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爾的文化哲學及其廣義認識論構建
[摘要] 本文是對卡西爾文化哲學的總體把握，即將其定位成一種廣義認識論的體系建構。圍繞著他的“符號形式哲學”，本文簡要分析了卡西爾是如何從康德哲學中吸取思想方法，並結合新康德主義的認識論主張，提出了以“形式因素”為基石的認識論反思路徑;進而圍繞卡西爾的“符號形式哲學”討論他關於語言、神話、藝術、科學等符號諸形式的全新觀點，從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從理性批判走到文化批判”;文章最後強調了卡西爾文化哲學的建構主義原則，並將其與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進行關聯。本文的基本論點是肯定卡西爾文化哲學所開啟的廣義認識論之路徑，表明卡西爾的文化哲學在一定程度上預示和開啟了當代認識論的演變進程。
在當代哲學的理論版圖上面，文化哲學應該是一個最年輕的和最不確定的哲學學科。依照卡西爾的說法，“文化哲學肯定是我們目前在哲學體系中所區分的全體分支中最有疑問和最富爭議的一門學科。目前，這個概念遠未嚴格界定，它的含義也未被普遍贊同”。(Cassirer，2004，p.1，下引卡西爾文獻僅注年份和頁碼)儘管如此，文化哲學為挽救傳統哲學的衰落而施行的“洗心革面”之舉，還是給當代哲學帶來了超越傳統的全新理論形態。從一種較為寬泛的意義上講，法國的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英美的後分析哲學和新實用主義，德國的新解釋學以及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等等，均可視為這種文化哲學的具體演變路徑。事實上當代哲學的“文化轉向”，無疑也是在企圖打造一種廣義的認識論，即一種深化的和延展的“認識批判”。論及當代哲學的這種擴大化的認識論路線，很有必要回溯到卡西爾所創建的“符號形式哲學”，並對他在認識論問題上的“符號學轉向”給以應有的評價。“從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是卡西爾力圖構建其“人類精神形態學”的基本理路，並且預示了當代哲學演進的基本走向。西方哲學的存在論反思，逐漸地從實體性的邏輯走向關係性的邏輯，認識論問題不再駐足在單薄的經驗和抽象的理性上面，而是擴展到更為深厚和廣博的“文化”上面。由此文化成為一種替代性的哲學基本概念，這個概念不僅支撐著當代哲學的各種存在論反思，而且也左右著當代哲學的廣義認識論進程。
卡西爾的文化哲學以其“符號形式哲學”為基礎，初步建立起一種別開生面的廣義認識論。這種認識論繼承和發揮了康德的先驗形式學說，將人類認識活動的符號性特徵突顯出來，一定程度上預示了當代認識論中的建構主義趨向。同樣是出於科學認識的方法論反思，實證主義的認識論思想為經驗所限而愈加狹隘化，反之卡西爾盯住科學認識中的“符號形式”，強調了科學語言的抽象化和形式化。他注意到一些理論學科權威的符號化傾向，如赫爾德的歷史哲學、洪堡的語言學、希爾伯特的數學邏輯、赫爾姆赫茲的心理生理學和赫茲的物理學，這些理論家開始摒棄認識摹寫論而走向認識符號論的立場。(cf.Hamburg，p.144)“每一門科學的基本概念，作為用來提出問題和形成公式的工具，不再被看作是經驗之物的被動圖像，而是作為由理智本身所創造出來的符號”。(1955，p.75)當代科學活動愈發證明，科學認識決不是直接的經驗感知，而是憑藉其符號公式而進行的中介化活動。科學活動的前提不是對象本身，而是認識的形式。事物不是認識的最終決定條件，相反事物只是被決定的，只是相對於某種觀點而被認識。這些認識論主張直接推動卡西爾得出了他的符號建構主義:“認知、語言、神話、藝術，它們都不是一種單純的鏡子，都不是一種簡單反映內在或外在感覺材料的圖像;它們不是無關緊要的媒介，而是真正的光源，是理解的先決條件，是一切認識理論的源泉”。(ibid.，p.93)儘管人不能創造實在，但實在是要由人來解釋的。人不是照鏡子式的被動地接受實在，而是在主動地建構一個經驗世界。
從當今哲學的思想演進來看，卡西爾的這種符號建構主義不僅在他同時代的哲學家身上有所體現，如柏格森、懷特海、皮爾斯、詹姆斯、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杜威等不斷強化的符號學思想，而且在隨後的語言分析哲學、新實用主義、現象學解釋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中均有發展。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哲學主流觀念，大體呈現出一種符號建構主義的思想邏輯。這種邏輯旨在放棄各種實證論、反映論、摹寫論的認識論立場，以期消除傳統形而上學的實體論死結，由此最終化解主觀與客觀、思維與存在、形式與內容、內在與外在、實體與功能、個體與普遍之間的對立。
從某種意義上說，卡西爾的符號學取向與當今哲學認識論的趨勢是契合的。他極力推進的“文化批判”似乎起到了一種思想前奏曲的作用。他明確提出的“每一個時代的知識形式決定了這個時代的現實觀”(Moynahan，p.62)的思想立場，幾乎可以同福柯知識考古學中提出的“知識型”(episteme)完全對接起來。進一步地說，我們可以將福柯和德里達等所展開“理性批判”看作是一種廣義認識論，而且與卡西爾的“符號形式哲學”的方法論原則基本一致，只不過他們已經沒有了卡西爾骨子裡的啟蒙哲學情懷及其自由主義理想。在“主體去中心化”的視角下，他們看到的只是“理性酷刑”以及個體受到的馴化，而不是人類可以獲得自由的歷史進程。按照鮑德里亞的論斷，今天這個時代已經從過去依賴於“冶金製造術”轉向依賴於“符號製造術”，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的“消費狂歡”更多的是一種“符號狂歡”，消費者完全陷入符號迷狂之中而不能自拔。(cf.Baudrillard，p.185)然而，卡西爾始終抱著科學進步論的樂觀思想，堅持人類文化的創造之舉乃是人類最終走向自我解放的正途，肯定語言、藝術、科學等皆可助力人類的自由事業。儘管在戰爭陰影和法西斯主義的震動之下，他最後撰寫有《國家的神話》來解釋政治神話的欺騙性及其災難性後果，但總體看來他還是較少從文化批判角度去檢討現代社會的危機性問題。因為他對於人類的文化創造是充滿自信的，在他的理論視野裡面缺少一種現代性批判的反思維度，這也是哈貝馬斯和施特勞斯等當代政治哲學理論家們批評他的一個主要理由。(cf.Moynahan，p.213)
認識論問題在今天依然是一個哲學難題。進入後形而上學時代，哲學家們的認識論反思更多地朝向了人自身。“認識批判”已經從實在論的傳統中擺脫出來而專注於語言問題，“語言學的轉向”或者“符號學的轉向”大體構成了當代認識論反思的主導性路徑。當代哲學所展開的廣義認識論探討，目標直指“人類精神的形態學”。卡西爾的“符號形式哲學”力求涵蓋各種人類文化現象，而將認識論批判變成一個集合性的文化批判。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和難以完成的理論工程，所以他承認這種文化哲學“不可能也不打算成為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哲學體系，它所做的一切只是為未來的文化哲學提供一個導論。而且，只有當哲學與人文科學不斷攜起手來，才有希望完成這個文化哲學的任務”(Hamburg，p.56)。這段自白或許可以用來評判其理論意義。他憑藉廣博的知識涵養而為後人搭建了一個構築文化哲學體系的腳手架，因此我們在其“符號形式哲學”中看到的只是一個廣義認識論的雛形。當代文化哲學的演變趨向，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廣義認識論的一個推進過程。
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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