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元和二年（807）正月，唐王朝波瀾不驚的進行了一些高層人事上的調整，杜佑退了二線，杜黃裳分工調整到了河中地區，宰相班子裡新增加了武元衡和李吉甫二人。
唐憲宗可以算是唐王朝最幸運的皇帝，至少在人才方面就從來不缺，杜佑、杜黃裳之後有了武元衡和李吉甫，後來又有了裴度和李愬，這才是國家“中興”的基礎。
回望過去一年，唐憲宗的皇帝生涯有了一個完美的開局，夏綏兵變兵不血刃平息，蜀中劉闢之亂中央政府全勝，各地藩鎮也沒了幾十年前堅決與中央政府對抗的勇氣，不少節度使放棄兵權請求入京朝見，形勢一片大好。
（唐憲宗景陵）
【“中興”的雛形】
補充了新鮮血液的唐王朝決策班子，體現出超乎尋常的戰鬥力。於是，元和初期，對於藩鎮一些措施都很快得以實施。
其中的核心是兩條，第一是明確了節度使轄區內的各州郡刺史有獨立行事的權力，而非節度使的屬官，從朝中外派到州郡當刺史的一批中級官員，更是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掌控；
第二是建立了節度使輪崗制度，在很短時間調整了三十多個節度使，有些節度使索性放棄兵權到朝中任職。當時各地節度使甚至到了“奔走道路，懼承命之不暇”（《全唐文》白居易表）的地步，朝廷權威大漲。
當時唐王朝共有四十八鎮節度使，雖然尚未觸動河北三鎮等少數強藩，但明顯中央政府能夠控制的區域在擴大。
這段時間李吉甫是首席宰相，他不但力主削藩，更是強硬主戰派的代表。其他重臣也大多是維護中央政府權威、支持削藩，與李吉甫比較，無非是手段和方法上略有差異。
上下同心，則無往不利。
【宦官】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在削藩工作穩步推進的同時，一股隱藏在暗處的勢力浮出水面，他們就是宦官。
宦官勢力對於削藩是持中立甚至是支持態度的，畢竟唐朝的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所有權力都來自皇帝的權威，只有有了強大的皇帝，才能有宦官的權勢和地位；
從唐憲宗的角度來說，宦官是自己最親信的身邊人，是制衡和監督朝臣的重要力量。而且宦官說殺就能殺了，或用或棄，都是皇帝的家事，不像處置大臣要走各種正規程序。也正因為此，唐憲宗認為對宦官的批評意見就是針對自己。
李吉甫這些宰相或重臣，雖然對於宦官們掌握軍權、影響朝政表示不滿，但並未採取針對性的具體行動，努力團結大多數人是一個政治家的基本修養，在藩鎮問題徹底解決之前，宦官問題可以放一放。
但一次偶然事件，揭開了元和初期這個瘡疤，把宦官勢力推到了朝臣勢力的對立面。
【青年人的不成熟，好心辦了壞事】
元和三年（808年）人才選拔考試中，包括牛僧孺、李宗閔在內幾位青年官員，在策論中把矛頭指向了宦官，明確提出宦官干預朝政是朝廷的重大錯誤，“
策語太切，權幸惡之”（《舊唐書》）。這就是青年人的不成熟，這些連權力邊緣都沒有觸摸到的青年官員，不瞭解其中的博弈過程和各方實力對比，就試圖改變國家既定的大政方針和權力結構，只能說是好心辦了壞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道德綁架。
當時的唐王朝，如果說藩鎮問題是癌症級別，那麼宦官問題頂天也就是牛皮癬級別。
而且無論藩鎮或是宦官，問題解決都需要一個過程，與突發性事件有本質區別。在突發性事件發生同時，揭穿某些人捂蓋子的行為是必要的，這樣才能阻止事態進一步惡化。而宦官這種不致命的慢性疾病，如果沒有好的解決方案，揭破了可能會讓問題變得更嚴重。
宦官當然不能容忍這些小子對自己群體的攻擊，於是，利用與皇帝的特殊關係，放大了這件事情，而且反擊又快又狠。
這個過程中，另一個宰相——裴均，起到了很壞的作用。裴均是唐朝有名的奸臣之一，在宦官扶持下才當上的宰相，相當於是宦官勢力的代言人，一直想取李吉甫而代之，有了這麼個機會，自然要好好利用一下。
於是，裴均向唐憲宗上奏，說這幾個青年官員的策論是李吉甫指使的。唐憲宗雖然是唐王朝排前列的優秀帝王，但仍然不能擺脫多疑這種皇帝自帶的屬性，李吉甫在他心中的信任程度下降了一個數量級。
這件事情李吉甫也是有責任的，沒有充分意識到事情的嚴重程度，既沒有對唐憲宗解釋自己的態度，又沒有對這幾個青年官員施加援手。這就是李吉甫在性格上的一貫強硬帶來的政治覺悟欠缺，給了裴均這樣的小人從中搞事兒的機會。
【李吉甫一生中的最大錯誤，幸好皇帝還不錯】
既然李吉甫對此事一言不發，那麼他與唐憲宗的隔閡就加深了，不但幾個青年官員被處置，涉及到的一批官員也大多被貶，李吉甫也在幾個月後外放到淮南任節度使，宦官們勢力大漲。
此事的影響持續了幾十年，並影響到了李吉甫的兒子——晚唐最優秀的政治家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閔、李德裕的“牛李黨爭”，嚴重動搖了唐王朝的根基。
當然，唐憲宗也不會允許宦官勢力一家獨大，新任命的首席宰相裴垍【jì】也是個名相級別的政治家，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備的優秀官員，元和後期的名相裴度就是這次被提拔為起居舍人，開始進入了朝廷中樞。
包括李吉甫，雖然被外放，但淮南的重要性遠超一般。元和二年李吉甫統計唐王朝的家底兒，編撰了《元和國計簿》，其中就提到全國295州中，唐王朝的財政收入大部分來自江淮、福建、湖南等八道49州，而不服從中央號令的藩鎮控制下的十五道71州不但沒有賦稅上繳，連戶口都不申報。
此前一年，武元衡也被外放到蜀中任劍南西川節度使，蜀中這塊唐王朝的大後方也需要重臣鎮守。
這都說明唐憲宗這個皇帝還是有原則和判斷能力的，比他爺爺唐德宗動輒處死重臣要強多了。
（後來李吉甫還編撰了這部《元和郡縣圖志》）
【險些讓大唐中興夭折的削藩之戰】
宦官與朝臣勢力的消長，很快就有了結果。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河北三鎮之一成德節度使王士真死了。
河北三鎮多年不服從中央號令，都把自己的嫡長子任命為副大使，已經是父死子繼的割據架勢。這次就是王士真的兒子王承宗自立為節度留後，並通知中央政府備案。
經過了幾年的積累，唐憲宗認為自己已經具備了說不的能力，準備拒絕王承宗的要求。
但首席宰相裴垍及幾位重臣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們並非是對削藩之事表示反對，而是認為當時還不是解決成德問題的最佳時機。
三年前，在平定蜀中劉闢之亂的時候，河北三鎮緊鄰的淄青鎮出現了同樣的情況，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唐憲宗同意了淄青鎮父死子繼。此事僅過了三年，如果現在拒絕成德的要求，成德必反。
而且河北三鎮割據已久，又是聯繫密切，一反皆反，這可就不是成德一鎮的事情了。說白了，這些朝臣還是認為朝廷的實力不具備乾淨利落解決河北三鎮的能力，應該先挑軟柿子捏。
掌軍宦官吐突承璀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認為，只要有了皇帝的允許，自己率領神策軍就能削藩平叛，不但自己能夠從中取得巨大利益，還能代表宦官群體壓制朝臣勢力。於是，吐突承璀主動要求率軍討伐。
此事經過了幾個月的反覆和討價還價，終於在元和四年九月矛盾激化，王承宗不接受中央關於分割成德鎮的命令，唐憲宗下詔出兵平叛，河北大地在三十年前唐德宗四鎮之亂後再次重燃戰火。
唐軍的統帥果然是吐突承璀，雖然在朝臣反對下，吐突承璀沒有所謂的大總管職銜，但仍然是實際上的唐軍總指揮。
吐突承璀簡歷上並無任何領軍的記錄，更沒有與敵人作戰勝利的戰功，頂多是會練兵。而且，顯然此人不是那種天賦異稟的奇才，沒能在戰場上取得勝利。
另外，各路藩鎮雖然名義上服從中央號令圍攻成德，但以河北三鎮另兩鎮為代表，都是出工不出力，成德軍把重點放在神策軍方面，吐突承璀連戰連敗。
一直到元和五年七月，多半年過去，唐憲宗眼見取勝無望，只得無奈退兵，成德鎮也在表面上表示了對中央的服從，此戰以不了了之告終。
動用了二十萬大軍，耗費國帑700多萬緡，幾乎一無所獲，成德還是原來的那個成德，皇帝卻不再是之前平定蜀中之亂威震天下的皇帝了，剛剛樹立起來的權威又被動搖。
尤其是沒能取得勝利，沒有足夠的戰利品和地盤賞賜參戰的各路將領，這些將領認為是白忙活一場，下一次再有軍事行動，這些將領的服從性更是要打一個折扣。
成德事件之後，唐王朝的中興似乎就此斷絕，唐憲宗將走上自己爺爺唐德宗的老路，後半生不敢再提削藩二字。
經過幾個月的思考，唐憲宗再次下定了決心，還是要李吉甫為相。於是，元和六年（811年）春正月，李吉甫入京二次為相，大唐中興終於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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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該系列第二篇，前篇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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