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夏，秦始皇在巡閱途中突發疾病，駕崩於沙丘。如果不去看政權實體，而是以內在靈魂的存續為標準的話，秦帝國的滅亡其實從這一刻就已經開始了。
正如我們所熟知的那樣，在皇帝駕崩之後，公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和丞相李斯一起策劃了一場圍繞帝國繼承權的陰謀：
· 少不更事的公子胡亥一夜之間成了秦二世，原本最可能繼承皇位的長公子扶蘇被趙高矯詔賜死，之後和扶蘇過從甚密的蒙恬、蒙毅兄弟先後被殺……
秦始皇一生中最大的兩個錯誤恐怕都與此有關。
其一，沒解決接班人的問題。秦史中最讓人費解的，就是秦始皇一直沒有立太子，至少說，沒有通過正式的法律程序（冊封）確立繼承人。
其二，在錯誤的時間死在了錯誤的地點。
秦始皇先後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39歲時完成了統一中國大業，建立起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統一的中央集
自公元前221年統一戰爭正式宣告結束以後，為了迅速整合天下，秦政府隨即上馬了馳道、長城、阿房宮等一系列超級工程，這些大工程的集中上馬，使得投資過熱的問題開始凸顯出來。與此同時，六國遺族的復辟運動從未停止過，特別是在遠離關中政治中心且面積遼闊的南中國地區，那裡皆是新收之地，由咸陽派去的官吏對於基層幾乎就是兩眼一抹黑，基層的控制權很大一部分依舊掌握在"地頭蛇"手裡。
而更可怕的是，土地兼併的問題開始日益凸顯出來，之前依靠商君之法建立起的均田根基正在被地方大族所侵蝕。而在秦廷內部，政治精英群體中同樣存在一股經久不衰的封建復辟思潮……
總而言之，在帝國的恢宏氣勢之下，實則是暗流湧動。
憑藉著個人的權威，始皇帝成為唯一可以壓制這種種暗流的要素，而他偏偏在最該他活著的時候去世了（從這說，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始皇帝會渴望長生不老了），更糟的是，當時他並不在咸陽宮中，身邊只有胡亥、趙高、李斯這三個人。很自然的，在皇帝去世之後，帝國的命運也就落到了這三個人手中。
當事人2000多年前的心理活動我們無從知曉，但是這其中的利益關係還是可以看清的。秦始皇在臨終前是否指定了繼承人，這個繼承人又是不是公子扶蘇，扶蘇、蒙恬又是否和李斯、趙高有解不開的私怨，這些對他們二人而言其實本質說來並不重要。
如果走正常的法律程序產生繼承人，那麼至少在理論上新皇不會對任何臣屬產生依賴，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常理，趙高、李斯等老臣逐步淡出政治舞臺就是遲早的事，而依照秦法非功不賞、爵位不得世襲的原則，屆時他們家族的富貴也必然要大幅縮水，這一點對於李斯而言尤為如此——他是秦國為數極少的侯爵之一，在大規模統一戰爭結束之後，後輩人在秦國的體制下再想封侯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可如果是通過一場政治陰謀"扶保"一個君主登基，那情況將完全不同。
一段不可告人的歷史會把所有的參與者牢牢地綁在一起，屆時大夥便不再是簡單的君臣關係，而是要彼此"共天下"，這就意味著你的富貴不但不會縮水，反倒會大大膨脹，而且將世襲罔替。
李斯和趙高在始皇帝時代都曾經是功臣，但過去的功勳與眼前的忠誠之間往往並沒有必然聯繫。一面是冰，一面是火，兩種前景全憑自己一念之間，這種情況下，只要私心稍稍超過公心，便自然會做出損國成己的選擇。
李斯（約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戰國末期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人。秦代著名的
在胡亥登基後，這場宮廷政變才僅僅是剛剛開始。扶蘇和蒙恬被殺時正在九原率軍鎮守北境，這裡駐紮著帝國最精銳的三十萬大軍。眼見統帥無端被冤殺，這對這支邊防軍士氣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這也為後來秦軍的鉅鹿之敗埋下了伏筆。
然而秦廷上層的殺戮還遠未結束，得位不正讓胡亥和趙高始終處在一種不安的情緒當中，對他們來說，要想獲得安全感，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殺光所有潛在的挑戰者和質疑者。在胡亥返回咸陽後不久，秦皇室的12名公子和10名公主悉數被處死，其中包括和胡亥一母所生的3個兄弟，至此，除胡亥外，始皇帝的直系血脈被徹底殺盡。
緊隨其後的便是秦國的開朝功臣，除李斯外，始皇帝時代的重臣幾乎盡數被處死或被迫自殺，這其中包括代表軍方的馮去疾、馮劫——這是對秦軍的又一次重創。與此同時，大量郡縣官員也被迫進行政治站隊，這一過程中又一批政治精英遭到了放逐和殺戮。
在胡亥繼位後，整個帝國變成了一個超大號的監獄和屠宰場。
在大清洗之後，取而代之的，則是趙高的親信，如弟弟趙成被任命為郎中令，掌握京師和皇帝的衛隊；女婿閻樂為咸陽令；而趙氏家族也在這一過程中撈得盆滿缽滿——史書中對此的描述是"私家之富，若田氏於齊也"。
有一種說法認為，趙高其實並不是閹人，《史記》中稱趙高為"宦人"，本意是皇帝的親近之臣，對於被閹割過的內侍，史書中通常稱之為"宦閹"。史書中對趙高有"體魄強健、武藝高強、騎乘技術精湛"這樣的描述，除非趙高是"東方不敗"，否則從生理常識來說，怎麼也不可能這樣來形容一個太監。所以，趙高才會有閻樂這個女婿。
言歸正傳，與大規模殺戮相伴的，則是對秦法的根本性破壞。
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描述，趙高蠱惑胡亥，"乃更為法律""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之故臣"。
簡單地說，就是肆意修改秦法條款，目的則是為屠戮皇族、大臣製造法律依據，以顯示自己行為的"合法性"。原本始於商鞅時代的《秦律》是一套嚴密完整的法制體系，各個律條間環環相扣、嚴絲合縫，著眼點則是立足社會的長期治理。而胡亥對法律的修改，則完全是為了一個個非常具體的政治目的。
原本作為秦朝社會穩定根基的《秦律》，如今已經徹底淪為胡亥、趙高手中的政治工具。就好比比著手裡拿的"蘿蔔"（想要幹掉的官員）挖坑，挖好以後，輪到下一根"蘿蔔"的時候就再換個標準來挖。
除此之外，在人事任用上，胡亥、趙高除了任用親信外，還採取了"遠者近之""賤者貴之""貧者富之"的原則。說白了，就是把始皇帝時代被邊緣化、被打壓的群體重新請回來，而這就又為秦王朝的棺木釘下了一顆釘子。
考慮到之前秦廷曾先後進行過兩次封建制與郡縣制的大論戰，最終還搞出了坑殺460名方士和儒生的大事件，胡亥和趙高請回來的這批人中，很可能就包括當初主張封建復辟的政治精英。在史書記載中，胡亥曾向博士官問政，對象則是儒生叔孫通。而在始皇帝"焚書坑儒"之前，博士官議事制度已經被皇帝取消，儒家學者也因此遭到了冷遇。
在背離最初的基本盤後，轉而向過去的對手示好，這是政治鬥爭中最傳統的套路，但也是失敗概率最高的套路——很容易就把自己搞的和"蝙蝠"一樣，在原陣營眼中是背叛者，在"新盟友"眼中則只是可以暫時利用的對象，長遠則必要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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