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善意的提醒、一件在別人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周恩來與胡華的直接交往並不多，但他的一次指謬對胡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學習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風潮。
為滿足廣大人民學習瞭解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需要，隨華北大學遷入北京的胡華以其撰寫的講義《中國近代革命史講話》為藍本，補充修改，並吸收胡繩、葉蠖生、何干之等學界前輩的意見，編寫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並於1950年3月由新華書店出版發行。
作為新中國第一本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著作，一經問世便風行全國，廣受歡迎。
由於這是一部開創性的著作，再加之資料有限，書稿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疏漏之處。為進一步修改完善，胡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前言中誠懇地徵求意見。隨後，許多學界同仁和讀者陸續提出了一些修訂意見，胡華十分重視並加以吸收。
1950年5月，胡華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送呈周恩來總理審閱。不久，周恩來總理指示秘書於剛向胡華傳達：“書中所寫蔣介石暗殺廖仲愷這一說法不確。據他當時瞭解，刺殺廖仲愷是胡漢民一派的人乾的。”周恩來總理還指示胡華多去查閱檔案材料，多去訪問何香凝等在世的革命老人。
後來，周恩來總理兩次提起胡華書中史實表述不確之事。1953年，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宋國柱等中學歷史教師時，提及胡華書中史實錯訛的問題，並指示歷史教師要多去查閱原始檔案、資料。1963年4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阿爾巴尼亞檔案工作代表團時，又對陪同的曾三等人再次談及此事，並指示檔案工作要為史學工作服務。
周恩來總理能在日理萬機之中抽空審閱書稿、提出意見並記掛此事，讓胡華十分感動、深受教益。他在1980年撰寫的《回憶周恩來總理對史學工作者的關懷》一文中寫道：“這是總理對我們史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檔案工作者的最親切的關懷。總理日理萬機，而對我這樣一個後輩的史學工作者，一本通俗的小冊子，一個具體史實訂正問題，十多年還記在心裡。總理對我們的工作，是多麼的細心和關注啊！每想起總理的關心和鼓勵，我總感到自己為人民做得太少，激勵自己要奮發前進。”
1981年5月15日，人民日報第八版上發表《瞿秋白的一首佚詩》，文中寫道：“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先生被刺身亡，蔣介石捶胸頓足大哭說：‘廖黨代表是革命的擎天柱，反動派竟敢刺死他，真是罪大惡極，就是把全廣州人殺掉一半，也不能抵償這筆血債！’但是，刺殺廖仲愷的罪魁恰恰就是他本人。”
胡華讀報後，寫信加以指正。1981年6月15日第八版刊登《胡華同志來信》，信中指出：“你報第八版五月十五日周紅興同志所寫《瞿秋白的一首佚詩》說‘刺殺廖仲愷的罪魁恰恰就是他本人。’（指蔣介石）。廖仲愷先生不是蔣介石派人刺殺，這一點，周總理在一九五〇年請秘書於剛同志轉告過我。現在黨史研究者都知道，此案的罪魁是胡漢民。”
時至今日，廖仲愷被刺案的罪魁禍首還存在一些爭議。但周恩來總理的提示令胡華銘刻於心、終身不忘，促使他在長期的學術實踐中十分注重史料的蒐集與考訂，堅持論從史出、秉筆直書。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警察大學（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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