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患残疾，却把教育重任扛在肩头，把内心的阳光洒向身边的每一个人。从教40年来，身单体弱，行动不便的他，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用20根拐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走出乡村，送他们走向远方，走向希望和未来。
56岁的鲁金明自从担任乡村小学教师那一天起，40年的青春就靠一根根拐杖走过来。如今，已经使用了20根拐杖的他依然坚守三尺讲台，风雨为伴，乡村相守。
放在办公室的一双拐杖已经斑驳发黄，木头架被磨光滑，没有一丝尘埃，透露出无限向上的力量。这根拐杖，见证了他的青春热血，见证了他扎根乡村小学，见证了他对乡村孩子深沉的厚爱……
“当教师一直是他的梦想，只是没想到能实现”
鲁金明出生在怀宁县石牌镇万全村一个贫困家庭，自幼聪明，一岁时由于高烧医治不及时，落下了终身残疾。从此以后他的双脚肌肉开始萎缩，不能像同龄孩子那样正常走路，只能借助板凳一步一步挪动。随着年龄逐渐增长，为了锻炼走路，他有时只得挨着墙壁步行，摔倒多次，从不气馁。
后来，鲁金明学会拄着拐杖步行。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不服输的性格，他完成了小学到高中的全部学业。
1979年8月，刚刚高中毕业的鲁金明放假在家。他正准备复习参加高考，期盼着能圆他的大学梦。那时，村干部和学校校长找到了他：学校里两名教师走了，正缺老师，让他去顶几天。他应允了。可这一顶就是40年。鲁金明说：“当教师一直是他的梦想，只是没想到能实现。”
刚开始工作的那年，每月几元钱工资，加上每年200个工分。每次生产队年终结算时，他家分到的财、物总是最少的。结婚成家，父母年老多病，家里经济十分拮据。微薄的收入几年都不能给家人置办一件新衣，他却经常自掏腰包帮辍学孩子垫付学费，买铅笔、书本……
亲朋好友都劝他：你这文化，学个无线电修理一定行。这个行当收入不比教师差，活儿不比教师重，改行吧。想想自己囊中羞涩、拄着双拐站立讲台的艰辛，他有改弦易辙的冲动。但想到师资十分缺乏的农村教育困境，面对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目光，内心涌起一种神圣的责任感。
鲁金明的家离学校有2里路，他每天拄着双拐靠步行来回，因为走得特别慢，有时回到家饭都凉了。但无论刮风下雨、冰雪封路，他都没耽误过学生一节课。雨雪天气上下班，他经常摔得鼻青脸肿。妻子心痛地哭闹着，“别为那几十元钱连命都不顾了。在大路边开个商店，人轻松，收入也要高许多。”他淡然一笑，说他爱上教书匠的活，不是经商的料。由于当时老师太少，鲁金明每天都是语文、数学课轮番代，放学后还要护送路远的学生回家，晚上备课、改作业到深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早早来到学校，组织学生跑步、做早操，辅导学生早读。
“每天止痛片成了我袋里的必备药物”
短短三尺讲台，鲁金明从一头移到另一头得耗时两分多钟。因腿不能下蹲，黑板下半部分的板书需要全身扑在讲台上或跪着方能完成。在常人眼里，这几分钟都难以坚持的事却与鲁金明老师度过了40多个春秋。
鲁金明虽然身体残疾，却从来没提出任何照顾。与许多教师一样，同样是一天五、六节课。身体好的老师都累得筋疲力尽，双腿残疾的他更是声嘶力竭、气喘吁吁。初站讲台，双拐整天顶着腋窝，连堂上课。腋窝被拐杖顶磨得又红又肿。顶着时，肌肉麻木得不觉痛，可放下拐杖，疼痛难忍，常常是彻夜不能寐。“每天止痛片成了我袋里的必备药物。”鲁金明笑着说。肿胀的腋窝只能用热毛巾敷一敷，给双拐顶端再加纱布裹一裹，忍住疼痛，双拐仍拄在腋下，继续上课。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的腋窝已被双拐顶磨出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皮。
最恼人的事情是在黑板上写板书。由于双脚靠拐杖支撑，而写板书时右手必须举起来，拐杖不得不离开，鲁金明只能靠拄一只拐杖书写。由于重心不稳，随时都会摔倒，但他硬是咬紧牙关、强忍疼痛，坚持书写好每一堂课的板书。
为了能早到校，鲁金明总是趟黑起早，扒上几口饭后拄上双拐，“咚——咚——”艰难地挪移着赶在去校的路上，右边的拐杖上总挂着一个包，那里装的是带回家备课的本子。常人要走十多分钟的路，拄着双杖的他要用上五十分钟。每逢雨雪天气，他穿上雨衣，仍旧一瘸一拐地赶往学校。泥泞的路面，即使身体正常人行走也会摔上几跤，更不要说他了。这条回家的路上，鲁金明不知摔倒了多少回。连雨季节，他的腰、背、臀，没有哪部分没摔伤。他从未退缩，坚持上班，始终不少学生一节课。几十年来，鲁金明所教的班级班风严明、学风严谨，多次被评为“校文明班级”。班级学生综合成绩在全镇总是名列前茅。1987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他考取了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当时全镇为数不多的“民转公”教师。
鲁金明教学认真负责，每一堂课都精心备课，认真布置作业，由于基本功扎实，他担任的每个班级在全校测试中总是名列前茅。因此，村民们都愿意把孩子送到他班上读书。
“我图的不是回报，是要对得起老师这份神圣的职责”
每天清晨，在石牌镇万全村路口，总会看到一个拄着双拐的身影。虽然稍不留神双拐就会把他双肩弄疼，使得他满头大汗，但听到校园里响起朗朗的读书声时，他的脸上就会扬起无比幸福的笑容。“我自打1979年来学校，到现在，刚好是四十周年。”回忆起自己从教的历程，鲁金明颇有些感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这一特定的内涵，决定了它终生都要像燃烧的蜡烛践行其有关光明与奉献的承诺，一旦投入其中，奉献精神将成为其生命驿站的主旋律。鲁金明就是这样一种人。
在万全村，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大多数的父母也将自己的孩子带进城里就学，这也就导致了万全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少，留下来的基本都是留守孩子。“我的责任就是要教这些孩子靠自己，学知识，长能力，将来走出乡村。”鲁金明的话语里有倔强、有担当、更有对责任的坚守。
有一年全县“两基”教育验收攻坚阶段时，义务教育学校的“两基”资料建设成为“两基”达标中重要指标。“两基”资料员工作陌生、繁琐，而鲁金明却主动承担了重任。许多老师不可思议：“老鲁还图什么？都转正了，还这么自找苦吃？”“我图的不是回报，是要对得起老师这份神圣的职责。”
鲁金明深知年报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严密性，任何一个统计数据都关乎全局，任何一点疏漏都会影响全镇、全县统计的准确性。每学年年报的九月份，只要上完课，他就拄上双拐，摇摇晃晃地下村进户。到了受访户，他拿起一只拐，撑起一臂，挪下身子，再拿起另一只拐，撑起另一臂，弓起腰慢慢坐下。每一个动作，在旁人看来都会觉得十分揪心，都担心他摔倒而不由自主地上前搀扶。而他却觉得无所谓。他掏出口袋中的纸和笔，仔细询问，认真记录。
那时，学校所在万全村每学年7至11岁600余人的适龄人口中有60余名儿童不在本村就读。这些儿童的就读情况均需逐一入户跟踪、核查，以便取证。为此，每次年报，鲁金明至少要花两周时间走村串户核查。大家都想帮帮他，总被他婉言谢绝，“调查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还是我轻车熟路一些。”
利用空闲时间，鲁金明会用手机联系孩子在外务工的父母，让孩子与父母聊天，拉近亲情的距离。每个月，他都会贴上几十元电话费，“只要孩子们能与父母通上电话，花点电话费没有什么。”
40年来，由于长期使用拐杖，鲁金明的肩腋下结了厚厚的茧巴。20根拐杖，叙述着他每一步艰难行走的历程，倾诉着他的沧桑岁月，更记录了一个乡村教师平凡而普通的一生。
40年来，鲁金明靠20根拐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走出乡村，送他们走向远方，走向希望和未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届一届的学生离校了，但他们没有忘记这个特殊的老师。每到元旦和春节，一张张贺卡、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书信从全国的四面八方寄给自己再尊敬的鲁老师。
如今，鲁金明已经年过半百，身体也大不如前。他说，愿意把教育事业进行到底，即使退休了，也要义务辅导孩子们，“作为一名有着31年党龄的教师，就要耐住寂寞、甘于贫困”。
閱讀更多 安慶市教體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