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辈出，但有一位小说家，生前仕途坎坷，籍籍无名，却享有国际声誉。新罗和日本的使节每次来到朝廷，都四处打听这个人有没有新作问世，一旦打听到有，立刻不惜重金和珠宝，买走他的新作，回国后广为传诵。据《旧唐书》载：日本“每遣使入朝，必出重金购其文”。这个人就是张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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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鷟(约660-740),字文成,道号浮休子，深州陆泽 (今河北深县)人，唐代小说家。他于高宗李治调露年登进士第，当时的考官著名文人蹇味道读了他的试卷，评价到：“如此生，天下无双矣”,被任为岐王府参军。后为长安县尉，又升为鸿胪丞。他在士林中有“青钱学士”的雅称。这个雅号后来成为典故，作为才学高超、屡试屡中者的代称。武后时，擢任御史。

张鷟的性情急躁，总是幻想平步青云一步登天，这是官场大忌,且又风流自赏,行为放荡, 不检点小节,为恪守礼法的官僚士大夫所蹙眉疾首,执政的名相姚崇就“甚薄之”。玄宗李隆基开元初(约714), 御史李全交劾奏他在文章中讥讽时政,诬告他巡视江南时收受贿赂，贬谪岭南，当县尉（从九品下），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幸亏刑部尚书李日知的救护,不久移到内地。最后回朝任司门员外郎而终。

张鷟的官路主要靠自身才华考中制举而获升迁，可见当时科举制度在朝廷选拔人才和个人实现梦想上的重要作用。而张鷟确实是一个考试能手，屡试屡中。韩愈《顺宗实录》记载：“博学工文词，性好诙谐，七登文学科。”

张鷟的代表作《游仙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自传体爱情小说。此书在中国早已亡迭，十九世纪末才从日本传回故国。日本的手钞本庆安本，始录于清末杨守敬著的《日本访书志》，虽为短篇小说，但在文学史上，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了成熟。“五四”运动后，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正式讲到这篇作品，才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国人重新引进，先后出版了多种刊本。何满子先生主编《中国十大小说家》时因这篇《游仙窟》将张鷟列为首选。

《游仙窟》归国后，在内容和描写上曾遭人诟病，有人认为其文“意在写一夜风流，辞旨浅鄙，了不足取”。实际上，“游仙”在当时并非作者个人行为，而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们在科举和宦游中普遍参与的冶游生活。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男女调情的情节与当时士子普遍的诗歌唱和、酒筵行令生活相符合。从这一层面看，颇具社会原因。在唐人作品中,敢于绘声绘色地描写男女生活的也仅有《游仙窟》一篇,《新唐书》本传议其“傥荡无检”,即轻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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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作品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小说所写张郎的一夜艳遇,其实就是当时中上层人物婚外恋风习的写照。这种婚外恋在唐以前的叙事文学中是没有被反映过的。也即是说张鷟是表现这类题材的第一人。对于后来的大量描写婚外恋的传奇乃至宋以后的同类题材的小说,《游仙窟》是开先河的作品。

《游仙窟》实现了六朝以来从“志怪文”向“小说”的飞跃。其文字描写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在精神和内容上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当然也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游仙窟》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成书于八世纪中叶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就明显受到《游仙窟》的影响。研究者发现《万叶集》中至少有十几首“和歌”是由《游仙窟》中的诗句演化而来。随着《万叶集》的成书，“和歌”成为日本各种文学形态中最早完成的一种独立文学样式，奠定了日本民族文学的美学特征。其次，日本古代小说在叙事艺术薄弱的情况下不自觉地借助了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积累。在《游仙窟》的直接影响下催生了日本古代小说的发轫之作——《浦岛子传》。这篇小说从“遇仙”的观念、叙事的模式、文学语言等方面都沿袭了《游仙窟》。

“有人据此认为，《游仙窟》之所以在日本得到激赏而在后世中国受到冷落，是因为《游仙窟》内容的基点设在‘艳’与‘哀’等唯美因素上，而这正好契合了日本文学中固有的‘真心’、‘风雅’、‘哀怜’、‘华艳’、‘余情’、‘幽玄’等美学理念。”（《游仙窟校注》，【唐】张文成撰；李时人、詹绪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5，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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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积石山者，在乎金城西南，河所经也。”小说开篇以描写积石山入笔，打破了唐人小说以人物为叙事起点的结构。从积石山的远景近景引入“神仙窟”，像是一篇游记，同时突出了故事的真实性。“仙”是唐代文人中美女、艳姬的代称, “游仙窟”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美人窝的经历”。

此篇唐传奇小说，采用自叙体的形式，描写作者奉使河源，夜宿大宅，大宅即神仙窟，与两女子调笑戏谑，宴饮歌舞，无所不至。把唐初文人放荡、轻佻的狎妓生活，写入传奇小说。以四六骈文的形式进行创作，与变文韵散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写得生动活泼，文辞华艳浅俗，有人称之为“新体小说”。

《游仙窟》校注谈到：

当因科举制度而形成的“科举士子人群”开始冲破魏晋以来世族门阀的坚壁，通过科举取得了政治、经济利益以后，这批朝气蓬勃的新进士子，就不仅要在社会有形构成的实务权利中争取自己的利益，也要求在精神领域表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包括《游仙窟》在内的唐人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科举士子”的冶游生活和婚外恋，对名门望族的礼法不以为意，正是这一精神活动不自觉的体现，这种美学的新内容正是曲折的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表现了一种创作主体的精神蠢动。也表现了作者不为世俗礼法所羁的精神上的解放，一种西方美学所说的“酒神性格”。

小说中，张郎是如何攻破十娘的心理防线的呢？且看第一封情书：

余以少娱声色，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弹鹤琴于蜀郡，饱见文君，吹凤管于秦楼，熟看弄玉。虽复赠兰解，未甚关怀，合卺横陈，何曾惬意！昔日双眠，恒嫌夜短，今宵独卧，实怨更长。一种天公，两般时节。遥闻香气，独伤韩寿之心；近听琴声，似对文君之面。向来见桂心谈说十娘，天上无双，人间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横波，翻成眼尾。才舒两颊，熟疑地上无华；乍出双眉，渐觉天边失月。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烧妆……下官寓游胜境，旅泊闲亭，忽 遇神仙，不胜迷乱。芙蓉生于涧底，莲子实深；木栖出于山头，相思日远……空悬欲断之肠，请救临终之命。元来不见，他自寻常；无事相逢，却交烦恼。敢陈心素，幸愿照知！若得见其光仪，岂敢论其万一！

首句叙述自己早已娶妻，后面补充谈及夫妻感情笃厚。在游历中，见过不少佳人，佳人有意，自己却克制着仅饱眼福，没有乱性。表明自己是坐怀不乱的真君子，绝非见色情迷的轻浮放荡之辈。前面的都是为博取十娘好感作的铺垫。

“多事春风，时时动帐。愁人对此，将何自堪！空悬欲断之肠，请救临终之命。元来不见，他自寻常；无事相逢，却交烦恼。敢陈心素，幸愿照知！若得见其光仪，岂敢论其万一！”张郎甚至言辞中略带威逼利诱。十娘见信敛色谓桂心曰：“向来剧戏相弄，真成欲逼人。”

面对张郎的以诗相挑，以书达情，情真意切，十娘不为所动，反而有反感之意。或许十娘对这样的求爱已见惯不怪了。又或者，十娘的初拒，会不会也是一种女人对男人“欲迎还拒”的姿态？

之后，张郎又赠诗一首，十娘见信并无想读之意，正欲烧之，忽然，情节有了反转。“十娘读诗，悚息而起。匣中取镜，箱里拈衣。袨服靓装，当阶正履。”这段细节描写，颇有内心急迫之意。十娘的态度缘何有如此大的转变？

只因一首小诗转为接受并主动迎合。仆人见她要烧毁信件，便念了一首信中的小诗，“未必由诗得，将诗故表怜。闻渠掷入火，定是欲相燃。”这首小诗道破了十娘内心经受的欲望煎熬，十娘顿生心意相通之感，心里的防线被打破。

从十娘的自述中可知，她原本有一段美好的婚姻，但是丈夫婚后出征，战死沙场，自己和嫂子才17岁和19岁就守寡，年纪轻轻就面临独守空房之苦，内心的压抑和痛楚从她的用词也可看出，如“破铜熨斗”、“旧来心肚热，无端强熨他。”这般比喻，可见十娘表面孤冷，内心却有满腔热情与欲望，只是不得不压抑着。古来自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偏见，欲爱不敢，而这样的煎熬，已经历了数年。

所以，起初的拒绝是对陌生异性的不了解而起的必要防备。防线一破，欲望则如熊熊烈火迅速蔓延。

张郎借十娘询问之机自述身世，所述多与自身经历相符，再次强调本小说的自传性，同时也趁机表露出自己对朝廷调度的不满，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均为作品蒙上了一层莫名的惆怅。而作者正是在这种惆怅与失落的情绪下作此文的。所以，笔者有理由怀疑，这篇小说只是作者的一番神游。

十娘敛手而再拜向下官，下官亦低头尽礼而言曰：“向见称扬，谓言虚假，谁知对面，却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

十娘曰：“向见诗篇，谓言凡俗，今逢玉貌，更胜文章。此是文章窟也！”

本文所述的“神仙窟”实则有两处，一处是作为名胜之地的“神仙窟”，是作者在奉使途中游经的；二是作为二美女所居地的崔宅，是作者去寻访传说中的神仙而偶遇的。进入崔宅与离开崔宅，以及崔宅里的一切，均带有一定的虚幻状。如崔宅里无一男性，只有年轻的美女，而且室内陈设与上桌的美食，皆呈现出一种仙境之感。

最后，作者所历的两“神仙窟”实则都融入了“文章窟”。是实是虚，任由读者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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