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戰疫”的前線不斷傳來好消息。除了各地確診人數持續下降，3月9日，江漢方艙醫院和青山方艙醫院在湖北武漢正式休艙。在武漢開放的14家方艙醫院中，最後一個方艙也定於10日休艙。
“目前新冠抗疫戰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但作為精神科醫生，我們的心理‘抗疫戰’才剛剛開始。”在武漢金銀潭醫院一線抗疫的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副主任醫師張晨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表示，“先救命再‘救心’。現在救命差不多到一定階段，所以方艙不斷在關艙。但我們後面還有很多‘救心’的工作。一方面要治療還在醫院的患者，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培訓志願者、社工等不同群體，讓他們知道在基層要怎麼處理和解決心理、精神類問題。”
各地馳援湖北的醫療隊中，專業的精神衛生醫生與本地醫生扛起了心理抗疫的任務。
國家衛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賀青華在3月8日國家衛健委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截至目前，已經派了415名精神衛生專業人員前往湖北，為患者和醫務人員提供專業的心理諮詢和危機干預服務。
2月18日，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發佈了《關於加強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治療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在這場疫情中，不管是在醫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和醫護人員，還是確診新冠肺炎的精神障礙患者和非新冠肺炎精神障礙患者，齊齊站在了這場“心理抗疫戰”一線。
一線醫生：創傷後應激障礙明顯
2月20日晚，張晨在工作群裡接到了馳援武漢的報名通知，而後他與其餘49位來自上海全市各個醫院的精神科醫生一起加入上海第九批醫療隊。到武漢後，醫生們被分派到各定點醫院和方艙醫院。包括張晨等三名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醫生與來自上海嘉定的兩名精神科醫生組成了一個五人團隊，承接了危重症患者最多的金銀潭醫院的心理援助工作。
相較患者，醫護人員是更早出現心理障礙的人群。武漢本地醫護人員、不同批次馳援湖北的醫療隊以及精神衛生專業人員，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症狀。
張晨介紹，目前其工作對象主要分為醫護人員和患者。“比例基本五五開，早上查房看患者，下午留給醫護人員，一般按照這樣的節奏開展工作。”
“一線人員受到強烈衝擊所產生的應激反應，在別處是難以想見的。我到武漢以後發現，他們的工作難度和強度都要比已知的大得多。”張晨解釋，從1月初開始到封城，患者爆發性地增長，武漢“一床難求”，“本地的醫護人員跟我說，當時就算是他們的親戚朋友來求助都沒法入院，過道里都是病人。他們自己連續奮戰幾十天不休息，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醫療物資也很缺乏。”
新冠的病情發展進程又非常嚴重。有一位醫生向張晨描述：她在搶救三床病人的時候，旁邊的四床不行了，她馬上挪到四床去搶救，然後三床又不行了。
“新冠患者的死亡大多是在突然之間來臨，病人仍然意識清楚，同時還在用含糊的聲音向醫生呼救，病房中此起彼伏都是‘救救我’這樣的聲音。在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下，累的不僅是醫生的身體，更多的是心理，對他們的精神創傷是非常大的。當時第一批來馳援的很多醫生護士本身就是ICU或者重症醫學出身，搶救病人司空見慣，對病人的死亡可能也習以為常，即便這樣他們也經受不住這種強大的應激。這種高頻率、高強度地面對搶救和死亡，讓很多醫護人員在那段時間都出現了嚴重精神負擔，不斷閃現病房中的場景，睡眠非常糟糕，半夜驚醒或是睡不著。這些都是明顯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張晨解釋。
隨著疫情的好轉，一部分醫護人員心理狀況也出現好轉，但也有相當一批“前期已經產生創傷、精神上的壓力不因疫情的好轉而變好，這些就是我們要干預的對象。第一步是篩查，然後根據嚴重程度設計有針對性的、個體化的心理干預的方式，一對一諮詢和隨訪，也會做集體式的巴林特小組。來主動諮詢的人員很多，很多也不是一次就能解決，會來好多次。”
援助別人的精神科醫生自己，也會有不同的影響。“在我來武漢一週後，做了一個夢，夢到現在五年級的兒子突然之間長大了，個子比我高多了。錯過他的成長讓我心裡非常難受，然後哭醒了。”張晨說這是現實中對家庭分離、對未來不確定的擔憂，種種壓力投射到了夢境中。
確診患者：先焦慮後抑鬱
疫情之下，患者群體面臨的精神障礙問題要更為複雜一些。包括新冠患者出現的心理問題，原本就有精神障礙、又確診的新冠患者的治療與轉運等問題，以及非新冠的精神障礙患者的用藥和處方等問題。
新冠患者的心理問題，出現得比醫護人員稍晚一些。在病情危重時，患者思想的焦點在搶救和治療上。“當患者從危重症變重症到輕症了，開始思考境況，這部分病人是我們重點關注的對象。”張晨介紹，對於患者的心理服務包括定期查房、篩查患者、評估、有針對性地心理干預，有些病人還需要輔以精神藥物治療。”
很多病人都出現了焦慮、抑鬱以及很強大的應激障礙。張晨給出了幾個典型的案例。
一個50多歲的患者，父母也同樣確診感染。一開始他是輕症，可以照顧父母，那段時間身邊不時有人死亡，搶救的場面都留在他腦海裡，不斷循回往復。
另一個女患者與其先生都被確診，她不斷在追憶為什麼會感染。她認為可能是年前的一次聚餐，但聚會人員中又只有他們夫婦二人患病。她的大腦無法停下來，出現了強迫性思維。
還有一個患者，一家人都感染了新冠肺炎，他擔心被鄰居、社區孤立，不讓他回家，焦慮導致了軀體化症狀（如疼痛、無力、疲倦、噁心等）。“很多臨床醫生也會搞不清這些症狀到底是病情還是心理造成，需要我們聯合會診。”
總的來說，張晨認為，臨床上新冠病人的心理問題主要是“各種怕”：怕自己、怕別人、怕未來。怕新冠造成自己“白肺”、肺纖維化，會不會得肺癌？會不會短命？會不會有其他的問題？對未來非常擔憂。怕別人的歧視，怕被看不起。“這些怕、焦慮會引起抑鬱，往往是先焦慮後抑鬱，甚至有消極的觀念或行為，比如拔管子這樣極端的方式。”
心理醫療組一方面對其進行藥物治療，另一方面輔以心理疏導、重建信心，雙管齊下。“目前來看，我們工作兩個星期以來效果不錯，患者方面都是得到非常正面的反饋。”
根據公開報道，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有部分病人和醫護人員確診感染了新冠肺炎，後轉到定點醫院，主要去向是金銀潭醫院。據張晨介紹，金銀潭醫院設立了精神科病區，收治感染新冠肺炎的精神病患者，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的一部分病人確實轉診到了金銀潭，“輕的、重的精神病人都有，主要是精神分裂患者。但金銀潭精神科沒有醫護人員被感染”。
在這些病人的轉診和治療過程中，既要滿足傳染病要求，也要滿足精神科要求。
“最重要是要做好防護，因為精神病人行為是異常的，他們對於防護是非常不在意甚至沒有任何認知的。”張晨表示，一是要做好隔離，控制其行為症狀，一方面要約束保護，另一方面可能要使用一定劑量的藥物注射使其鎮靜；二要同時做好醫患的防護；三是在治療方案上，“如何在保證患者精神症狀穩定的情況下，還能夠配合新冠治療，因為藥物有相互作用。有的精神類藥物對治療新冠肺炎可能會有一定影響，我們在會診中就要給病人的治療方案進行調整。”
還有一類是沒有感染新冠肺炎的精神障礙患者，由於疫情，其用藥和心理治療受到了影響。“疫情的新聞‘狂轟濫炸’，導致信息過載，讓個人精神處於極度緊張狀態。比如抑鬱症病人就會自我投射，強烈地自我代入，會加重病情，又或者是導致病情復發。”在這種情況下，張晨表示，一是處方藥可以通過開“長處方”解決，二是通過各地開通的心理諮詢熱線，幫助病人度過這段時期的痛苦。
疫後救助：培訓社會力量下沉服務
在3月8日的發佈會上，賀青華同時表示，針對一線人員的心理問題，除了派出心理醫療隊，國家衛健委還制定了緊急心理危機的干預指導原則，將一線醫務人員列為心理干預的重點人群，對心理援助和心理危機干預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同時開發專業化的網絡心理服務平臺，目前全國各地已經開通了免費的心理諮詢熱線613條，開設了7個網絡心理服務平臺。
下一步，衛健委將繼續組織精神衛生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專業人員，進一步為做好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各類人群的心理疏導工作。
“往往大家會關心一時，未來怎麼辦？我們如何幫助這些醫護人員和患者度過最痛苦的階段？”張晨表示，心理抗疫戰爭才剛剛開始，武漢不同人群表現出來的情況不一樣，所需要的治療方案也不一樣。另一方面，接下來大量人群心理疾病還會存在，單靠武漢本地的精神衛生資源是非常吃力的，“我們一方面要繼續救助醫生和患者，另一方面要培訓志願者、社工等下基層的人員，他們要掌握一定的技巧：知道誰有問題，問題是什麼，如果能解決就解決，如果解決不了要知道哪裡能找到人，這些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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