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龙抬头。往年的这个时间，是托尼老师们正忙的日子，但今年他们难得地在这一天清闲下来。这是内蒙古西部小城五原县的街头，从正月初三开始，这里各种公共交通全部停运，对人员往来的限制也一天比一天严格，到后来，每户三天只允许一人外出一次。这种紧张也不是没有道理，春节前，从武汉返乡的夫妻俩后来先后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也多亏隔离及时，没有在本地传播开。在他们被确诊后，本地一直再没有新增病例。
在严格隔离的后期，县里干脆把自己隔绝成了孤岛，外面的人不许进来，即使是本地人在外也不许回来。有专人守在火车站。火车上若有人下车，则有人拦着不让下车，至于坐到哪里，那就不管了，实在让人哭笑不得。想必是防疫作为头等大事，只要防疫搞好了，升斗小民的无奈和艰难，则是可以作为付出的代价，是可以“不惜”的。
当浙江用专车和包机接工人回去返工的时候，这个小城依然在严格地执行着三天放一人的地方规定，小城的落后是有原因的。在两个14天的隔离期结束后，管控逐渐变得松动，人们也开始走动起来，但依然没那么随意。我去火车站坐车的时候，依然要测体温，接受灵魂三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相关信息都被记录在案。
从26号起，五原一个月内无新增病例。内蒙古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下调到三级，本地也一个月内无新增病例。但街道上仍有几种架着喇叭的车在来回地喊话：疫情还没过去，不能掉以轻心，能不出门尽量不要出门。火车站内负责安检的姐姐谨慎地和进站的旅客保持着距离，可能是出于对女性的照顾，她们戴着护目镜，而门口负责登记和量体温的两们兄弟则没有，同情他们俩一下。
候车室内稀稀拉拉地坐着二十多个等车的乘客，这应该是一个月以来，本县境内聚集最多的人群了，但人们依然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同时用如炬的目光扫描着经过的人，以期提前发现危险的信号，一声咳嗽都会让他们紧张起来。
候车室与售票处隔着一个大玻璃窗，一位小哥正在取票。刚才我去买票的时候，售票窗口里的大哥没有接我递过去的钱，用手指了指玻璃上贴的微信和支付宝的二维码，说：“非常时期”。从12306官网上看车票信息，发现一个与往日不同的特点：软卧票最先卖完，然后是硬座，硬卧票还有剩余，在以前，最先卖完的是硬卧，我猜可能是软卧厢人少，更容易保持安全距离吧。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
去年11月，北京确诊两例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鼠疫病例，在疫源地又实行了一轮隔离。五原县虽然不是鼠疫的自然疫源地，但在火车站这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做些宣传是很有必要的。没想到的是鼠疫的刚刚过去不久，宣传的海报还没来得及撤掉，新冠肺炎又接踵而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内蒙古人民也算久经考验，对付传染病，有的是现成的办法。
戴了口罩人们似乎就不爱说话了，检票的过程很安静，感觉秩序忽然比以前好了很多，人们不再争抢着往前挤。也许，在面对更大的威胁时，人才会感觉到哪些才是更重要的。
隔离在家的这段时间，抖单上流行做凉皮，有不少人照着做。但说实话，凉皮的精髓一在于面粉的素质，二在于调料的配比，自己在家做的，总是比不上外面专业做的好吃。我出来的时候特意买了两份带着，旁边等车的美女居然也带着。面精在巴盟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硬卧车厢里的人不多，早晨六点多，火车到达河北宣化站，我数了一下，定员66人的车厢里只29位乘客，上座率不足一半。
全程不吃不喝不摘口罩的小哥。
进京的旅客需登记个人信息和健康状况，要通过一个叫“京心相助”的微信小程序承担了这个功能。到了北京之后，在自我隔离的14天内，还要每天通过它报告自己健康状况，包括是否发烧，是否有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乏力、咳嗽等。操作这个小程序对图中这位来自山西大同的大哥来说似乎有点难，他多次向旁边的小夫妻求助，花了好长时间才填完。
车厢里几乎没人在吃东西了，售货小车安静地穿过车厢，完成它规定的出巡任务。“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来、腿让一下了……”，这样的声音不知道还得多久才能听到。乘务小姐姐因此也轻松了不少，因为没有人制造垃圾，车厢里一直保持着干净不需要打扫。
受疫情影响，铁路停开了多次列车，从北京站出来的乘客也很少，非常难得地看到如此清静的北京站。
当天是周六，上午十点多进了地铁，从地铁二号线换六号线，地铁上空座很多，每个人都尽量和别人保持距离，分坐在座位的两头。
复工率虽然听上去挺高，大约有80%以上，多数是复工不出勤，所以在街面上完全看不到疫情之前80%的样子。安静的公交车站和空旷的街道有一种独特的美感。看着有点凄凉的街景，相信大家都在怀念那些熙熙攘攘的日子。
小区门口，工作人员在小雨中进行着对出入者的检查。我在填完两三张表之后，拿到了返京人员联系服务卡，大姐问我有没有存粮，并告诉我尽量在网上购物，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找他们帮忙代买，自己最好不要出门。从此，我开始了为期14天的宅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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