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清明上河圖》歷經兵火，幾遭劫難，歷代收藏家和鑑賞家曾把玩、鑑賞留下了幾許妙語佳話，更有許多待揭之謎。
北宋畫家張擇端繪製的長卷風俗畫《清明上河圖》，是譽滿中外的藝術珍品。它和唐人韓?創作的《五牛圖》一樣，被稱為畫苑“國寶”。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趙佶），他用瘦金體書寫的“清明上河圖”真跡和雙龍小印（宋代皇帝的閒章，用於鑑賞或收藏藝術品時鈴記），可證畫成後最初收藏在皇宮，公元1126年汴京陷落後，宮中所有名貴文物包括這幅名畫，統統被金人掠去，金人初不識此畫的價值。又過了59年，即金世宗大定26年（1186），金人張著最早在《清明上河圖》上撰跋文轉引《向氏評論圖畫記》說，證實宋人張擇端有《清明上河圖》及《西湖爭標圖》，這樣《清明上河圖》的名稱始定下來。
季節之爭
歷史上對張擇端創作《清明上河圖》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記號曾有過一些爭論，對畫中描繪的是清明時節，從金代以來，似無異議。明代的《味水軒日記》中記載，這幅畫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體題簽、雙龍小印，並且還有宋徽宗的題詩；詩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這樣一來，這畫卷描繪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懷疑了，近代及當代美術史家鄭振鐸、徐邦達、張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說。但是，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
對春景之說首先懷疑者是開封市教師孔憲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術》雜誌第二期上發表《清明上河圖的“清明”質疑》一文，列舉了八項理由，認定《清明上河圖》上所繪是秋景。
一、畫卷右首有馱負10簍木炭的驢子。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每年農曆十月，汴京始“進暖爐炭，幃前皆置酒作暖會”，若說清明節前後進暖爐炭，違背宋人生活習俗。孟元老和張擇端生活在同一時代，《東京夢華錄》是研究北宋汴梁風土民俗的重要資料，所述史事當是可信的。
二、畫面有一農家短籬內長滿了像茄子一類的作物，更為有趣的是幾名孩童赤身嬉戲追逐，這些都不可是清明時節的事物。
三、畫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風狀，有遮陽狀，常識告訴人們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極少見。
四、草帽、竹笠在畫面上多處出現。“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東西，圖中既不下雨，這肯定是御陽用的，根據當時汴梁的氣候，清明節似無此必要，這是值得我們懷疑的。”
五、畫面上酒肆多處，酒旗上寫著“新酒”二字，而《東京夢華錄》雲：“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醉仙錦，市人爭飲（見該書“中秋”條）。”宋代新谷下來要釀醪酒喜慶豐收，不然無新酒可言。
六、畫面上有一處招牌上寫著“口暑飲子”這樣的小茶水攤。“如果‘口暑飲子’中的‘暑’字不錯的話，這足以說明它的季節。”
七、河岸及橋上有好幾處小販的貨桌上都擺著切開的西瓜。宋時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還寒，不可能有西瓜一類鮮果。
八、畫面乘轎、騎馬者帶著僕從的行列，土墳後面向城市一段。細細分析，這些人雖然有上墳掃墓的可能，倒不如說它是秋獵而歸更恰當些，因為，上墳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釋得通。今從畫面種種現象來看，說是秋季倒符合實際些。
頌辭之說
繼孔憲易《清明上河圖的“清明”質疑》一文後，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鄒身城先生在中國宋史研究會上提出論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圖＞的社會意義》，認為“清明”既非節令，亦非地名。這裡“清明”一詞，本是畫家張擇端進獻此畫時所作的頌辭。故有人認為，這裡的“清明”要從廣義上去理解。《後漢書》有例證，是出雲：“固幸得生‘清明之世’……”從語氣看這個“清明”係指政治開明。畫中題款“清明”語，本是張擇端進獻此畫，請帝王們賞識所作的頌辭。金人在畫面上留下的跋文說：“當日翰林呈畫本，承產風物正堪傳。”點明此畫主題在於表現承平風物。考張擇端行年，他於徽宗朝在翰林書畫院供職，此畫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證畫家意在稱頌盛世，討最高統治者歡心。知道了這個背景，顯然“清明”一詞不是指節令。
真偽之說
關於《清明上河圖》還有真偽之說，明、清時代就有一些奇怪的傳聞，清代長為人徐樹丕《識小錄》所記：說畫中有四個人在擲骰子，其中兩顆骰子是六點，還有一顆在旋轉，這個擲骰子者張著嘴叫“六”狀，希望再出一個六點。《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是汴梁景物，有一叫湯勤的裱褙匠認為：汴（開封）人呼“六”字用撮口音，畫中人卻張著嘴叫“六”，可見這是閩（福建）音，他懷疑此畫是偽作，顏公慶的《消夏閒記》也有類似的記載。是書說這個湯勤還研究了畫中麻雀的那雙上腳爪，它踏在兩片瓦角上，這怕是臨摹者的敗筆。湯勤斯人，名不見經傳，他所說是否真有道理？看來還需進一步研究。
[相關閱讀]
《清明上河圖》為什麼以“清明”命名？歷來有不同的解說。一說是描繪汴京開封城清明時節的景象；一說“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圖繪汴京清明坊到虹橋汴河西岸的景象；一說“清明”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常用的作為“太平盛世”的稱頌之辭。那麼，到底作何解呢？
《清明上河圖》全圖可分三個段落，首先是汴京郊外的景物，薄霧疏林，楊柳新綠，菜園阡陌，茅簷低伏，商隊旅人，穿梭往來。中段描繪汴河兩岸的繁忙景象，大河上下，貨船往返，拱橋飛虹，行人如織，道路之中，商販雲集。後段是市區街景的寫真，城樓高聳，酒肆茶坊，店鋪稠密，車水馬龍，各行各業，生意興隆。仔細品味，圖中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個個神形兼備，極富情趣。整部作品長而不冗，繁而不亂，嚴密緊湊，一氣呵成。尤其是畫中“虹橋”一段，那街頭市肆的熱鬧氣氛撲面而來，觀畫人恍如身臨其境。體驗著宋代社會的文化風俗。其技藝備受世人讚賞，令人歎為觀止。
北京故宮的《清明上河圖》並不見徽宗瘦金體“清明上河圖”的題簽，所以“清明”一詞最早見於金代大定二十六年（1186）張著的題跋，張著引《向氏評論圖畫記》稱，張擇端作有《清明上河圖》和《西湖爭標圖》，於是其圖名便確定下來。有關“清明”的解釋，經過這些年來學者們的爭論，大致有三種不同意見。
一說該圖描繪的是汴京開封城清明時節的景象，即清明節時汴京的春天景色。明代李日華《味水軒日記》稱，此圖宋徽宗曾題詩，詩中有“如在上河春”一句，可見描繪的是初春的汴京。近代鄭振鐸等人更大張“清明節”說：“時節是清明的時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把具體日子都定了下來。據宋代文獻記載，人們在清明時節前後，家家禁斷煙火，門上轎上插柳條，然後蜂擁出城掃墓踏青，在郊外親友相聚，歌舞宴飲，盡情遊玩，直至日暮才回城等等。那麼，《清明上河圖》中有這些內容嗎？
有學者指出，該圖畫面景物的物候表現及有關人物的生活狀況，顯然與“清明”時節明顯不符。畫面許多地方顯示出中原地區餘熱未退的初秋時景，而不是春寒料峭的清明時節。如畫中某一角繪有攤販的桌上陳放著切開的西瓜，如是清明時節，河南一帶哪來的西瓜？再如圖中手執扇子的人物多達十餘人，與北國清明時節的春寒氣溫也明顯不符。尤其是畫中有一些孩子在大路兩旁嬉戲，由於熱不可耐而光著身子，非常活潑和自然，如在清明時節，孩子們裸著身子是會凍著的。圖某一角的農家短籬內，長著果實像茄子一類的作物，似有秋熟的跡象。趙太丞家門口的垂柳，已經枝葉茂盛，也非初春的楊柳。圖中商店林立，各種店鋪門前差不多都顧客盈門，頗為熱鬧；唯獨紙馬店前門庭冷落，沒有什麼顧客光顧，看不到清明時分當地上墳祭祖風俗的影子。而臨河的一家酒店，在條子旗上寫著“新酒”二字，這是告訴人們當時是“中秋”時節。總之，作者如要立意表現“清明節”這個主題，是不會如此處理畫面的。
也有學者進行了反駁，指出關於用扇子的節令，開封在清明前後用不著，而中秋時分也基本上不用了。從社會風俗上考察，當時有“博扇子者最多。以夏之邇近也”的情況，就是在清明時節，人們以扇子為賭博之利物，用以推銷扇子。再看西瓜，圖中的塊狀物並非西瓜，北宋以前，中原人不熟悉西瓜，也不曾種植西瓜。新酒問題，《東京夢華錄》說：“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而畫中的幾處酒店，只有一處旗子上寫“新酒”。況且一年四季均可造酒，所以酒店隨時可賣新酒，也可賣陳酒。最明顯的是，圖中一百七十多棵樹木，其中柳樹都是細葉嫩芽，其他樹木則是光禿禿的，正是清明前後的情景。如中秋前後，所有樹木都枝葉繁茂，決不會是光禿禿的樣子。圖中郊外的路上，兩位老者騎著毛驢，頭帶風帽，與少數赤膊小孩恰成對比，說明老人尚覺春寒未盡，正是清明時節。總之，從畫面景物看，該圖所繪並非中秋時節，應是清明時節，當然不一定非在三月三日。“上河”之“上”，按宋人的習慣，指到或去的意思，“上河”就是到汴河去。清明時節，東京人上河去觀賞汴河及兩岸風光，“汴渠春望漕舟數十里”，形勢非常壯觀，是有一定特別意義的。張擇端的風俗畫選擇這個時節，畫的題款用這個命名，應該也是獨具匠心的。
一說“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即以地名為畫名。當時汴京內、外城及郊區，共劃分一百三十餘坊，而外城東郊區共分三坊，其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圖中所繪是汴京清明坊到虹橋汴河西岸的這一段“上河”的景色，所以就以此街坊名為畫名。
持不同意見者認為，現存該畫的起點是汴京郊外小道，並非是什麼街坊。據《清明上河圖記》有關題跋所載，原先那幅有徽宗御筆題簽且加蓋御璽的真跡，所繪內容幅度很大，系從汴河東水門外十餘里的荒郊開始，一直畫到城中宮苑，而不止是清明坊到虹橋汴河西岸這點距離。清明坊不過是一個極小的地名，畫家此作品是呈獻給皇帝的重要禮品，不應選此小地名作為一幅畫面如此宏大的作品的名字。還有學者指出，從《東京夢華錄》諸書上反映，人們習慣上已多用街巷名來稱呼某個地區或某建築物所在地，而不是用街坊名。這一點張擇端應該清楚，所以如用“清明坊”來命名此畫，不說東京以外的人不明白其含義，就是東京城內的人也未必都能知曉。更何況此畫所繪東京市容究竟屬於哪個部位，爭論分歧也很大。如有人認為是位於東京新城東水門內外到舊城裡東南部，有人認為全是東水門外的虹橋上下一帶，也有認為應位於舊城東角子門內外，或籠統認為是汴京城郊的汴河到城內街市。其實，不管它反映的東京市容有多逼真，既然是藝術品，就必然有虛實，有誇張。所以稱此畫面如此恢宏的作品，主要在畫某一街坊的說法本身就難以成立。
一說“清明”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常用的作為“太平盛世”的稱頌之辭。《詩·大雅·大明》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毛傳：“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後漢書·班固傳》有謂：“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可見“清明”本義在於指統治的平順，往往稱頌盛世。張擇端初繪此畫，於北宋徽宗宣和年間，當時社會雖然危機四伏，處於動亂前夕，但表面上依然歌舞昇平，京城繁華，宮廷內外，鹹頌“清明”。金代鑑賞家所寫的跋文中說：“通衢車馬正喧闐，祇是宣和第幾年，當日翰林呈畫本，承平風物正堪傳。”其中已點明此畫的主題在於表現宋朝的“承平風物”，而“清明”就是“承平”、“太平”的同義詞。此畫龍點睛之名稱，自然也獲得徽宗的讚賞。《式古堂書畫匯考》記有“圖成進入絹熙殿，御筆題簽標卷面”。靖康之難後，畫家流亡南宋杭州。回首北望，勾起國恨家仇，追慕故都風物，再畫《清明上河圖》，以寄託自己的愛國之情。
持不同觀點者指出，一方面在說張擇端此畫在歌頌北宋末年的“太平盛世”、“清明政治”，一方面又說張擇端在開封畫的那幅《清明上河圖》已不復存在，現存北京故宮的那幅圖是張氏在遭遇靖康之難後南渡杭州時再畫的，兩者似乎已不大協調。張擇端在宋代留下來的畫著中默默無聞，在畫院中憑其如此高超之技藝卻並無多高的官位，大概是一位不肯苟合封建統治集團上層的人物。尤其在南宋初年，正當抗金派批判蔡京等“六賊”把北宋政治搞得一塌糊塗、從而招致國破家亡之時，一位有愛國心的畫家會再把那時的狀況當成太平盛世去歌煩嗎？當然，張擇端是否到杭州，也還無法定論。主要是此畫實為北宋東京的社會風俗畫或景物畫，不是一幅宣揚統治清明的政治宣傳畫。
《清明上河圖》的命名，似乎和它的真跡一樣，令人難以涿磨。期待專家們再作深入的研究，以期有新的突破。
閱讀更多 陝北蘭花花影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