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类政治不能脱离地理环境，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地缘政治。

在既有格局内，虽然各政治行为体的自然地理环境比较稳定，但是在人文地理方面，比如国内政治程度、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文化观念、交通运输以及人口等等，都会在不同的时间产生不同的变化，这是一个变化过程。同时这种格局内的动荡也会导致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各政治行为体为了使自己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最大化，也一定会将之前的涉外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明朝疆域

明太祖朱元璋在"宗藩"地缘政治理念的影响下以及立足于明初的地缘政治形势，确立了明朝对外两大政策，即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继承者们也根据地缘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将对外政策进行不断调整和改进，这种调整反过来又影响了明朝的地缘政治形势，二者在东亚"宗藩"地缘政治格局内不断互动。

对外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一国的对外政策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地理环境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外政策，尤其是宗藩政策，一般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本国的地缘政治需要，并且顺应其形势格局的不断发展、演变。其中的演变有骤变，也有长期积累起来的量变，本文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审视明朝的对外政策，探讨其形成和调整的原因。

朱元璋

明朝的地缘政治概况

自先秦以来，在东亚大地上长期维持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 "地缘政治格局，这种格局直到 19世纪 90年代才最后解体。这是一个以华夷之辨为基础，以封 、贡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型地缘政治格局，其结构模式是由中心到藩属。天朝上国明朝处于格局的中心自不待言，对周边藩属国进行册封，藩属国则向中国称臣进贡。这种格局的稳定有赖于中央王朝的强大，一旦中心力量衰弱，藩属国强大到足以入主中原，就会出现边缘向中心转化的情况。

明朝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封建王朝，它的对外政策深受传统"宗藩"观念的影响。明朝建立（公元1368年）后，朱元璋致力于修复遭元末农民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为了彰显国力，他在即位之初就遣使报高丽、安南、日本等国，招徕四方之国前来奉表朝贡。经过他的一系列外交努力，新王朝初现了"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热闹景象。终明之世，前来朝贡的国家和地区众多，《明史 》中载有148个，他们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远至东非。

高丽

《明实录》记载："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国"。

明朝之所以还维持着传统的"宗藩"地缘政治格局，主要是因为明朝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与此前的历代封建王朝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但中国内部的自然条件却十分优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长期远远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所以，东亚"宗藩 "地缘政治格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维持的现实条件。然而，明朝所处地缘政治环境较之历代都有所不同，因而它的对外政策就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唐朝时期的宗藩体系

明初地缘政治与外交政策

明朝重建"宗藩"体系之后，如何处理中央王朝与"四方蛮夷"的关系？朱元璋确立了"不辄自兴兵"这一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开列了朝鲜、日本、安南等 15个明朝的不征之国。朱元璋在对外关系上本来就不务远略，而明初险恶的地缘政治形势更加剧了他的保守自闭心理。

《明实录》记载："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 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

"北虏南倭"在洪武时就已成为令明廷极为头痛的地缘安全大患。在北方，北元 势力依然强大，顺帝带着整套政府机构北走大漠。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所以 "元亡而实未始亡"。北元虎视眈眈，成为威胁明朝生存的心腹大患。在南方，海疆不靖。此时正值日本南北朝的混战年代,溃兵败将亡走海上，伙同不法商人，"出没海岛中"，杀人越货，中国"沿海之地皆患之"。

北元

因为有北元的严重威胁，明王朝不得不把军事重心置于北方。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军远征漠北失败后，他便实施起"固守疆圉"的防守战略，通过修长城、筑城池、屯重兵、守隘口、封塞王等多项措施，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北方防线。此外进行"海禁"政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以胡惟庸勾结日本图谋不轨为借口，断绝了中日联系，实行起严厉的海禁政策，通过这一系列的禁海措施，建立起一道比较坚固的海上长城，试图以此阻挡来自海上的倭寇和反明势力。

明朝中期基于地缘政治进行对外政策的调整

进入正德朝（公元1506—1521年)明朝的地缘政治形势又恶化起来。在国内，皇帝昏愚、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周边几无一处安宁，北方的蒙古骑兵不断寇边，西方的土鲁番剽掠甘肃，东边的倭寇气焰更加嚣张。而对明朝地缘安全形势带来最不利影响的则是西欧人的东来。

倭寇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一支葡萄牙舰队载着赴华使臣来到广州城下，要求入贡。明廷为国家安全考虑，拒绝了葡萄牙的入贡要求，且囚禁其使臣。接着，明军又把葡人驱逐出屯门岛，并取得了 "西草湾之战"（公元1522年）的胜利。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发生的"争贡之役"更触动了明朝君臣的安全神经。

《明实录》记载："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前年驾大舶突进广平 （东）省下，铳炮之声，震动城廓；留驿者违禁交通，至京者桀骜争长。今听其私舶往来交易，势必至于争斗而杀伤，南方之祸殆无极矣"。

西草湾之战

"争贡之役"使朝野大为震惊，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竟如此肆无忌惮，地方守军竟软弱到制服不了一伙外国贡使。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上疏，痛陈海禁松弛之危害，并认为倭寇之患起于海上，明世宗一怒之下，将市舶司罢除。同时，对不按规定入贡的各国贡舶一律阻回，嘉靖帝还几次下令禁民间造双桅大船，禁窝藏番货，对知情不报者实行连坐，海禁顿时又严厉起来。

正德后朝贡贸易的锐减，明朝本不看重南洋地区。西欧人东来后，明廷无力也无意去与他们争夺这些"蛮夷"小国。明廷放弃这些海上外围屏障，不仅使朝贡国家大为减少，而且给国家安全带来不利影响，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后来就以南洋为基地，骚扰中国沿海地区。

明武宗

评价

海禁与朝贡贸易是"宗藩"地缘政治理念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明王朝既希望 "万国来朝"，又希望"优越"的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的侵扰，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对外只进行官方往来，堵塞一切民间渠道。海禁从消极的一面进行防堵，朝贡贸易则从积极的一面加以补充，明王朝似乎很安全了。

但这两大政策极损国家经济，海禁让很多濒海小民失去生计，朝贡贸易更是损己利人。朝贡国贪图朝贡过程中的高额商业利润，以朝贡为名，行贸易之实，频频遣使入贡。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措施限制朝贡，不仅两度罢设市舶，还规定了朝贡国的贡道、贡期、入贡船只与人数，实行勘合制度。洪武二十七（1394年 ），他认为多数海外蛮夷之国不能够真诚同明王朝进行朝贡贸易，因此便逐渐断绝了与大多数海上之国的联系，仅限于周边几国。由于对朝贡有诸多限制，到洪武晚年形成了"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的局面。

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是互相补充的。要严海禁，就必须扩大朝贡贸易规模；而扩大朝贡贸易规模，则伤损国家经济。所以到仁、宣之后，适度的朝贡贸易规模、较松的海禁以及一定范围内的走私贸易维持着海面的相对平静。西欧人东来后，中外交往的要求更加迫切。葡萄牙人没能与明朝建立起朝贡贸易关系，在武力上又敌不过明军，他们就搞起了走私贸易。

即使如此，东亚"宗藩"地缘政治格局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欧人虽然开始进行海外贸易、殖民活动，但重点在美洲，往东方的实力有限，又经内部消耗和距离磨损，达到东亚时已是强弩之末，以他们有限的实力无法把古老而强大的 中国带入到由他们所启动的新的历史潮流之中。总之，明太祖朱元璋确立的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在终明之世并没有被废除。他的后世子孙根据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进行对外政策调整，这种调整反过来又影响到明朝的地缘政治形势，二者在东亚"宗藩"地缘政治格局内互动。

参考文献：《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夷待访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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