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吉庵
一九三一年北京大學進行調整，以蔣夢麟為校長，胡適為文學院院長。由於他倆密切配合，及全體師生的努力，使衰退中的北大又獲得了新生，故時有“北大中興”之說。這中間胡適引薦了一批優秀教師，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眾所周知，辦學校教師是關鍵，沒有教師學校辦不起來；進而言之，沒有優秀的教師，學校也辦不好。所以胡適一向重視選拔教師這一工作，他過去在中國公學任校長時，教師的陣容是相當可觀的，而今重返北大，同樣也物色了一大批優秀教師，從而保證了“北大中興”。其中有幾個人物值得一提。
第一學年北大共進新教員三十餘人，一般程度都是較高的，其中大多數是留學英美的專家學者，但也有個別的不僅沒出洋留過學，也沒有在國內上過大學，但他有著作，這樣的人，胡適還是大膽選拔到學校裡來任教。在當時新聘的教師中，錢穆就是這樣的一位代表人物。
錢是江蘇無錫人，自幼念私塾，上過小學，讀到中學為止。後因家貧無從籌集學費，開始在小學裡教書。之後錢有教書“十年小學、十年中學、十年大學”之稱，其實年代未必十分準確，不過略舉其大概而已。這說明他的學問是從邊教邊學中自修得來的。錢自幼苦讀，人非常聰明，國學根底深厚，因此很早就有著述問世了。在蘇州任教時，曾著有《先秦諸子系年》一稿。那時顧頡剛任教燕京大學，在家鄉蘇州見到此稿十分讚賞，便對錢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教國文，宜在大學中教歷史。”（見於錢穆《師友雜憶》）之後即一九三〇年秋，顧推薦他到燕大任國文講師。同年在《燕京學報》第七期上發表《劉向劉歆父子年譜》一文，對康有為著的《新學偽經考》發動攻擊。是文由史入經，專論事實，指出康有為不通地方有二十八處之多，因此糾正劉歆偽造群經之說，證明《左傳》《周官》都是先秦的舊籍，並非漢代劉歆所偽造。於是為古文經做了翻案，《左傳》等書開始為學人相信了。是文一出，轟動一時，胡適看後，十分稱讚，表示佩服。
一九三一年夏，錢穆因與校方意見不合，燕大當局不準備再續聘了。顧頡剛事先已經知道，因此當錢穆去向他告辭還鄉的時候，他沒有做任何表示。錢在《師友雜憶》裡也說：“一日，赴頡剛處，告欲離去。頡剛乃夷然，不對餘加一挽留語，亦不問所以。僅雲：‘此下北大清華當來爭聘，君且歸，到時再自決定可也。’餘臨去，燕大亦未續發聘。”可見燕大教會學校對待不同意見者，是不能相容的，同時亦說明錢是不肯為五斗米而折腰的。
錢穆離開北平之前，曾去拜訪過胡適，但未能相遇。次日作書致意，略謂：“適之先生大鑒：日昨來城拜謁未得晤教，深以為悵！即日匆匆南旋，不克走辭。”又說：“拙著諸子系年，於諸子生卒出處，及晚周先秦史事，自謂頗有董理。有清一代，考史記、訂紀年、辨諸子不下數十百家，自謂此書頗堪以判群紛而定一是。……先生終賜卒讀，並世治諸子，精考核，非先生無以定吾書。倘蒙賜以一序，併為介紹，北平學術機關為之刊印，當不僅為穆一人之私幸也。”最後又說：“暑中倘蒙示教，請寄蘇州西花橋巷二十八號。”（見於原件，凡此下略。）從這封信裡，可看出錢對胡是十分推崇的，彼此關係也很好。信中還提到請向丁文江致意云云。說明胡適與丁文江對錢在學術上的貢獻，都是一致肯定的。有此基礎，加上顧頡剛的推薦，所以錢返鄉後不久便接到北京大學的聘書，聘他為北大史學系副教授，比燕京大學提高了一級，可見胡適愛才及求賢急迫之心情。
嗣後，錢在北大任教有八年之久，在教學與研究上都有很多貢獻。但其文化學術觀點與胡適始終不一致，比如：胡適提倡白話文，而錢一直是用文言來著書立說的；胡講向西方學習，錢則主張發揚傳統。此外，在一些具體學術問題上也有分歧，如對老子年代問題的考證：胡認為老子出於孔子前；錢則不然，認為老子出孔子後。二人為此打了一場筆墨官司。但這並不影響他們交往，從一些信函中可以看出彼此還是互相尊重的。
關於老子這個問題，最初是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裡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老子出生在孔子之前，所以他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先從老子哲學講起，其次是孔子、墨子，等等。是書出版後，引起當時學術界極大興趣。梁啟超首先提出不同意見。他發表文章，做了一番考證，舉出許多證據證明老子出於孔子之後。接著馮友蘭也表示不同意胡適的看法，並認為從整個形勢看，孔子是第一個私人講學的人，第一個私人立說的人，第一個創立學派的人，所以他主張寫中國哲學史，孔子應該是第一個出現的人物。後來錢穆也反對胡適的意見，並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一文，他根據此書思想上的線索及其文體風格，斷雲《老子》在孔子之後。後來，顧頡剛也在《史學年報》上發表了《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一文，從文體上來論證《老子》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因此，也說老子出於孔子之後。
上述四家都不同意胡適的看法，而且從不同角度論證了老子是出現在孔子之後的。但胡適認為他們的理由論據都不能說明問題，因此仍堅持自己的見解，故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北大《哲學論叢》上發表了《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對上述各家所持的論據一一做了批駁。他說：近十年來，有好幾位我最敬愛的學者很懷疑老子這個人和那部名為《老子》的書的時代。我並不反對這種懷疑的態度；我只盼望懷疑的人能舉出充分的證據來，使我們心悅誠服地把老子移後，或把《老子》書移後。但至今日，我還不能承認他們提出了什麼充分的證據。接著他逐個進行了批評：從邏輯學、文體文風、思想線索、文學語言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後他說：“我不反對把《老子》移後，也不反對其他懷疑《老子》之說，但我總覺得這些懷疑的學者都不曾舉出充分的證據。我這篇文字只是討論他們的證據價值，並且評論他們的方法的危險性。中古基督會的神學者，每立一論，必須另請一人提出駁論，要使所立之論因反駁而更完備。這個反駁的人就叫作‘魔的辯護士’。我今天的責任就是要給我所最敬愛的幾個學者做一個‘魔的辯護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丈。我攻擊他們的方法，是希望他們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評他們的證據，是希望他們提出更有力的證據來。”這篇文章發表後，錢、顧等人也沒有提出新的意見來進行反駁，老子問題的爭論就這樣不了了之，只有留待後人去繼續研究和討論了。胡適有一次在北大講堂上很風趣地說：“我反對老聃在孔子之後的說法，因為這種說法的證據不足。如果證據足了，我為什麼反對？反正老子並不是我的老子。”（馮友蘭《三松堂自序》）
胡適為北大物色優秀教師，不僅僅限於文科範圍，理科與法科他都是同時並舉的。因此，一九三三年北大聘請他早年的學生饒毓泰（留學德國），來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翌年，又請饒的學生吳大猷從美返國，到北大物理系任教授。他們師生倆後來為建設北大物理系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培養了好幾位人才，如楊振寧、李政道等皆是。可見吳在培養人才方面是起到了承上啟下作用。而胡適對吳大猷的成長是早已寄予希望的，這可由下列事實得到證明：
吳原是在南開大學教物理的年輕教師，一九三一年秋得“中基會”乙種研究獎的資助，到美國密歇根大學進行深造。那時，這所學校是紅外分子光譜研究的鼻祖，在美國享有很高的聲譽。吳進校後刻苦努力，很快掌握了紅外光譜的實驗技術，並且還在光譜儀上做了一個改進發明。當時引起社會的注意，一些工廠曾利用他的成果進行生產，結果獲得很高利潤。可見他的基礎和創造能力是非凡的。
入學後第二年吳完成了一篇論文，並發表了其中的一部分，即鈾原子之與f電子能態及鈾原子是否可能為一串十四個（當時尚未發現）原子的開始問題。他的這項計算，為後來原子的發現及計算開了先河，並獲得了博士學位。這時他的獎助金已經到期用完，但他還想繼續再做一段時間的研究。為此，他寫信回國，向“中基會”申請延長其獎助金。那時胡適在該會任名譽秘書等職，積極主張支持。於是吳得“中基會”的資助，延長了一年的研究工作。這雖然是個偶然的機會，但是影響極大。在這一段時期，他由於獲得了博士學位，研究費也解決了，無後顧之憂，業務又比較成熟，因此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這年他做了如下幾項工作：（一）週期性位能的振動與內轉動；（二）氯化乙烯的同分異構體的紅外光譜及分子對稱問題；（三）氮原子的雙激起能態；（四）日光光譜的來源；（五）原子核反應實驗的解釋。上述的成績，說明時間雖短，但收穫是巨大的，為他進一步做好教學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九三四年他應北京大學之聘，回國任北大物理系教授。他在北大三年，先後講授過古典力學、量子力學、理論物理學等課程。與此同時，在物理系開展研究工作，用他從美國採購回來的儀器，與饒毓泰、周同慶等教授從事原子、分子光譜等項的研究。吳本人除課堂講授外，還經常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論文。他對建設北大物理系是有貢獻的。後來抗日戰爭期間，他又隨校遷昆明，到西南聯大任教，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學生。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就是當時的學生，他們的物理學基礎是在吳大猷等教師的指導下打下的。他們不僅為北大爭了光，同時也為國家爭得了榮譽。這是結果，但根兒還是得追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大中興”上去。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胡適的貢獻是“照遠不照近”了。
一九三二年夏天，北大法學院經濟系畢業生中有個千家駒，平時學習很用功，且發表過一些文章，在畢業之前，他想去拜望胡適，看看是否能謀到一個合適的工作。為此他請當時在清華學習的老同學吳晗幫忙做個介紹。吳寫了一封信，大體介紹了一下他的為人、學習情況和願望。吳在信中說：“適之師：文史專號已出版，茲奉上二冊。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駒君，此次在文史號撰《東印度公司之解散與鴉片戰爭》一文，他是用新觀點來做一個嘗試，雖不能說是成功，卻似乎比時下一般自命為（唯）物觀者之生吞活剝、削趾就履來得強一些。千君是一個比較用功看書的人。……他是一個畸靈[零]人，自幼便見棄於舊官僚的父親，憑著自己的努力，工讀到現在，今年北大經濟系畢業了。他很想來見先生，不知可以否？”之後，胡適因事離平南下，在火車上翻閱吳晗送給他的兩本書，其中千家駒寫的論文，引起了他的注意。後來回到北平，便約千家駒面談。問他，畢業後準備去哪裡工作？千回答說：我工作還沒有著落呢！胡適便自告奮勇，主動介紹他去當時“中基會”資助的一個獨立研究機構社會調查所（陶孟和任所長）做研究工作。關於這段經過，胡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為天津《大公報》撰寫《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一文裡，曾有所敘述，他說：“兩三年前，社會調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對我說，近年北大經濟系畢業生遠不如清華畢業生。剛巧那時我在火車上借得兩本雜誌，讀了一篇研究論文，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我偶然發現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個北大未畢業的經濟系學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幾篇研究送給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興，叫他去談，後來那個學生畢業後就在社會調查所工作到如今，總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復了一點已失的信用。”這是胡適介紹千家駒進社會調查所的經過。但問題不是這麼簡單，還有一些具體情節的。據千家駒本人說：“後來陶孟和一打聽，我是北大學生會的一個頭頭，是北大著名的搗亂分子，可能是共產黨，陶先生便躊躇起來了，他又去問胡適，胡適回答說：‘搗亂與做研究工作是兩碼事，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況且一個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麼亂呢？’經胡這麼一說，陶無話可說，於是我的工作便定下來了。”（臺北《傳記文學》一九八五年六月號）
千家駒到研究所後，瞭解到“中基會”已經請吳半農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而第二、三卷還沒有人承擔，於是他自告奮勇，寫信向胡適表示自己樂意做這工作。他說：“《資本論》這部書，無論如何，是經濟學界劃分時代的一部著作，現在編譯委員會能著手做這工作，令我感到雀躍三百！不過《資本論》單靠第一卷是不完全的，它必須有第二及第三兩卷，方稱完璧。不知後兩卷已有人譯否？至於別的方面，我自知什麼也不懂得，但於《資本論》還稍有心得。老實說，我在北大的六個年頭中，有四年以上的時間是花在讀《資本論》及馬克思其他著作上的（《資本論》一、二、三卷看過兩遍）。我想，如果趁此機會能夠把第二、三卷譯出來，那我這幾年也終不算虛度了。”胡適表示同情，於是把這部偉大著作列入“中基會”編譯委員會計劃內，由千家駒與吳半農翻譯。這書當時中國不但沒有全譯本，節譯本也還沒有，可謂之開路先鋒。
後來吳半農翻譯了《資本論》第一卷，千家駒譯了第二卷，稿已經交商務印書館。不久，第一卷已印出；第二卷校對過清樣，但商務老闆怕國民政府禁書，不敢出售，因此這部著作便胎死腹中了。
當時千家駒雖然有了工作，但他感到每月工資不夠開支，於是他又寫信向胡適訴說自己的困難情形。首先介紹了家庭情況，他說，他父親在外面已自成一個家庭，母親在家異常刻苦，期望他與一個姊姊，甚為殷切。接著談自己從五歲起到大學，每天在家都捧著書本看，家裡管教很嚴，過年也只准玩半天，因此個性變得死板，不活潑，但也養成一個看書的好習慣。眼下的困難是要幫助姊姊上大學，並要接家母到北京侍奉幾年。研究所每月五十元，只夠自己及姊姊的費用，故不揣冒瀆地將這些情況告訴先生。千家駒在信中未提出具體要求，但意思很清楚，是希望胡適給予繼續幫忙，設法解決問題。
胡適是個孝子，烏鳥私情，自然十分同情，故於一九三四年又主動介紹他到北大兼任經濟系講師，這樣可增加一些收入，以便奉養被他父親遺棄的老母。但問題不是那麼容易就成。當時北大經濟系主任趙乃摶，認為他在北大畢業才不過兩年，怕他“上去下不了臺”，而且趙也嫌他思想“左”傾，於是不肯同意。為此，他又寫信向胡適發了一頓牢騷，說他們懷疑自己能力，畢業不久去教，怕“不方便”（被學生趕下來）云云。後由於胡適的堅持，趙終於讓步，因此千家駒於一九三五年當上了北大經濟系的兼任講師，講授中國經濟問題一課。這是該系四年級學生的課程，千家駒居然把它拿下來，說明趙乃摶等人的擔心是不必要的。後來千家駒回憶說，他到北大教書一事，並非自己要求，乃胡主動向北大蔣夢麟校長提出，其中經過都是陶孟和告訴他的。並稱：“胡先生是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立場上我們是不同的，我堅決反對國民黨，但他並不以此而歧視我，而且處處提拔我，幫我的忙，他從沒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強加於我或企圖影響我，而處處表現出一種寬容精神。”接著他又說道，胡適當時雖已名滿天下，但一點也不擺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九三六年當他與楊梨音女士結婚時，去請胡適做他們的證婚人，胡欣然答應。結婚那天，胡適很高興地拿出一本《鴛鴦譜》來要他們夫婦簽名，據說最早在上面簽名的是趙元任夫婦。大概這是胡適準備留存的紀念品，意欲統計一下，看看他究竟為天下有情人做過多少好事。之後，舉行婚禮致辭時，胡很風趣地開玩笑說：“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搗亂頭兒，但看今天的婚禮卻一點革命氣息都沒有，大概從今天起千家駒要變成楊家駒了。”胡適的這番話，頓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以上所述的三位人物，是很有代表性的，文理法三科都有了，說明胡適物色教師，不只光照顧文科一家，也是從全局考慮的。另外，胡適選擇人才的標準，不是隻看個人的學歷，什麼留學生、博士等，更重要的是看本人的實際能力和學術水平。關於這點，上述的三位人物中就有兩位沒有什麼高級或更高級的文憑，但他們有著述，而且水平不低。胡適慧眼識英雄，有分辨能力，所以能排除阻力，大膽提拔。因此為北大請到了許多優秀教師，這是值得後人懷念的。
當時，胡適名聲大，所以常有人來求他介紹工作，但他不輕易給人寫介紹信。他有一個標準，就是要有真才實學，不然他的介紹信是拿不到的。據常往來他家的胡不歸在其《胡適傳記三種》一書裡說：有一次，他家裡的一個親侄胡思猷在上海大夏大學畢業，求他找個事，他就問道：你有什麼著作沒有？他侄子回答說：沒有。又問：你有什麼專門研究？他侄子有點生氣，回答說：沒有！大學剛畢業的人，哪裡談得到什麼專門研究。胡適聽他侄子的話有點刺耳，於是生氣地說：既然沒有，那麼我不能替你找事！假若你有著作，或有什麼專門研究的話，我可以向人介紹說：這裡有一個人才，他有著作，有專門學問，你們那邊需要這類人嗎？現在你既沒有這些成績，我不能對人家說：他是我的侄子，你們必須要給他安插一個位置。最後他語重心長地告訴他侄子說：思猷，我不能為你破例呀！從這個事例，可以看出胡適嚴格要求自己，有責任心。他不願辜負社會給他的聲望，顯然跟上述三例形成鮮明對比，值得大家玩味。
原載《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一期（一九九二年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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