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學問藝
我進北京戲校可以說是緣於愛好。1955年前後，我有幸在北京展覽館劇院看了我們戲曲前輩排的大戲《群英會·借東風》。那時我還小，可是京劇那氣勢、舞臺上的五彩斑斕、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觀眾雷動的掌聲，深深震撼了我。如果說這是一次啟蒙之旅，1956年回到家鄉衡水棗強生活的一段時間，更豐富了我對京劇的認識。
尚小云先生就出生在棗強縣的南宮，棗強的東邊，河北省東光縣又出了荀慧生先生。棗強這個地區起碼“三多”——唱戲的多、劇團多、劇種多、戲迷多。我那時候才8歲多，晚上也沒有多少功課，於是，到棗強縣大禮堂看戲，便成了我少年時期農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京劇、評劇、河北梆子，什麼戲都看。有時候劇團巡演到棗強，為了招攬觀眾，他們會化上妝、勾上臉在縣城大街上邊遊行展示邊宣傳賣票，是很吸引人的。
學生練功照
1958年我回到北京後，正好趕上北京戲校招生，有戲迷知道我愛戲，就把招生的信息告訴了我。雖然家裡人不同意，但我執意要考，就這樣入了這個門。
入學考試
招生現場
還記得1959年我們入學考試的考場是北京戲校排演廳，考官老師兩三個人一組，大概分四五組，有的看我們的五官相貌和身材比例，有的聽我們的嗓音和音準。最後一組在舞臺的後臺，有趙德勳、王德祿老師，他們這一組好像是看我們的身體柔韌度和模仿能力。經過搬搬腿、窩窩腰之後，他們給我出了個題目，讓我表演一下。老師指著放服裝的大條案說：“你父親在那兒睡覺，你要悄悄地把放在他頭邊的東西拿走，不能讓你父親發現。”我想了想，雙手模仿著“摸黑”的動作，躡手躡足地摸索著前進，中間還停一停，聽一聽動靜，看看有沒有人，悄悄地把東西拿過來，從另一個方向逃之夭夭。幾位老師會意地笑了，記得趙德勳老師好像說我表演還“靠譜”。因為我有看戲的底子，用戲曲的形體動作表演了一個小品，考試算是過關了。
入門學藝
進校之後，考官老師“識才辨才”，將男生分為老生組、花臉組、醜行組，女生分為青衣組、花旦組、老旦組。開始沒有分武生、武花臉、武丑、武旦，因為都要先學文戲，打好唱功和表演的底子。
我們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20分鐘洗漱，30分鐘喊嗓子，7點半吃早飯。上午四節課是基本功和戲課，下午是兩節文化課，包括語文和算數，兩節身訓把子以及文化課副課，包括歷史、地理、自然、生理、書法，輪換著上。6點吃晚飯，7點上晚自習，一天安排專業自習，一天安排文化自習，9點洗漱，9點半熄燈睡覺。除了週五下午彩排之外，課程基本上按部就班，不會有什麼變化。週六下午放學回家，週日晚上返校。那時每個家庭都是四五個孩子，除了少數路遠的同學，很少有家長有空來接送孩子。我們“四九城”的同學基本上都是自己走回家，雖然車票只要三五分錢，但都捨不得花，買點什麼不好呀！
學藝之難
進入北京戲校時我們也就十來歲，說我們是“少不更事”，實際上我們也曉得一些事理了，這是因為我們打小就走出家門獨立生活，從小過集體生活鍛鍊了我們獨立生活的能力。我們還要處理好身邊的一些事情，一週和同學朝夕相處六天，同學習、共起居，處理好各種關係對我們來說也是個鍛鍊。
當然，對我們來說，最大的考驗就是學戲的辛苦。學習中國戲曲，尤其是京劇藝術真是最苦的啊！十來歲的孩子，興奮點、忍耐力都是有限的，卻要經受最全面、最嚴格的戲曲訓練，不僅要練形體、腿功、毯子功、把子功，還要練習唱、念、做、打，塑造人物的功夫，文化課也不能落下，真是抽筋拔骨，苦不堪言。
抄功照
然而我們也有自豪的時候。在那個年代，像我們這樣能夠過“寄宿制”生活的學生還是少數，而且又是藝術院校，所以，當隔壁的中學生扒著牆頭看我們的時候，我們的小胸脯總是挺得高高的。再加上我們的彩排、演出，不但得到觀眾的讚許，還得到工、農、兵，甚至北京市和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我們確實是很幸運的。（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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