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人性中的悖论,灾难里的温情


《鼠疫》:人性中的悖论,灾难里的温情

1957年的加缪

  都是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灾难也是如此。本期节目邀请大家一起读一本名著《鼠疫》。

  《鼠疫》是法国著名作家加缪的代表作之一。阿尔贝·加缪是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戏剧家和评论家,1913年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蒙多维(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德雷安)。当加缪还在襁褓中时,他的父亲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幼年的加缪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依靠奖学金读完中学,成年后一边工作一边在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并且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缪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加缪因发表小说《局外人》而成名,5年后的《鼠疫》更是获得一致好评,并助其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加缪因此成为法国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不幸的是,3年之后,加缪便因为一场车祸离世,年仅47岁。

  由于加缪在文学和思想方面的巨大成就,2009年法国总统萨科齐有意将加缪的坟迁至先贤祠,却受到了加缪儿子的强烈反对。他认为父亲一生反对虚名,不会接受在先贤祠中受人膜拜的礼遇。

  1942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进,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部,在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疗养的加缪与家人天各一方,音讯隔绝。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加缪创作了《鼠疫》,以寓言的形式刻画了法西斯专制之下的恐怖时代。故事发生在北非小城俄兰,这里商业繁盛、物质发达,市民的生活极度空虚无聊,只知道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一如战前法国社会的缩影。


《鼠疫》:人性中的悖论,灾难里的温情

阿尔及利亚

  《鼠疫》以医生李尔的经历为主线展开。李尔是一个对生活早已不抱幻想的人,当他看到大量老鼠莫名死亡之时,与其他人一样只是感到诧异而已,即使门卫染上怪病也并没有引起其足够的警觉。但当染病死去的人数突然增多之时,李尔和一些医生终于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请求省长立即采取措施。然而在座谈会上,省长大人仍然在咬文嚼字地讨论李尔的表述是否具备当时医界所认知的“鼠疫”的特征,如果不具备,政府就不能按法律规定的措施来做应急处理。面对李尔的严正警示,政府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张贴了一张小小的告示:宣称有恶性高烧病例,而且是否传染还不确定,无需担忧。

  除了政府反应教条迟缓以外,更令李尔感到焦虑的是,本省的医院里根本没有血清和疫苗,需要从巴黎调取。在省长等待上级政府命令的过程中,感染死亡的人数在不断攀升,当一天死亡人数达到40人时,省长总算下决心实施严格的隔离措施,并在不久之后宣布封城。一夜之间,俄兰城与世隔绝,成为一座孤岛,曾经繁华的商业陷入停顿,所有的车辆绕道而行,赴港的船只绕道而行。

  面对猖獗的瘟疫和突然的封城,每个人都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其中以神父潘尼洛的布道,最能引发民众性的恐惧。神父宣称,瘟疫是神对大家罪行的惩罚,即使因此死去也是一种救赎,大家应该虔诚地向上苍祈祷,因为神会做主替大家做好安排。然而潘尼洛在志愿加入工作队、看到无辜的孩子死去之后,内心却陷入了纠结,他的第二次布道已经不再那么肯定上帝的意旨。作为一名坚定的信仰者,在对上帝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的对立中,潘尼洛选择了后者。在染上瘟疫之后,神父依然拒绝了李尔的陪伴,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上帝。


《鼠疫》:人性中的悖论,灾难里的温情

法国小镇维勒布勒万的阿尔贝·加缪的车祸纪念碑

  封城令很多家庭分离,那些在封城之前因事不在城内的人员尚可入城,而因公务出差在俄兰的人却无法离开——瘟疫面前人人平等。新闻记者蓝伯正是这样一位倒霉蛋,他的情人还在巴黎等着与他相会,他觉得自己困在此处是一种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并且指责是李尔促成了封城。他千方百计多方奔走,甚至企图偷渡出城。期间蓝伯遇到了论证自己无能为力的顽固分子,信誓旦旦表示瘟疫不会太久的安抚者,承诺会给他答复的重要人士,敷衍的小职员……蓝伯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在做最后的努力之时,蓝伯加入了鼠疫帮扶小组,在终于获得了可以偷渡出城的机会时,蓝伯却选择了放弃,他意识到“只追求自己幸福是件可耻的事情”,此时的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城市的一份子。甚至鼠疫散去之后,蓝伯也没有急于启程回巴黎,而是在俄兰城等待自己爱人的到来。

  鼠疫帮扶小组是塔鲁发起的民间组织。塔鲁本是富家子弟,父亲是一名检察官,在聆听了父亲宣判罪犯死刑后,塔鲁对审判本身产生了深深的质疑,离开了家庭放弃了前途,自我流放。政府措施的不力让塔鲁感到非常不满,他利用自己的社交能力组织了帮扶小组。塔鲁不知道的是,他已染上鼠疫,在救治别人的同时,也在传播着疫情,在俄兰城战胜鼠疫之时,塔鲁成为最后一个倒下的人。

  在瘟疫盛行市民陷入恐慌之时,有的人却成为了实质性的受益者,甚至获得了一种解放。柯塔是一名逃犯,虽然没有被监禁,但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早已令其失去了自由。鼠疫降临之后,柯塔感到宽慰甚至兴奋,共同面对恐惧对一个人面对恐惧要轻松得多,鼠疫越是猖獗,柯塔的行为越是活跃,他还通过走私稀缺商品大发横财。当鼠疫即将结束之时,柯塔重新找回曾经的恐惧。他疯了,在枪战中被警察制服,走上了本该走的道路。

《鼠疫》:人性中的悖论,灾难里的温情

维也纳黑死病纪念柱

  夹在几位主人公缝隙中的是成千上万普通民众,他们被各种谣言裹挟着,讲着不着边际的段子以减轻自己的焦虑,在比自己更惨的人身上寻找优越感,抢购传言具有预防能力的薄荷糖,在酒吧里喝得烂醉,据说酒精可以灭菌,捧着各路预言家传播的小道消息当《圣经》读,被恐惧压制着过着谨慎刻板的生活,而当瘟疫结束之时,他们又是最先冲上庆祝活动第一线的人。

  加缪的小说有一种类似宿命论的观点,他感叹人的这一生,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死亡的阴影,在荒谬的处境中,人企盼自由,也受责任的约束,这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也是检验人道德的试金石。《鼠疫》中充满了悖论和荒谬,人的世界观与行为发生了错位。塔鲁反对英雄主义,但自己的行为却是一个十足的英雄,他不信上帝,却希望成为一个虔诚的圣徒;李尔坚称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人主动放弃自己所爱的人,但却把患病的妻子置于一边。他把抓住眼前的工作治病救人作为当务之急,回避了一个艰难的抉择。

  故事的最后,鼠疫突然消失,俄兰城重新开放,人们走上街头狂欢,庆祝灾难的结束,只有李尔医生清醒地知道,“灭绝”绝不适用于鼠疫病菌,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了将苦难和启发带给人类,它可能再次驱赶着老鼠,让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在一座欢乐的城市里面。

  鼠疫中的俄兰人,正是被德军占领后的法国人,正如加缪在日记中所写:“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

  人,总是要有些希望的,有时候灾难比幸福更令人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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