密行動的展開，我們終於可以將約翰·保羅製造的大屠殺放在更高維度去審視：大屠殺不是惡意的結果，而是美帝理性決策下的“無情”一環。事實上，如果認真檢查謝潑德上尉在索馬里的行動，我們很容易發現，即使是那些貌似由約翰·保羅製造的、“邊陲”地區發生的大屠殺事件，其誕生所需要的條件——比如富有效率的軍閥政府、大量殺傷性武器——也是由美帝提供的。因憎恨而開始的殺戮並不能傷害多少人，只有成建制武裝的軍隊才能提供大屠殺運轉的不竭動力。這股動力同樣來自於美帝的精密計算。
約翰·保羅作為“殺戮鏈條”中受操縱的一環，當他的復仇情緒使其無法再勝任“理性工程”的運轉時，美帝就發出指令，要求謝潑德上尉“回收”約翰·保羅。約翰·保羅不過是一個壞掉了的“零件”，與政治國家的雄心、龐大的“理性工程”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4.《和諧<harmony>》與“生府社會”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約翰·保羅找錯了復仇的對象，薩拉熱窩核恐襲的幕後元兇不是人類惡本性，而是美帝和它主導的世界秩序。《虐殺器官》的結尾，約翰·保羅通過“殺戮文法”在北美掀起恐慌，不但沒有傷及它一絲一毫，反而強化了行政理性對社會的整體控制力。之後，便來到了《和諧<harmony>》中福柯式的“醫學社會”——“生府社會”。
先前提到的政治國家和它所實踐的“理性工程”背後其實有著兩重假設：一重是道德假設，即政治國家是“城邦”生活的延續。所謂“城邦”生活，即公私領域尚未分化的生活方式。“城邦”公民是公共性的產物，其行為以增添公共的福祉而非私人性的享樂為動機，“城邦”作為更高的社會實體，對其成員的一定的“德性”要求，比如盧梭式的“道德共和國”。另一重則是技術假設，即“理性工程”是實現“城邦”生活的技術手段。個人不是天生的“城邦”公民，而是構成“公民”的原始質料，被管理和馴化的對象，這類似於孫中山在《中華民國建國大綱》中所提到的“訓政”。政治國家通過對個人的管理、馴化，使之成為“適格的人”。這種政治實踐的最終結果，便是構造一個《和諧<harmony>》社會。
政治國家是“城邦”公民的“助產士”。因此，當人的本質在於不可還原的“心靈”時，政治國家便是人類的“心靈工程師”——通過種種文化上的強制手段來塑造民眾的德性和趣味。而當人的本質——伴隨著生物學、心理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話語的擴張——而被還原為身體的物理活動時，身體便成為政治國家監控的對象。“生府社會”為每一位未來公民都安裝了身體監控系統“Watchme”，並通過藥物精煉儀器控制其生理反應。當每個孩子迎來自己的17歲生日時，“Watchme”就會自動啟動，使之自動成為“城邦”共同體中的一員。
這便是《和諧<harmony>》的本質。在弗洛伊德的假設之中，“自我”是私人性的，與外界始終是矛盾的存在，始終處於緊張和壓抑的關係之中。而在米德的假設之中，“自我”則是公共性的，是“他者”賦予的，與所處群體的道德、理想、價值觀念相一致，即內外和諧的。
《和諧<harmony>》的最後，“生府”取消了所有人的自我意識，以化眾為一的方式，實現了人類整體的永生，或者說是個人意義上的“無人生還”。新社會中的所有人都是顧慮“他人”的存在，都是為“他人”而活的人。通過消滅多樣性，人類終於獲得了一致性的《和諧<harmony>》。這到底是人類的昇華，還是人類的滅絕，誰又知道呢？
5.後記
伊藤計劃的故事提供了許多用來透視現代社會的有趣材料。但是，我仍不推薦大家去看這兩部劇場版，因為它們著實拍攝得乏味無趣。
在這個不僅是有大屠殺的故事中，還有很多等待發掘的思想資源，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福柯的“生命政治”、吉登斯的“暴力國家化”。但鑑於本文已經變得又臭又長，就在大屠殺的話題上打住，不再進行新的分析。
我們不得不承認，造成大屠殺的諸多要素仍存在於現代社會之中，並且始終沒有受到嚴密的防範。相比於正視日常之中的“恐怖”，人們更願意將這個話題交由社會學去處理，並以此將它們從心理層面上“清理”出去，繼續“表面和平”下的生活。很多人尚未認識到政治國家和“理性工程”對我們社會的傷害是如此之大，仍天真地請求國家在文化領域回應他們自發形成的“道德責任感”，而這使得文章所討論的內容也多了幾分現實感。有些事情不僅需要現實制度的改變，更需要觀念制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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