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吉庵
一九三一年北京大学进行调整，以蒋梦麟为校长，胡适为文学院院长。由于他俩密切配合，及全体师生的努力，使衰退中的北大又获得了新生，故时有“北大中兴”之说。这中间胡适引荐了一批优秀教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众所周知，办学校教师是关键，没有教师学校办不起来；进而言之，没有优秀的教师，学校也办不好。所以胡适一向重视选拔教师这一工作，他过去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教师的阵容是相当可观的，而今重返北大，同样也物色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从而保证了“北大中兴”。其中有几个人物值得一提。
第一学年北大共进新教员三十余人，一般程度都是较高的，其中大多数是留学英美的专家学者，但也有个别的不仅没出洋留过学，也没有在国内上过大学，但他有著作，这样的人，胡适还是大胆选拔到学校里来任教。在当时新聘的教师中，钱穆就是这样的一位代表人物。
钱是江苏无锡人，自幼念私塾，上过小学，读到中学为止。后因家贫无从筹集学费，开始在小学里教书。之后钱有教书“十年小学、十年中学、十年大学”之称，其实年代未必十分准确，不过略举其大概而已。这说明他的学问是从边教边学中自修得来的。钱自幼苦读，人非常聪明，国学根底深厚，因此很早就有著述问世了。在苏州任教时，曾著有《先秦诸子系年》一稿。那时顾颉刚任教燕京大学，在家乡苏州见到此稿十分赞赏，便对钱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在大学中教历史。”（见于钱穆《师友杂忆》）之后即一九三〇年秋，顾推荐他到燕大任国文讲师。同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一文，对康有为著的《新学伪经考》发动攻击。是文由史入经，专论事实，指出康有为不通地方有二十八处之多，因此纠正刘歆伪造群经之说，证明《左传》《周官》都是先秦的旧籍，并非汉代刘歆所伪造。于是为古文经做了翻案，《左传》等书开始为学人相信了。是文一出，轰动一时，胡适看后，十分称赞，表示佩服。
一九三一年夏，钱穆因与校方意见不合，燕大当局不准备再续聘了。顾颉刚事先已经知道，因此当钱穆去向他告辞还乡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表示。钱在《师友杂忆》里也说：“一日，赴颉刚处，告欲离去。颉刚乃夷然，不对余加一挽留语，亦不问所以。仅云：‘此下北大清华当来争聘，君且归，到时再自决定可也。’余临去，燕大亦未续发聘。”可见燕大教会学校对待不同意见者，是不能相容的，同时亦说明钱是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的。
钱穆离开北平之前，曾去拜访过胡适，但未能相遇。次日作书致意，略谓：“适之先生大鉴：日昨来城拜谒未得晤教，深以为怅！即日匆匆南旋，不克走辞。”又说：“拙著诸子系年，于诸子生卒出处，及晚周先秦史事，自谓颇有董理。有清一代，考史记、订纪年、辨诸子不下数十百家，自谓此书颇堪以判群纷而定一是。……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最后又说：“暑中倘蒙示教，请寄苏州西花桥巷二十八号。”（见于原件，凡此下略。）从这封信里，可看出钱对胡是十分推崇的，彼此关系也很好。信中还提到请向丁文江致意云云。说明胡适与丁文江对钱在学术上的贡献，都是一致肯定的。有此基础，加上顾颉刚的推荐，所以钱返乡后不久便接到北京大学的聘书，聘他为北大史学系副教授，比燕京大学提高了一级，可见胡适爱才及求贤急迫之心情。
嗣后，钱在北大任教有八年之久，在教学与研究上都有很多贡献。但其文化学术观点与胡适始终不一致，比如：胡适提倡白话文，而钱一直是用文言来著书立说的；胡讲向西方学习，钱则主张发扬传统。此外，在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上也有分歧，如对老子年代问题的考证：胡认为老子出于孔子前；钱则不然，认为老子出孔子后。二人为此打了一场笔墨官司。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交往，从一些信函中可以看出彼此还是互相尊重的。
关于老子这个问题，最初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里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老子出生在孔子之前，所以他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从老子哲学讲起，其次是孔子、墨子，等等。是书出版后，引起当时学术界极大兴趣。梁启超首先提出不同意见。他发表文章，做了一番考证，举出许多证据证明老子出于孔子之后。接着冯友兰也表示不同意胡适的看法，并认为从整个形势看，孔子是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私人立说的人，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所以他主张写中国哲学史，孔子应该是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后来钱穆也反对胡适的意见，并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他根据此书思想上的线索及其文体风格，断云《老子》在孔子之后。后来，顾颉刚也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了《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从文体上来论证《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因此，也说老子出于孔子之后。
上述四家都不同意胡适的看法，而且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老子是出现在孔子之后的。但胡适认为他们的理由论据都不能说明问题，因此仍坚持自己的见解，故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北大《哲学论丛》上发表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对上述各家所持的论据一一做了批驳。他说：近十年来，有好几位我最敬爱的学者很怀疑老子这个人和那部名为《老子》的书的时代。我并不反对这种怀疑的态度；我只盼望怀疑的人能举出充分的证据来，使我们心悦诚服地把老子移后，或把《老子》书移后。但至今日，我还不能承认他们提出了什么充分的证据。接着他逐个进行了批评：从逻辑学、文体文风、思想线索、文学语言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他说：“我不反对把《老子》移后，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我总觉得这些怀疑的学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我这篇文字只是讨论他们的证据价值，并且评论他们的方法的危险性。中古基督会的神学者，每立一论，必须另请一人提出驳论，要使所立之论因反驳而更完备。这个反驳的人就叫作‘魔的辩护士’。我今天的责任就是要给我所最敬爱的几个学者做一个‘魔的辩护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丈。我攻击他们的方法，是希望他们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评他们的证据，是希望他们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这篇文章发表后，钱、顾等人也没有提出新的意见来进行反驳，老子问题的争论就这样不了了之，只有留待后人去继续研究和讨论了。胡适有一次在北大讲堂上很风趣地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胡适为北大物色优秀教师，不仅仅限于文科范围，理科与法科他都是同时并举的。因此，一九三三年北大聘请他早年的学生饶毓泰（留学德国），来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翌年，又请饶的学生吴大猷从美返国，到北大物理系任教授。他们师生俩后来为建设北大物理系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培养了好几位人才，如杨振宁、李政道等皆是。可见吴在培养人才方面是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而胡适对吴大猷的成长是早已寄予希望的，这可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
吴原是在南开大学教物理的年轻教师，一九三一年秋得“中基会”乙种研究奖的资助，到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深造。那时，这所学校是红外分子光谱研究的鼻祖，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吴进校后刻苦努力，很快掌握了红外光谱的实验技术，并且还在光谱仪上做了一个改进发明。当时引起社会的注意，一些工厂曾利用他的成果进行生产，结果获得很高利润。可见他的基础和创造能力是非凡的。
入学后第二年吴完成了一篇论文，并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即铀原子之与f电子能态及铀原子是否可能为一串十四个（当时尚未发现）原子的开始问题。他的这项计算，为后来原子的发现及计算开了先河，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时他的奖助金已经到期用完，但他还想继续再做一段时间的研究。为此，他写信回国，向“中基会”申请延长其奖助金。那时胡适在该会任名誉秘书等职，积极主张支持。于是吴得“中基会”的资助，延长了一年的研究工作。这虽然是个偶然的机会，但是影响极大。在这一段时期，他由于获得了博士学位，研究费也解决了，无后顾之忧，业务又比较成熟，因此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这年他做了如下几项工作：（一）周期性位能的振动与内转动；（二）氯化乙烯的同分异构体的红外光谱及分子对称问题；（三）氮原子的双激起能态；（四）日光光谱的来源；（五）原子核反应实验的解释。上述的成绩，说明时间虽短，但收获是巨大的，为他进一步做好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四年他应北京大学之聘，回国任北大物理系教授。他在北大三年，先后讲授过古典力学、量子力学、理论物理学等课程。与此同时，在物理系开展研究工作，用他从美国采购回来的仪器，与饶毓泰、周同庆等教授从事原子、分子光谱等项的研究。吴本人除课堂讲授外，还经常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他对建设北大物理系是有贡献的。后来抗日战争期间，他又随校迁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就是当时的学生，他们的物理学基础是在吴大猷等教师的指导下打下的。他们不仅为北大争了光，同时也为国家争得了荣誉。这是结果，但根儿还是得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大中兴”上去。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胡适的贡献是“照远不照近”了。
一九三二年夏天，北大法学院经济系毕业生中有个千家驹，平时学习很用功，且发表过一些文章，在毕业之前，他想去拜望胡适，看看是否能谋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为此他请当时在清华学习的老同学吴晗帮忙做个介绍。吴写了一封信，大体介绍了一下他的为人、学习情况和愿望。吴在信中说：“适之师：文史专号已出版，兹奉上二册。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观点来做一个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为（唯）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趾就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用功看书的人。……他是一个畸灵[零]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读到现在，今年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以否？”之后，胡适因事离平南下，在火车上翻阅吴晗送给他的两本书，其中千家驹写的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回到北平，便约千家驹面谈。问他，毕业后准备去哪里工作？千回答说：我工作还没有着落呢！胡适便自告奋勇，主动介绍他去当时“中基会”资助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社会调查所（陶孟和任所长）做研究工作。关于这段经过，胡适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为天津《大公报》撰写《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里，曾有所叙述，他说：“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论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是胡适介绍千家驹进社会调查所的经过。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还有一些具体情节的。据千家驹本人说：“后来陶孟和一打听，我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头头，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可能是共产党，陶先生便踌躇起来了，他又去问胡适，胡适回答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经胡这么一说，陶无话可说，于是我的工作便定下来了。”（台北《传记文学》一九八五年六月号）
千家驹到研究所后，了解到“中基会”已经请吴半农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而第二、三卷还没有人承担，于是他自告奋勇，写信向胡适表示自己乐意做这工作。他说：“《资本论》这部书，无论如何，是经济学界划分时代的一部著作，现在编译委员会能着手做这工作，令我感到雀跃三百！不过《资本论》单靠第一卷是不完全的，它必须有第二及第三两卷，方称完璧。不知后两卷已有人译否？至于别的方面，我自知什么也不懂得，但于《资本论》还稍有心得。老实说，我在北大的六个年头中，有四年以上的时间是花在读《资本论》及马克思其他著作上的（《资本论》一、二、三卷看过两遍）。我想，如果趁此机会能够把第二、三卷译出来，那我这几年也终不算虚度了。”胡适表示同情，于是把这部伟大著作列入“中基会”编译委员会计划内，由千家驹与吴半农翻译。这书当时中国不但没有全译本，节译本也还没有，可谓之开路先锋。
后来吴半农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千家驹译了第二卷，稿已经交商务印书馆。不久，第一卷已印出；第二卷校对过清样，但商务老板怕国民政府禁书，不敢出售，因此这部著作便胎死腹中了。
当时千家驹虽然有了工作，但他感到每月工资不够开支，于是他又写信向胡适诉说自己的困难情形。首先介绍了家庭情况，他说，他父亲在外面已自成一个家庭，母亲在家异常刻苦，期望他与一个姊姊，甚为殷切。接着谈自己从五岁起到大学，每天在家都捧着书本看，家里管教很严，过年也只准玩半天，因此个性变得死板，不活泼，但也养成一个看书的好习惯。眼下的困难是要帮助姊姊上大学，并要接家母到北京侍奉几年。研究所每月五十元，只够自己及姊姊的费用，故不揣冒渎地将这些情况告诉先生。千家驹在信中未提出具体要求，但意思很清楚，是希望胡适给予继续帮忙，设法解决问题。
胡适是个孝子，乌鸟私情，自然十分同情，故于一九三四年又主动介绍他到北大兼任经济系讲师，这样可增加一些收入，以便奉养被他父亲遗弃的老母。但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就成。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抟，认为他在北大毕业才不过两年，怕他“上去下不了台”，而且赵也嫌他思想“左”倾，于是不肯同意。为此，他又写信向胡适发了一顿牢骚，说他们怀疑自己能力，毕业不久去教，怕“不方便”（被学生赶下来）云云。后由于胡适的坚持，赵终于让步，因此千家驹于一九三五年当上了北大经济系的兼任讲师，讲授中国经济问题一课。这是该系四年级学生的课程，千家驹居然把它拿下来，说明赵乃抟等人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后来千家驹回忆说，他到北大教书一事，并非自己要求，乃胡主动向北大蒋梦麟校长提出，其中经过都是陶孟和告诉他的。并称：“胡先生是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不同的，我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他并不以此而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帮我的忙，他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或企图影响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接着他又说道，胡适当时虽已名满天下，但一点也不摆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九三六年当他与杨梨音女士结婚时，去请胡适做他们的证婚人，胡欣然答应。结婚那天，胡适很高兴地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他们夫妇签名，据说最早在上面签名的是赵元任夫妇。大概这是胡适准备留存的纪念品，意欲统计一下，看看他究竟为天下有情人做过多少好事。之后，举行婚礼致辞时，胡很风趣地开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要变成杨家驹了。”胡适的这番话，顿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以上所述的三位人物，是很有代表性的，文理法三科都有了，说明胡适物色教师，不只光照顾文科一家，也是从全局考虑的。另外，胡适选择人才的标准，不是只看个人的学历，什么留学生、博士等，更重要的是看本人的实际能力和学术水平。关于这点，上述的三位人物中就有两位没有什么高级或更高级的文凭，但他们有著述，而且水平不低。胡适慧眼识英雄，有分辨能力，所以能排除阻力，大胆提拔。因此为北大请到了许多优秀教师，这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当时，胡适名声大，所以常有人来求他介绍工作，但他不轻易给人写介绍信。他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有真才实学，不然他的介绍信是拿不到的。据常往来他家的胡不归在其《胡适传记三种》一书里说：有一次，他家里的一个亲侄胡思猷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求他找个事，他就问道：你有什么著作没有？他侄子回答说：没有。又问：你有什么专门研究？他侄子有点生气，回答说：没有！大学刚毕业的人，哪里谈得到什么专门研究。胡适听他侄子的话有点刺耳，于是生气地说：既然没有，那么我不能替你找事！假若你有著作，或有什么专门研究的话，我可以向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人才，他有著作，有专门学问，你们那边需要这类人吗？现在你既没有这些成绩，我不能对人家说：他是我的侄子，你们必须要给他安插一个位置。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侄子说：思猷，我不能为你破例呀！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胡适严格要求自己，有责任心。他不愿辜负社会给他的声望，显然跟上述三例形成鲜明对比，值得大家玩味。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一期（一九九二年元月号）
閱讀更多 國家網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