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墨有個譜牒研究會

即墨有個譜牒研究會

即墨市譜牒研究會成立場景。

  譜牒文化源遠流長,其起源可追溯至戰國時期,當時記述氏族世系的書叫“譜牒”。它不僅記載著家族的來源、遷徙的軌跡,還包羅了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規、家訓等歷史文化的全過程,更承載著後人們尋根究源、找祖認宗的“歸屬情結”。

  說起譜牒,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修譜續宗。明清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家譜,只記載朝廷命官的職務及政績,不記載經商、從藝的家族成員狀況,新修家譜在職務方面要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對經商、從藝的家族成員統一記述。


  “續寫”傳統文脈

  “從譜牒中,我知道了我們即墨楊家的歷史,我們的世祖宋代從浙江修水來到即墨傳授儒學,因戰亂紮根於即墨。”即墨譜牒研究會常務理事楊乃琛說。

  2011年8月,即墨市譜牒研究會正式成立,常務副會長孫鵬說,這是由一群對歷史感興趣的群眾自發形成的一個民間機構,工作人員絕大多數是年過半百的老人。常駐工作人員7位,平均年齡71歲,在即墨市史志辦公室指導下工作。譜牒研究會通過整理收集大量的譜牒資料,從中獲取有價值的內容,來彌補地方史志的缺失和釐正其瑕疵,傳承即墨地方傳統文化。

  “以前各族族譜不規範,還有的殘缺無章。”孫鵬說,廣泛徵集譜牒資料是研究會開展工作的基礎,為此即墨譜牒研究會利用交換、購買、複印和接受捐贈等方式,廣泛徵集譜牒資料,不斷加大族譜資料的蒐集力度,將散存於民間的大量譜牒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挖掘、整理和收集保護,寫成範例,為研究即墨的傳統民間文化,搞好譜牒資源的開發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指導協助各姓氏修族譜的過程中,譜牒研究會要幫助修範例、制訂規則,孫鵬介紹,“很多舊時代的範例不再適用,新時期也要與時俱進”。比如“舊社會女性不能上家譜,但新時期的族譜要貫徹男女平等原則,男女都一樣上家譜”。

  推動民間尋根謁祖

  在即墨譜牒研究會的協助下,已經指導30多個姓氏編印族譜,目前,即墨周、黃、藍、楊、郭、江、範、孫八大姓氏中,有六家的族譜已經續修完成,現在正在編印的還有10餘個姓。

  為了進一步挖掘即墨作為青島文化之根的內涵,更為了填補和完善即墨的地方歷史,譜牒研究會開發譜牒資源,為地方誌編修積累資料。截至2016年12月底,檔案庫存總數達到162個姓氏資料,合計631種,1914冊。研究會繼續製作了部分譜牒資料電子版,對牛齊埠《董氏族譜》、袁家屯《袁氏族譜》、溫泉東夼《孫氏族譜》、百里《藍氏族譜》、大金家《金氏族譜》等25部族譜進行了整理和掃描刻錄,製成電子版,供前來尋根問祖的人員查閱。

  在2011年中國“奧運第一人”劉長春後人到即墨尋根的過程中,即墨碟譜研究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劉長春的後人——大連的劉運章先生打來電話,介紹劉長春的高祖在清乾隆中期由即墨劉家莊徙居大連,是山東即墨劉姓家族的一支,但不知具體所在村莊與宗族譜系。”孫鵬說,通過查詢譜牒研究會收藏的城陽流亭、萊西埠子、即墨南山東、劉家莊、張家西城、劉家後戈莊等十餘種《劉氏族譜》資料,最後在即墨宋哥莊《劉氏族譜》查到劉姓同大連的劉姓先祖輩分基本相符,終於實現了劉運章尋根問祖的願望。

  使命感下的堅守

  原來的族譜是農耕時代聚族而居的產物,基本一個村子的人集中於一個姓氏,而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一棟樓宇可能就有很多姓氏。楊乃琛在研讀譜牒過程中,探索創作設計了適應新時代的“新家譜”,並申請了專利。“新家譜”以一個家庭為基本單位,重點填寫家庭成員三代生活、工作及家庭、文化的發展變化情況,並增加了健康及遺傳疾病的記錄,從而建立“城市檔案”。

  孫鵬雖已85歲高齡,但頭髮花白的他依舊精神矍鑠,每天坐公交車來“上班”,滿懷熱情地開展工作。他告訴記者,他研究地方史已有40年,即墨的邊邊角角他都走過看過,對地方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都有研究。

  “沒有編輯部,我們自己寫、編、校《即墨譜牒》期刊,有時候會有二十幾個村合在一起修,是非常浩大的工程。”孫鵬說,譜牒研究工作的精細和繁瑣超出常人的想象,有的來稿不夠專業,要很仔細地修改,去年他剛做完白內障手術,現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改稿子。

  67歲的焦升志退休後,經常到譜牒研究會來,被譜牒文化迷得“如痴如醉”。為了校對族譜,60多歲的他硬是對著電腦學會了打字,“現在都是盲打”。焦升志還自費跟著工作人員去遼寧等地修族譜,現在他不但熟悉族譜,還可以指導別人修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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