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皇权至高无上，形成了“朕即天下”的社会。因此，皇权在继承的过程中也是非常慎重，从定立储君到继承皇位，不仅要面临非常多的礼仪规程，同时也备受各方关注。但是在一些特殊时期，皇位也会因战争、动乱或者皇帝无嗣的情况下出现乏人继承的情况。这样就需要从旁系外藩中拥立储君继承皇位，这也成为一种特殊的皇位继承方式。在这种继承方式之下，从礼法的角度就会存在许多的问题。比如新君继位后如何称呼生父和先帝就成为了围绕在许多外藩入继大宗的皇帝头顶上的噩梦。到底“是父皇还是父王？”就成为了一个纠结的问题。明代甚至还因此引发了著名的“大礼议”之争，搅得朝局一片混乱。其实这种情况在汉代也曾经出现过，而且也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究竟如何，有待笔者慢慢道来。
西汉皇帝像
西汉外藩入继制度探析
中国人是敬畏祖先的民族，慎终追远是我们的文化烙印。从上古时期开始，我们便有祭祀祖宗的传统，在政治角度更是如此。秦代统一之后，各项举措成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进入到了行政体系之中，祭祀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过由于秦代骤亡，各项制度还不是很完善。汉承秦制之后，在各个领域加以发展，我们后世的许多制度都是在汉代才正式定型的。按照传统的说法：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父子关系是融入了骨血之中的一种天然联系，是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不过，当这种天然的情感遇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时也会产生迫不得已的变更与分解。
汉高祖在经历了多年的楚汉战争之后，终于定鼎天下，在诸侯的拥戴下登基为帝。当时，刘邦的父亲健在，但是刘邦仅仅只追封了自己已故的生母为昭灵夫人，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刘太公实际上一直没有皇室身份。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刘太公有继室，另一方面是由于礼法的不健全。高祖回归栎阳后，五日一次朝见太公。
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
由此可见，亲情在面对着皇权时也需要让步。父子与君臣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就从这里开始得到了确定。之后，刘邦封太公为太上皇，继母为太上皇后。高祖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之后的西汉皇朝便以此为参照来解决法统上的一些问题，以使得皇位的继承更具有合法性。
刘太公也是中国第一位太上皇
严格意义上讲，西汉实际上经历了四次外藩入继的情况。也就是代王刘恒入继为文帝（吕氏所立的皇帝刘弘等人身份存疑，不被后代承认，不列入考察），阳武侯刘询入继为宣帝（昌邑王刘贺法统被废，不被史书承认，不列入考察），定陶王刘欣入继为哀帝，中山王刘衎入继为平帝。当刘恒入继大统时，诸吕之乱刚刚平定，长安被周勃、陈平等军功贵族集团牢牢把持。刘恒的登基之路走的也算是步步为营，倍加小心。陈平等人拥立代王刘恒的原因比较简单，用当时的中尉宋昌的话说：
“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可见文帝是以高帝子的身份“奉高帝宗庙”，在惠帝之后继承宗庙是父子传承从礼法上讲并没有错误。但是，刘询入继为帝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汉文帝像
众所周知，刘询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之孙，史皇孙之子。在当时并无爵位，无权无势。不过，在霍光等满朝文武废除昌邑王后，刘询得天独厚被召入宫先封为阳武侯，后来立刻登基为帝。从当时的态势来讲似乎不符合宗法，但是后世史书中却对于这件事进行了专门的分析。首先，昌邑王是汉昭帝的侄子，其父昌邑哀王已死，是以孝昭帝的儿子身份入继大统。在废除他的奏议中记载：
“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
在废除昌邑王后，汉宣帝刘询也是以汉昭帝后的身份入继大统，相当于是过继给了他的叔祖父孝昭皇帝。史书记载：“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传之无穷，朕甚乐之。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于义一体。”这也是为什么，汉宣帝上台后，并没有追封祖父和父亲为皇帝，而只是以太子、皇孙的礼仪对待。在当时的史官上的奏书中也能证明这一点：
“《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谨行视孝昭帝所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诸侯王国，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
也就是说，所有外藩入继的皇位继承人都在继承皇位的一刹那从小宗过继到大宗，作为哪位君王之后，就为哪位君王之子，生身父母与之再无关系。这也为后世的礼法继承打下了基础，树立了模板。
汉宣帝像
不过，凡事也有例外。比如汉哀帝是汉宣帝之孙，定陶恭王刘康之子。在汉成帝无子的情况下被皇帝征召为皇太子。他的父亲定陶恭王也是早亡，所以他继承皇位并无异议。为了使定陶恭王不至于绝后，汉成帝“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恭王祀。”在刘欣继位之后，太皇太后下诏书“尊定陶恭王为恭皇，哀帝母丁姬为恭皇后。”这就是比照汉高祖侍奉刘太公的标准，只称“皇”，不称“帝”，以示区别。这样就提升了定陶恭王的地位，虽然不是被追封为皇帝，但也是无上的尊荣。数年后，哀帝无子去世，“新都侯王葬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秋七月，遣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使少府左将军丰赐帝母中山孝王姬玺书，拜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相比定陶王的死后尊荣，中山王的规格明显低了很多。
汉哀帝
综上可知，西汉外藩入继大宗承袭皇位需要秉持着“为人后者，为之子也”的礼法原则，不仅要认先帝为父，而且要和自己的生身父母保持距离。即使因为特殊原因可以提升自己亲族的地位，但是也不能尊为皇帝。这之中当然也暗含了政治角力的斗争，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促成了这一局面的形成。
西汉为何会形成如此的外藩入继制度
礼法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直接来源于“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规程，内涵了敬畏天地、祖先的思想。西汉时期也是如此，生荣死哀是当时人的价值追求。史书中也记载“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这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于生者的荣宠，根据五服的要求，新君继位之后要撤除五服之外的帝王陵庙，以减少开支。所以厘清宗法传承，明确代际关系就非常有必要了。从汉高祖建立汉朝之后，他就成为了所有汉朝宗室的血统来源，“高帝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但是，其他的宗庙在出了五服之后就视为“亲尽”，应当毁弃。所以，汉宣帝以汉昭帝为父，汉哀帝、汉平帝以汉成帝为父。不仅如此，由于之后王莽篡汉，西汉灭亡。汉光武帝刘秀登基之后，为了提升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认汉元帝为父，继承法统。在至高无上的皇权皇权面前，这也是无奈之举。
祭祀礼仪严格，秩序井然
政治因素也是决定法统继承的重要影响力。汉哀帝由于是汉成帝生前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在朝廷内有很高的影响力。他上位之后，即使是在成帝一朝权势熏天的王氏家族也必须收敛气焰。太皇太后王氏退居长信宫，大司马王莽辞职回到封地就国。汉哀帝如果能够多活几年，也许王莽篡汉的局面就不会发生。所以，追尊汉哀帝的生父为恭皇，也有王氏家族从政治上向汉哀帝示好的意图存在。汉哀帝也是西汉历史，乃至于中国历史上唯一拥有两位“父皇”的皇帝。而中山王刘衎继位是由于王莽的拥立，实权已经尽在王莽手中，他自然无法享受这样的待遇。他的父亲也只能是中山孝王，没有资格称皇。
外藩入继制度的影响
西汉由于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建立时期，很多事情都被作为范例为后世所沿用，对于后代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东汉桓帝也是外藩入继，他继位后追尊祖父河间孝王为孝穆皇，父亲蠡吾侯为孝崇皇。这样的例子以后也多见于史书，这种做法既可以弥补新君对于父亲的追忆与尊崇，又可以保证皇位继承更具有合法性。不过，到了明代还是由于新君的刚愎自用闹出了“大礼议”这样的事件，由此可见法统对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重要性。同时，实事求是的说，外藩入继的时刻都是整个王朝面临重大考验的战略机遇期，国家会陷入无法避免的纷乱之中。这也是历代皇朝将子嗣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即使主少国疑也胜过皇位外流。西汉时期，每一次法统更迭都必然伴随着流血冲突和政治秩序的重新架构。汉文帝即位前的剪除诸吕，汉宣帝即位前的昌邑王废立，汉哀帝即位前的燕啄皇孙，汉平帝即位前的外戚之争。凡此种种都让西汉面临重大的考验与抉择，汉文帝与汉宣帝的继位代表着西汉王朝从抉择中胜出从而走向了辉煌，汉哀帝、汉平帝的继位预示着西汉王朝抉择错误，走向灭亡。这就是历史的轨迹和魅力所在。
西汉地图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的法统从汉高祖尊奉太上皇开始，就形成了严格的继承次序与祭祀法则，左昭右穆秩序井然。从小宗过继到大宗之后，便会继承大宗的一切权力，有实权的君主会提升自己亲生父母的地位。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皇位的传承有时不是严格的代际更迭，但是继位者一般都会主动追认先代的法统来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合法性。这种思维也留存在了后代王朝的继承法则之中，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有非常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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