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是东汉末年割据汉中的一位二线军阀。他“以鬼道教民”，统治汉中近三十年，所倚仗的核心手段，是一种叫做“五斗米道”的巫术。这种巫术，与同时代的黄巾军领袖张角宣扬的“太平道”同出一脉，其基本套路是：
“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三国志》裴注所引《典略》）
大意是：病人来了，先让他叩头反思做过什么坏事，再给他喝一碗符水。过些时日，如果病好了，就宣传说是信道的功效；病没好，就责备此人的心还不够虔诚。在这个基本套路上，张鲁的“五斗米道”又增了许多细节，比如让病人拿出五斗米来；设置一间“静室”，让病人待在里面自我反思，与外界隔绝；然后将病人的姓名与过错写成三份文书，一份扔到山上，一份埋到土中，一份沉到水里。
图：中华书局版《三国志》
以上种种，乃是巫、医不分时代的一种典型骗术。这种骗术能够奏效，主要依赖两个要件：（1）受众获取的信息严重不完整；（2）建构一种错误逻辑。具体来说就是：
张鲁与张角们不会告诉他们的信众，究竟有多少人喝了他们的符水，活下来与死去的比例是多少；又有多少人没有喝他们的符水，活下来与死去的比例又是多少——如果样本足够大，这两个比例应该是大致相同的（考虑到安慰剂效应，只能说“大致相同”）；也不会告诉他们的信众，有些病可以自愈，有些病则不能。信众们获取到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个“幸存者偏差”陷阱，他们看到了许多病愈者（这也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却忽略了数量同样庞大的病故者。于是，喝符水与病愈，一种单纯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就可以被张鲁与张角们渲染为因果关系，再打上一个补丁——病好了是五斗米道/太平道的神力、病没好是自我反省不够，就形成了一个荒唐的、却又“严丝合缝”的逻辑闭环。
此类骗术看似粗糙，但身在局中之人，若无获取信息的渠道、甄别信息的能力与解读信息的工具，要看穿骗局并不容易。比如，
即便是胡适这样的人物，也曾在1921年不慎陷入到了与“五斗米道信众”相似的思维陷阱当中。该年3月30日，胡适在《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一文中如此写道：“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陆仲安是一位从事传统医学的名医，《秋室研经图》是一幅描绘陆阅读经书情形的画作。胡适愿意给画作题文，是因为他觉得，陆用“黄芪十两，党参六两”治好了自己的病，而这种病那些“学西医”的朋友们“总不能完全治好”，所以自己对陆心存“佩服与感谢”。
30岁的胡适，此时已是名满天下的知识界风云人物，他的这篇文章，很自然地成了陆仲安的金字招牌。很快，“胡适患肾脏炎被陆仲安治好”、“胡适患心脏病被陆仲安治好”之类的说法，就在传统医学圈子中流传开来了。
有幸的是，关于“去年秋间得病”，胡适留下了颇为详细的日记资料。据1920年8、9月间的日记，
胡适所患之病是脚肿痛，有时候会疼到无法行走，比如“脚上风气很厉害，站了三点多钟，竟不能走路了”。协和的医生、胡的朋友谢恩增怀疑是“积劳致心脏有病”（也就是《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中“或说是心脏病”的由来），建议他不要出门，在家中静卧修养。 图：胡适
安徽医科大学教授、资深流行病学专家祖述宪，依据胡适1920-1928年日记中对脚肿痛症状的诸多描述，诊断胡适所患乃是一种“由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皮肤淋巴管炎症”，这种病常由脚癣感染引起，在磺胺类药物与抗生素发明之前，只能依靠休息自愈。按胡适的自述，他早在1906年就患上了这种病，此后时好时坏——也正因为这个病已伴随多年，知道于性命无碍，尽管有时肿痛得厉害，他还是在日记里将之称为“小病”。
据胡适日记，他的脚肿痛在1920年秋频繁发作，期间经谢恩增、陆仲安等人治疗，1921年10月份又发作；1922年11月份再次发作；1923年4、5月份一度严重到“有两日竟不能走路”的程度；1924年9月份、1928年3月份，也均有发作。也就是说，胡适在1921年3月份声称陆仲安治好了自己的脚肿痛，只是一种幻觉——因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胡适不知道自己的脚肿痛消失是休息自愈的结果，遂与那些“五斗米道信徒”一样，将“找陆仲安看病—脚肿痛消失”这个先后关系，错解成了因果关系。
当然，随着脚肿痛的不断复发，以及对自身病情认知的加深——1928年，医生黄钟开始使用奥姆纳丁（Omnadin）为胡适治疗感染，在没有磺胺药物与青霉素的前提下，这种治疗已可算是对症下药——胡适很快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此后再不说“陆仲安治好了我的病”，只承认“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且多次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对坊间广为流传的“陆仲安治好了胡适的心脏病/肾脏炎/糖尿病”等说法，做了明确辟谣。
胡适讲究科学实证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他的名言。这样的人物在成为患者时，也不免被虚幻的因果关系所蒙蔽，余者可想而知。这也正是现代医学检验药物效果时，不能轻信患者“我吃了他开的药后病就好了”这种证词，而必须做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的缘故。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适掉入陷阱之前三十年，1892年，加拿大医生、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创始教授之一威廉·奥斯勒（Sir William Osler 1849-1919），出版了著名的现代医学教科书《医学原理与实践》（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图：威廉·奥斯勒
在书中，奥斯勒罕见地承认，流行于世的大多数传统/非传统药方，虽然均声称有效，实际上是可疑的。比如：
1.有许多据说是治疗猩红热的特效药剂，但全都没用。
2.肺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不管用什么药，它都是按自己的规律走。我们目前所记载的任何治疗方法都不能缩短它的病程，更不可能治愈它。
4.脑膜炎病人剧烈头疼，给他做孢疗徒然增加痛苦。
5.对于帕金森病，没有满意疗法可以推荐。砷剂、鸦片、颠茄可以试试，但应该如实告诉病人家属，此病无药可治，除了尽量解除不适，没什么可做的。
……
不迷信传统，不害怕同行们的侧目与指责，敢于承认许多药方无效；不依赖“我吃了他开的药后病就好了”这种不可靠的病患证词，来追求成为“神医”，敢于依赖科学实证，承认许多疾病还没有治疗办法。威廉.奥斯勒能够获得“现代医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Medicine）的美誉，绝对不是一种偶然。
①陈寿：《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②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的新证据》。收录于《思想的果实：医疗文化反思录》，青岛出版社，2009年。
③朱石生，《春风化雨：奥斯勒与现代临床医学》，读库策划，新星出版社2020年出版，第110-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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