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年，P2P網貸以停業及轉型的方式退出漸成主流選擇。數據顯示，最近三年，全國停業及問題平臺總數分別為1709家、640家、220家（2018年的截至5月15日），其中停業及轉型的平臺佔比分別為67.35%、66.41%、69.09%。而在2016年以前，即2011年至2015年，停業及轉型的平臺佔比為50%、33.33%、7.80%、11.96%、32.63%。可見，最近三年，網貸從業機構漸以停業及轉型方式退出為主。
網貸退出近三年大反轉 停業及轉型平臺反超問題平臺
網貸平臺在同業競爭及監管介入的雙背景下，行業洗牌加速。據第三方網貸研究機構數據，2013年及之前，停業及問題平臺數為93家；2014年及之前，停業及問題平臺數為394家；2015年及之前，停業及問題平臺數量為1688家；2016年及之前，停業及問題平臺數量為3429家；2017年及之前，停業及問題平臺為4039家；2018年4月及之前，停業及問題平臺為4237家。可見，從2013年開始，全國網貸從業機構的淘汰量呈現幾何式增長。
然而，在淘汰的背後，和訊網發現，以2016年為分界線，網貸平臺的退出方式出現了明顯的轉變。
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網貸全年停業及轉型平臺有5家佔比50%，問題平臺有5家佔比50%；2012全年停業及轉型平臺有2家佔比33.33%，問題平臺有4家佔比66.67%；2013全年停業及轉型平臺有6家佔比7.80%，問題平臺有71家佔比92.20%；2014全年停業及轉型平臺有36家佔比11.96%，問題平臺265家佔比88.04%；2015全年停業及轉型平臺有420家佔比32.63%，問題平臺867家佔比67.37%；2016全年停業及轉型平臺有1151家，佔比67.35%，問題平臺558家，佔比32.65%；2017全年停業及轉型平臺有425家佔比66.41%，問題平臺215家佔比33.59%；2018年截至5月15日，停業及轉型平臺有152家佔比69.09%，問題平臺有68家佔比30.91%。
從上述近幾年網貸平臺的退出方式可見，以2016年為分界線，在2016年以前，問題平臺為主導，包括出現提現困難、跑路、經偵介入；而在2016年開始，停業及轉型平臺開始佔主導，遠超問題平臺數量。
網貸之家研究員陳曉俊對和訊網表示，2016年政策開始集中落地，諸如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網貸824暫行辦法等都是重要文件，對很多網貸平臺而言，經營成本、合規成本太高，因此選擇停業轉型進行退出。
“另外，早些年，監管缺失、投資人風險意識不足，導致詐騙平臺較多，導致跑路平臺數據佔比較大。而近一兩年，問題平臺主要體現為‘提現困難’，跑路平臺數量已經出現較大下降”，陳曉俊表示。
“如果網貸備案遲遲不落地，‘主動退出的平臺不多，仍以提現困難、停業為主’這一個情況還將延續”，陳曉俊補充道。
廣州市政協委員、廣州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方頌對和訊網表示，首先，網貸行業的淘汰會進一步加速，從業機構將會進一步減少，這是業內共識。其次，平臺減少的方式，惡性退出即問題平臺和良性退出即主動停業，兩種狀態是並存的。總體上來講，以主動停業或者轉型這種良性方式退出的平臺佔比越來越多。
“儘管良性退出的平臺明顯增多，但由於行業集中度在不斷提升，一些沒有辦法延續下去的平臺有可能會突然爆發資金鍊斷裂，惡性事件仍將持續發生”，方頌提醒道。
監管明晰網貸退出漸顯良性 跑路成本高企或現“自首”潮
在2013年至2015年6月，互聯網金融行業尚未出臺具體的監管政策，期間，跑路平臺四起。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前4個月底跑路的P2P平臺就有253家，即平均每天有2.14家P2P網貸平臺跑路倒閉，而2014年全年P2P平臺跑路數量為287家。
而自2015年7月18日即《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的下發，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迎來了監管。同時，隨著網貸各細則的出臺，各監管部門分工明確，網貸行業從業機構的退出方式也一改以往的“跑路”潮，轉為以停業、轉型為主。
廣東融關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餘杭對和訊網表示，網貸平臺的停業及轉型是在網貸監管政策頻出情況下，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作出的一種理性的選擇，同時退出的方式和程序也應當符合相關監管要求。
根據《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第二十四條，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暫停、終止業務時應當至少提前10個工作日通過官方網站等有效渠道向出借人與借款人公告，並通過移動電話、固定電話等渠道通知出借人與借款人。同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因解散或宣告破產而終止的，應當在解散或破產前，妥善處理已撮合存續的借貸業務，清算事宜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辦理。
另外，根據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出臺的《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退出指引》規定了退出應遵循的原則：市場化原則、積極穩妥原則、協作配合原則、分類處置原則以及三個“不可”原則；退出的程序上，網貸機構應及時與協會建立聯繫機制。
“因此，網貸機構的退出不能盲目無序進行，應根據上述法律法規，及平臺自身實際情況，制定符合法律和政策的退出計劃”，餘杭表示。
在良性退出的另一面，通過自首的方式自動聯繫監管部門，同樣引起了業內關注。
方頌表示，從去年到今年，爆發出來的資金鍊斷裂的問題平臺，尤其是大型平臺，不再是選擇跑路、失蹤，而是主動向公安部門投案自首。
“隨著監管的深入，要跑路越來越難了。隨著兩年專項整治下來，地方監管部門基本掌握了平臺主要經營者情況，所以平臺也不是那麼容易去跑路了”，方頌表示。
同時，方頌也指出，按照目前行業的發展情況，跑路成本是比較高的，“跑路是需要一大筆錢的，而目前想輕易獲取這筆錢是比較困難的。不像以前，平臺一開業通過高息，短短一兩個月就可以聚集一兩千萬元資金。現在，新平臺基本上很難吸引到大量資金，而老的平臺都在不斷投錢，大部分資金都花掉了。”
“並且，平臺主要經營者還要考慮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去自首，可能被判幾年。但是如果跑路，就惶惶不得終日，最後被抓了還判刑更重。因此，和跑路相比可能自首的懲罰相對更小一點”，方頌對和訊網表示。
餘杭表示，不管是跑路還是自首，都需要面臨刑事處罰，但“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所以選擇自首也是可以理解的”。
“從業者選擇自首，其實是好事情。起碼從業者可以配合警方的調查，儘可能減少投資人的損失”，餘杭對和訊網表示。
據統計，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包括錢寶網、善林金融等較大型平臺，都是選擇自首的方式來“引爆”風險點。對此，有業內人士表示，未來不排除還有平臺因資金鍊斷裂或涉嫌其他違法犯罪等原因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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