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場重大公共事件，總會有些輿論的分野。二十年來，事實上我們存在著“兩個輿論場”：新媒體構成的民間“輿論場”與主流媒體構成的官方“輿論場”之間一直存在較大隔閡。重要輿情事件往往影響烈度大，社會關注度高、要素紛雜、話題性強，隨著信息持續披露和情緒激盪，輿論會同步形成多中心、散點狀的分佈和走向。疫情中處於風口的武漢，這次也沒有成為特例，著實更為典型。
從事件肇始，不同偏好，讓每個社群走出了迥異的關注曲線。人們操持著慣用的角度，以最熟悉和“舒服”的方式，表達著對疫情的關切和憂慮。有人徹夜不眠24小時監工，只為見證和讚歎火神雷神兩山的中國速度，高喊“武漢加油”“中國牛逼”。有人慷慨解囊，像一個環衛工人，生活拮据，也願意傾盡全力，不留姓名為武漢獻上綿薄之力。當然，也有人絕絕然要死盯紅會的口罩和武漢病毒所的裙帶關係，挖地三尺、搜遍任何蛛絲馬跡也非要搞清楚市長戴了個什麼牌子的手錶，以及新型冠狀病毒到底從何而來。
這些聲音都真實存在，也在實時傳播，最終會變成公共事件本身的一個部分。足以成為公共事件的事件，其具備的話題要素不是簡單劃一的，也應有著承載眾多觀點的充裕容量。
公共特性決定了他應該是一個多維度的話題系統，可以為公眾提供眾多觀察、剖析和解讀的視角。武漢疫情，也會順理成章地被解構出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應急響應機制、高效的公益組織、病毒致病機理和傳播路徑等多重疊加交織的若干子話題。隨著挖掘的深入和信息披露，每個子話題又可以再衍生出更多的派生話題，從而形成新的子話題分叉。而且，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對疫情相關話題的解構還在不斷的豐富、深入和推衍，似乎遠沒有停止的跡象。
每個觀察者都會對信息進行偏好的選擇、裁剪、拼裝、加工、潤色，繼而進行外部輸出。朋友圈裡也非常明顯地分化出不同的關注圈和小陣營。如有些人熱衷於蒐集各類小道信息，捕風捉影地證明諸如“病毒可能來源於武漢病毒所的洩露”。也有人從疫情下底層鮮活的個體出發，為大家還原出患者們的窘迫無奈，感嘆生命無常，發掘出一個個可敬的靈魂，告訴大家他們的無畏勇敢。他們用風格迥然的筆觸，參與和影響著疫情防控，也給公共話題帶來更多叩問靈魂的思考，藉以提供更加有效的解決路徑。
多元表達的營造，讓信息的接受者，無礙地轉化為信息的輸出者。當然，這本就應該是一個公共話題該有的樣子。而且，這些並不整齊的觀察和態度，至今並沒有脫軌。即使有類似“雙黃連可以預防新冠病毒”這樣的謠言，也被迅速糾正，極少數人惡意傳播疫情相關的謠言，也得到了及時制止和處理，只是玄外雜音。即使有小部分人有些情緒和責備，從字裡行間，也能輕易得出是為了督促事態向美好方向發展的結論。
而且，我們也應該歡迎更多深度且理性的思考。如果武漢人民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僅換回“武漢加油”這種表層化、打氣式的精神遺產，如此低效和貧瘠的轉換能力，肯定不是一個極富情感，極善反思，極喜歡從歷史中尋找答案的民族所應具有的思考水準。
在影響烈度如此之大的疫情面前，不能苛求每個人的應激反應都十分克制和精準，也許出於對未知的恐懼，或者是一種情緒的宣洩，在被勸導限足的情況下，這些情緒的音量自然會放大。
不可否認，疫情面前我們最需要眾志成城，這應該是引領我們戰勝一切困難的主旋律。但存在不同焦點和麵向的審示和反思，可能會更有助於問題的發現和解決。比如對黃岡衛健委主任的免職、湖北紅會三位領導的處理，無不體現出在輿論監督下，對庸碌無為作風的雷霆糾錯。
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出於良善，為知情所需，即使當下看有些觀點比較尖銳，也應被寬容地評價為對公共事件可接受的打開方式。之前財新、三聯等很多奮戰在疫區的記者就是這樣做的。也正是得益於這些深度報道，公眾對疫情有了更加全面、客觀和理性的瞭解，社會更迅速地統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識，大多數人更心甘情願地以“宅”的方式來支持這場疫情阻擊戰。
存在質疑並不可怕，從長遠來看，並無損於公共信任。公眾質疑是因為“期待”，這也是公共信任的核心因素。相較西方，我們的政府更“全能”、更“積極”。在公共事件面前，所有的民眾都會迅速聚焦，都會對政府有期待。而不像澳洲大火，延燒數月，美國流感，死亡過萬，只要符合程序，政府可能不會受太多責難。我們的“公共質疑”，會非常簡單直接，甚至苛刻，但本質上，公眾只是想通過對負有公共責任的某一組織的失望和反對，來提供一種激勵作為的路徑而已，並不需要過度解讀。
我想，網絡上頻頻轉發紅會負面文章的，也可能正是天天喊著“武漢加油”的那撥，吵吵著要徹查紅會的，也可能正通過韓紅基金會，偷偷地給武漢捐款。這些其實並不值得驚訝，也不令人費解。因為，之所以存在恨鐵不成鋼的責備，可能全是出於對這片土地滾燙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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