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战疫”的前线不断传来好消息。除了各地确诊人数持续下降，3月9日，江汉方舱医院和青山方舱医院在湖北武汉正式休舱。在武汉开放的14家方舱医院中，最后一个方舱也定于10日休舱。
“目前新冠抗疫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的心理‘抗疫战’才刚刚开始。”在武汉金银潭医院一线抗疫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晨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先救命再‘救心’。现在救命差不多到一定阶段，所以方舱不断在关舱。但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救心’的工作。一方面要治疗还在医院的患者，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培训志愿者、社工等不同群体，让他们知道在基层要怎么处理和解决心理、精神类问题。”
各地驰援湖北的医疗队中，专业的精神卫生医生与本地医生扛起了心理抗疫的任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在3月8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派了415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前往湖北，为患者和医务人员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
2月1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治疗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在这场疫情中，不管是在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和医护人员，还是确诊新冠肺炎的精神障碍患者和非新冠肺炎精神障碍患者，齐齐站在了这场“心理抗疫战”一线。
一线医生：创伤后应激障碍明显
2月20日晚，张晨在工作群里接到了驰援武汉的报名通知，而后他与其余49位来自上海全市各个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一起加入上海第九批医疗队。到武汉后，医生们被分派到各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包括张晨等三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与来自上海嘉定的两名精神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五人团队，承接了危重症患者最多的金银潭医院的心理援助工作。
相较患者，医护人员是更早出现心理障碍的人群。武汉本地医护人员、不同批次驰援湖北的医疗队以及精神卫生专业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症状。
张晨介绍，目前其工作对象主要分为医护人员和患者。“比例基本五五开，早上查房看患者，下午留给医护人员，一般按照这样的节奏开展工作。”
“一线人员受到强烈冲击所产生的应激反应，在别处是难以想见的。我到武汉以后发现，他们的工作难度和强度都要比已知的大得多。”张晨解释，从1月初开始到封城，患者爆发性地增长，武汉“一床难求”，“本地的医护人员跟我说，当时就算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来求助都没法入院，过道里都是病人。他们自己连续奋战几十天不休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医疗物资也很缺乏。”
新冠的病情发展进程又非常严重。有一位医生向张晨描述：她在抢救三床病人的时候，旁边的四床不行了，她马上挪到四床去抢救，然后三床又不行了。
“新冠患者的死亡大多是在突然之间来临，病人仍然意识清楚，同时还在用含糊的声音向医生呼救，病房中此起彼伏都是‘救救我’这样的声音。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累的不仅是医生的身体，更多的是心理，对他们的精神创伤是非常大的。当时第一批来驰援的很多医生护士本身就是ICU或者重症医学出身，抢救病人司空见惯，对病人的死亡可能也习以为常，即便这样他们也经受不住这种强大的应激。这种高频率、高强度地面对抢救和死亡，让很多医护人员在那段时间都出现了严重精神负担，不断闪现病房中的场景，睡眠非常糟糕，半夜惊醒或是睡不着。这些都是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张晨解释。
随着疫情的好转，一部分医护人员心理状况也出现好转，但也有相当一批“前期已经产生创伤、精神上的压力不因疫情的好转而变好，这些就是我们要干预的对象。第一步是筛查，然后根据严重程度设计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心理干预的方式，一对一咨询和随访，也会做集体式的巴林特小组。来主动咨询的人员很多，很多也不是一次就能解决，会来好多次。”
援助别人的精神科医生自己，也会有不同的影响。“在我来武汉一周后，做了一个梦，梦到现在五年级的儿子突然之间长大了，个子比我高多了。错过他的成长让我心里非常难受，然后哭醒了。”张晨说这是现实中对家庭分离、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忧，种种压力投射到了梦境中。
确诊患者：先焦虑后抑郁
疫情之下，患者群体面临的精神障碍问题要更为复杂一些。包括新冠患者出现的心理问题，原本就有精神障碍、又确诊的新冠患者的治疗与转运等问题，以及非新冠的精神障碍患者的用药和处方等问题。
新冠患者的心理问题，出现得比医护人员稍晚一些。在病情危重时，患者思想的焦点在抢救和治疗上。“当患者从危重症变重症到轻症了，开始思考境况，这部分病人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张晨介绍，对于患者的心理服务包括定期查房、筛查患者、评估、有针对性地心理干预，有些病人还需要辅以精神药物治疗。”
很多病人都出现了焦虑、抑郁以及很强大的应激障碍。张晨给出了几个典型的案例。
一个50多岁的患者，父母也同样确诊感染。一开始他是轻症，可以照顾父母，那段时间身边不时有人死亡，抢救的场面都留在他脑海里，不断循回往复。
另一个女患者与其先生都被确诊，她不断在追忆为什么会感染。她认为可能是年前的一次聚餐，但聚会人员中又只有他们夫妇二人患病。她的大脑无法停下来，出现了强迫性思维。
还有一个患者，一家人都感染了新冠肺炎，他担心被邻居、社区孤立，不让他回家，焦虑导致了躯体化症状（如疼痛、无力、疲倦、恶心等）。“很多临床医生也会搞不清这些症状到底是病情还是心理造成，需要我们联合会诊。”
总的来说，张晨认为，临床上新冠病人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各种怕”：怕自己、怕别人、怕未来。怕新冠造成自己“白肺”、肺纤维化，会不会得肺癌？会不会短命？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对未来非常担忧。怕别人的歧视，怕被看不起。“这些怕、焦虑会引起抑郁，往往是先焦虑后抑郁，甚至有消极的观念或行为，比如拔管子这样极端的方式。”
心理医疗组一方面对其进行药物治疗，另一方面辅以心理疏导、重建信心，双管齐下。“目前来看，我们工作两个星期以来效果不错，患者方面都是得到非常正面的反馈。”
根据公开报道，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有部分病人和医护人员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后转到定点医院，主要去向是金银潭医院。据张晨介绍，金银潭医院设立了精神科病区，收治感染新冠肺炎的精神病患者，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一部分病人确实转诊到了金银潭，“轻的、重的精神病人都有，主要是精神分裂患者。但金银潭精神科没有医护人员被感染”。
在这些病人的转诊和治疗过程中，既要满足传染病要求，也要满足精神科要求。
“最重要是要做好防护，因为精神病人行为是异常的，他们对于防护是非常不在意甚至没有任何认知的。”张晨表示，一是要做好隔离，控制其行为症状，一方面要约束保护，另一方面可能要使用一定剂量的药物注射使其镇静；二要同时做好医患的防护；三是在治疗方案上，“如何在保证患者精神症状稳定的情况下，还能够配合新冠治疗，因为药物有相互作用。有的精神类药物对治疗新冠肺炎可能会有一定影响，我们在会诊中就要给病人的治疗方案进行调整。”
还有一类是没有感染新冠肺炎的精神障碍患者，由于疫情，其用药和心理治疗受到了影响。“疫情的新闻‘狂轰滥炸’，导致信息过载，让个人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状态。比如抑郁症病人就会自我投射，强烈地自我代入，会加重病情，又或者是导致病情复发。”在这种情况下，张晨表示，一是处方药可以通过开“长处方”解决，二是通过各地开通的心理咨询热线，帮助病人度过这段时期的痛苦。
疫后救助：培训社会力量下沉服务
在3月8日的发布会上，贺青华同时表示，针对一线人员的心理问题，除了派出心理医疗队，国家卫健委还制定了紧急心理危机的干预指导原则，将一线医务人员列为心理干预的重点人群，对心理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开发专业化的网络心理服务平台，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开通了免费的心理咨询热线613条，开设了7个网络心理服务平台。
下一步，卫健委将继续组织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员，进一步为做好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各类人群的心理疏导工作。
“往往大家会关心一时，未来怎么办？我们如何帮助这些医护人员和患者度过最痛苦的阶段？”张晨表示，心理抗疫战争才刚刚开始，武汉不同人群表现出来的情况不一样，所需要的治疗方案也不一样。另一方面，接下来大量人群心理疾病还会存在，单靠武汉本地的精神卫生资源是非常吃力的，“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救助医生和患者，另一方面要培训志愿者、社工等下基层的人员，他们要掌握一定的技巧：知道谁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如果能解决就解决，如果解决不了要知道哪里能找到人，这些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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