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诗馆

文字狱的起源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起源于西汉。之后历朝历代，文字狱情况时有发生，其中，宋元两朝较为特殊：元朝基本上没有文字狱，原因在于元朝体制的特殊性：元朝皇帝是蒙古人，官吏大多数是色目人，并且元朝皇帝喜欢运用生意人治国。而生意人只对如何赚钱感兴趣，至于文字狱这种文人喜欢搞的事情，生意人不屑一顾——明朝朱元璋得天下后，认为元朝丢失天下是因为宽仁，一定程度上，也是指不搞文字狱这一现象。

此外，宋朝也较为特殊：因为其他朝代的文字狱一旦兴起，往往要有很多人人头落地，而宋朝的文字狱很少伤及当事人性命。

宋代文字狱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背景

北宋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的吏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此时大宋朝仅经历了三代帝王，但国力已经出现了衰落迹象——比如宋仁宗在位期间，曾经和西夏爆发大规模战争，大宋朝非但损兵折将没能降服西夏，反而眼睁睁看着西夏国王李元昊进位为西夏皇帝。

痛定思痛的情况下，宋仁宗开启“庆历新政”，但很快遭到失败。之后宋神宗则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苏东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布了一些诗文，最终，引起政敌攻击。“乌台诗案”由此发生。

乌台诗案

宋神宗的变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给民间带来了负面影响，苏东坡当时身为地方官，对于这一现象也表示不满，于是做了一些诗文提及此事，其中《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几句话，为苏轼引来麻烦：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番话被苏轼的政敌恶意理解成：苏轼认为宋神宗所委任的人，都是一些喜欢生事的人，并且暗示自己不生事端才能治理好一方。

这些作品启发了苏轼的政敌舒亶。他花了数月时间钻研苏轼在近期所撰写的诗歌，终于找到了一系列证据：

《山村五绝》攻击宋神宗在青苗法和盐政方面的改革；

《八月十五日看潮》攻击宋神宗在水利方面的改革；

《戏子由》攻击宋神宗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在舒亶等人炮制下，宋神宗勃然大怒，于是命御史台负责办理苏轼的案子——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不过，尽管这一事件在当时属于惊动天子的大案，但最终，宋神宗仅是将苏轼贬官，受苏轼牵连的大臣大多罚款处理。

藤树先生

答：“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宋神宗朝的一桩文字案。

这里解释一下，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盖因御史台官署内栽满了柏树，所以又称“柏台”。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也称“乌台”。

“诗案”，就是与诗有关的案件。

案件的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大文豪苏东坡。

苏东坡才情盖世，为人很有性格，恃才傲物，嫉恶如仇，刚直不阿。

苏东坡自己形容自己，一旦遇上看不惯的事，就必须“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偏偏，苏东坡又是一个“极不合时宜”的人——苏东坡生得体胖须长，尤其一个大肚子鼓如孕妇，他曾抚腹笑问小妾朝云：“猜猜这个大肚子里装的都是啥？”朝云讨好地说：“是一肚子锦绣文章。”苏东坡先是哈哈大笑，既而纠正说：“错，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宋神宗朝兴起了由王安石牵头的“新政改革”，改革派上台推行新政，苏东坡看不惯，处处冷嘲热讽；到了保守派上台恢复旧政，苏东坡也看不惯，同样热嘲冷讽。

一句话，苏东坡是个两头不讨好的人。

“乌台诗案”发生的时间是元丰二年（1079年），看名称就知是与诗有关。

但案发是从一份谢表开始的。

先交待一下背景：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大力实施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

元丰二年（1079年），是从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

这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

官职调动，按照惯例，都得给皇帝上一份谢表，感谢龙恩浩荡。

苏东坡也例行公事，上一份《湖州谢上表》。

惯常做法，就是总结一下自己在原职上的工作，展望一下新职上的期望和计划，再加几句感激语，程序就算结束了。

但苏东坡是个牢骚包，对新政有一肚子牢骚，不吐不快，自己作死，神差鬼使地写了这么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表面看，这一句也只是普通牢骚话，其大致意思是：皇上您也了解小臣我愚钝不适时务，难于和新提拔起来的年轻才俊共事；同时您也体察到小臣我年老疏懒，也只能在基层混日子了。

但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苏东坡这句话里有几个词语，在当时是非常刺眼的。

其中，“生事”二字，是神宗朝的热门词语——炒热这个词的人，正是保守派和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司马光曾写过一封长信给王安石，信中以“生事”一词来训斥王安石，说王安石的变法是无事生事，是要扰乱天下的祸根。

这之后，“生事”就成了攻击变法的惯常用语。

另外，“新进”则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这样的牢骚，这样刺眼的词语，让变法派人士极度不适。

试想想，苏东坡乃是文坛的领袖，他随便说一句什么话，都会对民众形成强大的引导力，而他总是在诗词文章中讥讽新政，无疑会对政府推行的新政建设造成强大阻碍。

变法派人士早牙根痒痒的，一直想弄苏东坡了。

这回，看到谢表上的刺眼语句，他们决定从这份谢表入手，把苏东坡整臭整倒，让他停止呼吸，彻底闭嘴。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讥朝政。

御史李定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于是，苏东坡被拘押到御史台狱受审。

好巧不巧，苏东坡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好新刊印发行，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一个上佳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摘抄了几首苏轼的诗，上奏弹劾苏东坡“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

老实说，舒亶也没冤枉苏东坡。

舒亶说苏东坡的《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讥讽新政中的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讥讽新政中的盐税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讥讽新政中的水利法；《戏子由》中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讥讽新政里的课试郡吏措施，“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苏东坡一开始只承认，《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但迁延数日，也不得不承认，《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再拖延了几日，又承认了《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

事实上，舒亶的道行还是浅了点。

经过御史台同仁群策群力，他们从苏东坡诗词搜罗出上百首是针砭新政的。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苏东坡也统统作出了交待，承认自己就是看不惯新政。

其中有些诗，御史台的官员看不懂里面的真意，苏东坡主动指出来，给他们上课，详加解释，他们才醍醐灌顶，大长见识。

比如《和韵》诗中的“嘉谷”、“莨莠”等语，苏东坡说这是在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另外又取《诗经》中“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

因为这些诗，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宰相王珪等人喊打喊杀，必欲除苏东坡而后快。

苏东坡本人在狱中也作好了必死的打算。

但是，结果颇有些黑色幽默。

苏东坡平日和一些心目中的正直大臣诗文唱和，写“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等句自比独鹤、高鸿，把变法派比喻成乌鸦、老鼠。

这些“独鹤”、“高鸿没有一个肯出面替他求情，反而是那些被指称为“乌鸦”、“老鼠”的变法派大臣出力搭救。

其中，章惇为了搭救苏东坡，还和王珪撕破了脸面。

当然，最能决定苏东坡生死的，还是王安石劝宋神宗那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回头想想，早在熙宁七年，苏东坡还做了《王莽》、《董卓》两首诗来痛斥王安石。

最终，宋神宗下令对苏东坡从轻发落，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最后补一笔，苏东坡刚刚逃出生天，老毛病就犯了，信笔写下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诗句。

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覃仕勇说史

著名的“乌台诗”案，是北宋一个文字狱大案。它牵连了北宋朝廷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苏轼、黄庭坚、王诜、司马光等三十多人。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更是北宋政权的转折点。苏轼受此打击，心灰意冷，远离朝政。对于北宋政坛来说，差点害死苏轼的这个文字狱，激化了新党和旧党之间的矛盾。从此新旧党争不断，使得朝纲不振，北宋国力每况愈下，最终亡国。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

其实，乌台诗案并不是由哪首诗引起的，而是由于“王安石变法”中遇到的一系列矛盾的引发的。如果没有“王安石变法”，就不会有“乌台诗案”。

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王安石变法”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发生的，又产生了什么矛盾？

一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北宋的“三冗危机”

1、冗员 宋朝初期为了削弱官员的权利，实行一官多职。就是一个官职，由好几个人担任，让他们相互牵制，防止权力过大。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

2、冗兵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

3、冗费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遂起用王安石实现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

在朝臣中，因为对变法的看法和认识不同，很快形成两派尖锐的对立，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称为新派，包括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称为旧派或反对派，包括韩琦、欧阳修、苏轼等。然而“新党”中充斥了大量为升官发财，才支持变法的奸佞小人。

两派政见分歧，进行激烈辩论、斗争，又互相攻击，迫害，从而制造出一系列惨痛的冤狱，形成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党争现象。

党争的根本还是为了争权夺利。

“乌台诗案”发生 政敌王安石为苏轼求情

“乌台诗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

“乌台诗案”的主角苏轼，他年少得志，二十二岁第一次进京赶考就榜上有名，他的文章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许，而名扬天下。入朝做官后，苏轼的政绩也很突出，三年进京考核被评为“百年第一”。但是他直率的性格，使得他的仕途并不顺畅。

苏轼本人并不反对变法，但是反对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动变法。他在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时得罪了新党，被赶出京城。他被贬到地方任职以后，仍然不断写文章，指出“新党”变法中出现的问题。王安石也在变法途中被罢相。

神宗不甘心变法的失败，亲自上阵主持新论变法，史称“元丰改制”。

乌台诗案就是在这时候爆发的。

当时反动变法的人很多，为什么苏轼就被“新党”盯上了呢？因为他虽然仕途不顺，但是已经是文坛领袖，在朝野很有影响力。他对变法以及新党部分官员的抨击，让这些人如芒在背，所以一直想找机会收拾苏轼。

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给宋神宗写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谢上表》，在这篇公文中苏轼不改书生本色，用隐晦的手法又批评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新党指出《湖州谢上表》中的问题，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后从苏轼的《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戏子由》等诗作中挑错，曲解附会说苏轼讥谤宋神宗；之后“新党”官员经过潜心钻研，又从苏轼诗文里先后收集了“谤讪”词句60多处，分布在数十篇作品中，纷纷上书数落苏轼的“罪行”，请求宋神宗严办苏轼，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

事情一下就闹大了，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的罪名被传唤进京。

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国策，再加上朝中元老、皇亲国戚、为苏轼求情。

甚至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站了出来，并未因政见不同袖手旁观。王安石给神宗上书写了一封信，信中最为关键处，是这样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最终宋神宗没有杀苏轼，将其贬谪到黄州。

“君子和而不同”，从这件事上看，王安石的人品还是赞的。

爱看布克

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是苏东坡人生的一个转折，更是苏东坡的作品脱胎换骨的一个转折。

首先，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的一个转折，是因为，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了规矩，要求不得杀文人，否则就是违反祖宗的家法。因为宋太祖总结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训，看到军事割据给政权的稳定带来的灾难。而赵匡胤取得政权，就是手中掌握了军权。所以宋朝开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国内实施开明的文艺政策，这也造就了宋朝文学艺术的发达，促进了宋朝文学艺术形成了高峰。但是在宋神宗的时代，在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残酷的党争中，宋神宗有点坐不住了。当新党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计找苏轼的麻烦，从他的诗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种毛病的时候，宋神宗似乎忘记了祖宗的家法，一开始甚至想把苏轼弄死算了，幸亏苏轼得到了几个太后的欣赏，还有朝内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才把苏轼贬到黄州了事。这件事情也是开了一个“因言获罪”不好的头。

之所以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文学艺术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是因为，这场无妄之灾恰恰帮助苏东坡，从一个年轻气盛的才子到儒道佛兼修的哲人，到宋朝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的转变，因为，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他的哲学思考、作文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轼也从苏轼成为苏东坡。

所以，要感谢乌台诗案，感谢那些处心积虑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是他们促进了一个大师的自我实现。这也恰恰证明了孟子的那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场乌台诗案，让苏轼成为苏东坡，让苏东坡完成了自我实现。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是哪些文章，被小人们找到陷害苏东坡的证据？让苏东坡差一点一命呜呼，也导致苏东坡的夫人因为这件事，一怒之下烧了他的大部分文集？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从徐州调动到湖州。苏东坡在徐州期间，因为带领军民抵御大洪水，颇受神宗的赏识。就把他调到湖州。苏东坡按照惯例，得写一份思想汇报，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忠心和感谢之情，另一方面也说说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这本来就是例行公事，但苏东坡是个有思想又有点大大咧咧的人，说话不注意，结果在充满尊敬和谦卑的文字中，被人找到了破绽。这篇文章叫《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御史中丞李定是个包藏祸心的小人，他逐字逐句读完之后，发现了一些可以制造事端的句子：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苏东坡说湖州这个地方没事可做，这不就是埋怨神宗没有委以重任吗？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这句话苏轼本来就是一谦虚客气的话，但是这里面有个词“新进”很扎眼。因为王安石变法需要大量人的支持和执行，就一股脑地提拔了一些人，这些人基本上没啥大本事，反倒是嫉贤妒能溜须拍马都是能手，社会上就把这些人说成是“新进”，就是最近提拔的那些人的意思，你苏轼说满朝都是些无能之辈，那你不是说神宗是瞎了眼吗？

除此之外，朝中一些小人开始各显神通，争先恐后从苏轼的诗文集中找问题，大搞一起来找茬的游戏。

一个著名的小人，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拿出苏轼在杭州出版的《钱塘集)，指出其中的诗歌处处讽刺新法，侮辱朝廷和当今皇帝。为了激怒神宗，他指出如下罪证:

陛下为救济贫困贷款于民，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为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苏轼讥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陛下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苏轼则讥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官盐专卖，苏轼则讥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总之，苏轼就该马上抓来弄死。

后来还有一帮子小人，找了不少的茬，就是为了搞死苏东坡。宋神宗也是个软耳朵，一度想弄死算了，但苏东坡朋友多，太后也支持，王安石也说这样不好，驸马冒着离婚的危险给苏东坡通风报信求情，总之，宋神宗最后是放过了苏东坡，把他贬到黄州了事。

好玩的国学

公元1079年，时任“湖州市委书记”的苏东坡同志被“双规”了。

此事一出，即刻占领大宋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持续十周稳居“围脖”热搜榜榜首。

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小网文横行大宋社交圈：

苏东坡锒铛入狱，一下子成了大宋全民话题，之前的柳永吸毒、秦观嫖娼及高衙内送林娘子坐牢等事件，跟这比起来完全不叫事。

后经《大宋日报》权威发布，“原湖州市委书记苏轼或涉乌台诗案，已被停职查办”。

乌台诗案，什么台什么案？

乌台其实就是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

因汉朝时，御史台院内有几棵大柏树，不识趣的乌鸦在柏树上筑巢安家，俨然主人一般，随意聒噪，因此时人把御史台戏称为乌台，此后一直沿用。

而苏书记此案，是因他诗文用词不当，被御史弹劾而起，故称“乌台诗案”。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聊一下苏书记为什么会牵扯到这个要命的“乌台诗案”里呢？

苏东坡早年得志，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儿急。

受儒家思想影响，古今文化人大多一样，志大才高，都渴望着拜将入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苏东坡年纪轻轻就混上了处级干部，前程可谓一片大好，他豪情满怀，写词道“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42岁那年，也就是1079年，苏东坡升任湖州市委书记，正厅级。古代官员赴任新职都得向皇帝上一个总结形式的奏表，苏东坡照例向宋神宗递呈了《湖州谢上表》。

没想到这个奏表彻底的颠覆了他的命运。

苏东坡是个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不忘了加点个人感情色彩。

他在奏表的最后写道：

这就是几句牢骚话，白了说就是：陛下知道我又老又笨，估计跟不上那些朝廷新进大臣的思路，所以让我到安心的到地方去抚恤百姓发挥余热。

这几句并看不出什么过错，就是带点自嘲的调调，但在想弄你的人眼里，草绳也可以是咬人的蛇。

苏东坡表中提到的“新进”和“生事”戳到了一群革新派小人的痛处，他们正好借题发挥，说苏轼妄自尊大、愚弄朝廷。

苏轼是个耿直Boy，他为人处事向来直溜，丁是丁卯是卯，不见风使舵，不结党营私，比今天的直男癌还直，他这种性格混官场，处处给自己埋雷。

当初以王安石为首的“新进”分子主推变法，苏轼是反对的，为此，好多人记恨在心。

这次，他又公然在奏表中讽刺“新进”大臣，这不是为自己找不痛快么！

果然，以何正臣、李定等为首的“新进”小人代表，狠狠的咬住了苏东坡。他们唯恐天下不乱，藉此正好将反对新政的朝臣们一锅端。

“新进”小人们以苏轼的总结奏表及诗文为出发点，从中捕风捉影，谤告苏轼“反dang反人类”。

中华文字博大精深，文字狱自然也是精深博大，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人们准备对苏轼痛下杀手。

苏书记在纪检看守所遭受了100多天的轮番审讯，整个人几近崩溃，他已深刻的意识到了案情的严重性，把遗书都写好了。

宋神宗对此案也非常关注，他还指望着借此打压保守派，杀鸡儆猴，好推行新政咧。从古至今，革新都是要流血的，皇帝老爷可不在乎砍几个人。

但宋朝太祖皇帝留有遗诏，“凡大宋一朝，大臣唯谋逆者不予死刑”。

此外，卧病在床的曹太后也对皇帝儿子施压，要求务必保证苏轼安全。

另外，新旧两党中有许多正直的官员也纷纷上书，请求朝廷对苏东坡从轻发落，其中声音最响的，当属新政发起人、已退休的老干部王安石了。

案件移交大理寺，迫于各方压力，大理寺公平公正的处理了该起案件，苏轼被贬谪为黄州副团练。

同时，此案牵涉人员70多人，大部分被贬被罚，最终还算平和的平息了这次风波。

九死一生的东坡同志被下放到湖北黄冈，做了一名民兵自卫队副队长，一个可以让人看报喝茶喝到水肿的闲差。

工作闲了，苏东坡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研究诗词和美食了。

从东坡同志这段时间发布的诗词作品来看，在黄冈的那三年，他过得老“虚浮”了（虚浮，湖北话“舒服”的谐音）。

正所谓“东坡肘子贼带劲，官场不幸诗家幸”。

乌台诗案成了苏东坡人生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他诗词创作的分水岭，由之前的慷慨激昂，到后来的自然豁达。

从此，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雄浑、豪迈、坚强、豁达而有趣的苏东坡。

苏子宽慰我们曰：大江东去，就让它去吧！做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

南宫寻欢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是北宋的监察机构。因为当时御史台衙门里栽满了柏树，上面有众多乌鸦栖息，所以时人称御史台为乌台。

乌台诗案是北宋比较著名的一场文字狱，受害者是在文学界大名鼎鼎的苏轼，而施害者与文学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关，那就是写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王安石。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有关，并不是说施害者是王安石本人。

乌台诗案的本质是变法派对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一场政治迫害。王安石变法受到的阻力很大，当时的反对派几乎都是在文学领域声名显赫的人物，以司马光为首，苏轼也是其中之一。宋神宗推行变法新政的意志很坚决，反对派大都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领袖司马光被迫到洛阳去编纂资治通鉴，苏轼等人被打发出京城，到各地去做地方官。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苏轼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跟他自己的狂傲性格和“不识时务”也有一定的关系。元丰二年，1079年3月，苏轼调任湖州，他给皇上写了一封奏章，叫《湖州谢上表》。一般情况下，这类相当于非正式述职的奏章套路基本都差不多，先赞颂一下皇恩浩荡天下太平，再自谦一下说自己在前面任上并没有多大贡献，辜负了皇上的厚恩。无非就是怕拍马屁，顺带自谦一下就over了。但文人都喜欢耍文弄墨，在走完正常的套路之余，苏轼在奏章里又夹了几句自己的牢骚。

很明显，苏轼忽略了一个事实，当时的北宋朝廷文化昌盛，文人众多。文人之间的争端往往都往文字狱的方向跑偏。他能耍，别人也能耍。他耍文字，别人就耍他。正所谓，耍人者，人恒耍之。苏轼这一耍不要紧，为他招致了一场牢狱之灾，还差点丢了性命。

在《湖州谢上表》中，他夹杂了几句让变法派看来很刺眼的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里的“其”指的是苏轼自己，大意是说皇上知道我有点笨，难以和新进的官员们一块工作。我老了不能做重要的事了，只能去做地方官了。这句话乍一看，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其中“新进”和“生事”两个词太刺眼了，这两个词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敏感词”，放到现在各大主流搜索网站里会被屏蔽的。

“新进”一词指的是一批新进的变法派官员。由于保守派人数众多，宋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提拔一批新生力量进入朝廷，壮大变法派的政治实力。“生事”有无事生非之意，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劝他放弃变法的时候用了这个词。所以这两个词都是保守派攻击变法派时候的常用词汇，自然而然的就成了敏感词，变法派看到这两个词就如同吃了苍蝇一般。苏轼在奏章里用这两个词很难分辨出是无意之举，还是有意的一语双关。

本着“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斗争精神，变法派对苏轼下手了。

变法派的人都是实干家，说干就干。

他们怕仅凭这一句话不足以整倒苏轼，于是把苏轼的诗文集中起来，拿着放大镜寻找诗文中反变法言论的蛛丝马迹。古人写诗文比较言简意赅，释义文字时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这也是古代文字狱有很大市场的原因之一。他们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难的实干精神，经过四个多月的苦心钻研，终于找到了一些似有似无的证据。

他们把自己收集整理的证据一起打包呈送御前，弹劾苏轼。很快，苏轼就被投进了大牢，成为了阶下囚。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事，这里不作细表。

御史台审理案件的时候，面对指控，在没有用刑的情况下，苏轼竟然大都招认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这场文字狱里苏轼可能真的没有被冤枉。

但是，问题在于，他该不该因言获罪。

北宋属于文人政治，官员们有非常大的言论自由，仅仅因为一个官员写诗文发几句牢骚就治重罪，甚至要杀头，这明显有点过了。

案卷报告到达宋神宗的办公桌上之后，神宗勃然大怒，杀了苏轼的心都有。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再加上当时大量的官员上书求情，求情的人当中不乏变法派的关键人物，比如王安石，苏轼才勉强捡回一条老命。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最终苏轼被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司马光等一批跟苏轼有诗词书信往来的保守派官员也受到了牵连，受到了相应的处分。

被贬黄州是苏轼的不幸，却是文学的幸运，苏轼开始变得乐观豁达，专心于文学创作。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也写出了《赤壁赋》等光耀千古的文章。

泊爵先生

说到“乌台诗案”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两个人：苏轼和王安石。两人同属唐宋八大家，在文学艺术上都是当时的文坛泰斗。可谁想到在文坛上惺惺相惜的两个人，在政治上却处于比较对立的局面。王安石除了文人的头衔之外，头上还有一顶闪闪发光的冠冕，那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连革命领袖列宁都赞誉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而苏轼当时的官职是判官诰院。

元丰二年（1079），苏轼时年四十三岁，他已在杭州做了三年的杭州通判知州又先后在密州、徐州地区任知州。元丰二年，他又被调往湖州任知州。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废兴除敝，因法便民，政绩斐然。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写下了一篇《湖州谢上表》，本意是写一份工作总结，向皇上汇报工作进度，民生状况等诸多事宜。不曾想正是因为这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官样文章，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就被押解离开湖州，关在御史台长达三月之久，甚至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这就是当时轰动整个北宋政坛和文坛的“乌台诗案“。其实这儿的”乌台“就是指的御史台，只因当时的御史台中种有密密麻麻的柏树，很多野乌鸦栖息于枝上，看上去黑压压一片。御史台也被称为“柏台”。而此次事件被定性为文字狱。

而早在熙宁二年（1069年），年轻的宋神宗初登帝位，急于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便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新皇帝即位，那火更是烧得可以燎原了。由于一开始就看到了变法中的内容过于激进（比如说青苗法和保马法），苏轼多次上表陈述厉害无果，自觉难以在朝廷立足，便自请外调杭州。从此开始了他外放官的生涯。而使他身陷囹圄的“乌台诗”案就发生在湖州。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看引起这件事的导火索，这份《湖州谢上表》的内容：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

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前两段的意思大体是感谢皇恩浩荡，将我派到这么好的地方任职，我何德何能能有此殊荣之类的客套话。后面也表明了自己要怎样不负圣恩，要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的忠心。但坏就坏在文中有两句让好事之徒抓到了辫子。“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新进当然指宋神宗起用的新派变法人物，当当时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就此事连连上章弹劾苏轼，说他不支持变法，不接受新思想，就是变相地与皇帝作对。宋神宗恼羞成怒，下令皇甫僎逮捕苏轼于京师入审。

之后，便是漫长的审讯，御史台更是各处搜罗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挖空心思地找出苏轼讥讽变法和对朝政不满的“证据”，其目的便是欲置苏轼于死地。受牵连的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驸马王诜。苏轼一度绝望至极，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但后面事件却出现了转机，因众人为其争相奔走，加上王安石不计前嫌，上书皇帝“圣朝不宜诛名士”，再加上太皇太后弥留之际对宋神宗的训诫，而宋太祖也曾说过：不得杀文人。苏轼才可以捡回一条老命，但却被发配至荒凉的黄州当了个有名无权的团练副使。

可以说被贬黄州之后，苏轼诗词的风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从一个满肚子锦绣文章的文人，悟透了生死，他对人性，对生命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完成了一个才子，到一个哲人最后到北宋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的三连跳。我们不得不说，“乌台诗”案也许毁了一个高官，却实实在在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浅浅阅读

“乌台诗案”是北宋一场罕见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的爆发可以说是北宋政治氛围从和谐到激烈对抗这种变化的突出体现，目的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

“乌台诗案”导火线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强及格。）这句话本来没什么毛病，但你仔细琢磨琢磨就有点味道了：你说你不爱生事，那就是我们这些变法派爱生事喽！我们力主改革叫爱生事，那圣上全力支持变法，不就是说圣上无事生非呗！这是做臣子的该说的话吗！监察御史何正臣最先跳出来，以上的解释权也归其所有。最后还加了一句：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苏轼受到一系列攻击

接着舒亶也加入了队伍，这家伙潜心研究苏轼的文章几个月，终于有了重大“研究成果”。从苏轼《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戏子由》等诗词里面挑错，曲解附会说苏轼讥讽宋神宗。比如，《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明显是在讽刺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在讥讽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公开和朝廷大力推广的农田水利法唱反调。其中，最有分量的一句“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好家伙，你苏轼这是和当今圣上有多大仇恨，非要到九泉之下寻找真龙。随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先后上书数落苏轼的“罪行”请求宋神宗严办苏轼，这下事情闹大了，很快苏轼以诗文攻击朝廷的罪名被传唤进京。

苏轼随即被关押到御史台，由于御史台园种了很多柏树，所以又叫“柏台”，柏树上面又有很多乌鸦栖息，时间一长，御史台也就被称为“乌台”，苏轼的这件事也就叫“乌台诗案”。关押期间，苏轼“承认”了某些诗词中确实有诽谤新政之意，宋神宗知道后大怒，要御史台严查到底，看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员，御史台四处搜查苏轼写给朋友的诗词100多首。苏轼的朋友黄庭坚、王诜、司马光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御史台这帮人上奏宋神宗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

众人求情免死罪

当然，没人搭救是不可能的，朝中的元老、皇亲国戚等都为苏轼求情，只不过真正在“乌台诗案”中对挽救苏轼起到关键作用的，竟然是苏轼的两大政敌，变法派前后两大领袖——王安石、章惇。最终，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免去死罪，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署公文。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经过这次打击他有些心灰意冷，开始远离朝政，写的诗词也不再谈论朝政，转而畅谈人生哲理。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幸事呢？中国历史上从此多了一个大文豪，所以我觉得人生有时候所面对的坎坷，对于当时来说或许让我们很无奈，但说不定正是这一次坎坷让你成就更完美的自己。

雁城流浪僧

【书文小品】详解：“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前言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一生取得文学成就广泛，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均有较高深的造诣。他虽然文场得意，但仕途却非常坎坷。

苏轼44岁时，遇到了他命中最惊险的一劫——“乌台诗案”，此案是由监察御史告发的，在御史台受审，可以说，“乌台诗案”开创了我国文字狱的先河。

一、“乌台诗案”始末

1.因诗被捕

元丰二年（公元1079），苏轼调任湖州三个月后，突然被御史台召见，公差皇甫遵宣读公文，说是免去苏轼太守之职，并传唤进京。

从湖州到汴京有二十多天的路程，苏轼被长途押解，一路示众，正如《孔氏谈苑》中记载：“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八月十八日被送入御史台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审，整个逮捕过程干净利落，程序严密，似乎是早有预谋。御史台逮捕苏轼的理由是：苏轼在诗中对朝廷不满和对皇帝不敬。因为宋代的御史台又叫乌台，所以史称此案为“乌台诗案”。

早在苏轼三月上任湖州太守时，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

他将自己和“新进”相对，用自己不“生事”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在六月时，监察御史里行引用“新进”、“生事”等词语上奏，暗指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诽谤新政，苏轼于是被捕。

御史台指控的罪证是苏轼刻的一部诗集，而把这部诗集呈给朝廷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说句公道话，御史台指控苏轼对朝廷不满，并没有冤枉苏轼。与新党相比，苏轼在政治上的保守限制了他的思维和视野，他常常写诗讥讽朝廷，贬低新法，给了旧党错误的指导风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法的实施。

2.新党构陷

苏轼的政敌都借此机会，抓住苏轼诗中讽刺新法的地方，曲解诗意，污蔑苏轼对神宗皇帝不敬，逼苏轼承认叛逆罪名。

最先向苏轼发难的是御史何正臣，他指控苏轼诽谤新法，神宗皇帝并没有理他。旧党人见苏轼毫发无伤，心中十分不快。恰巧苏轼此时上奏《湖州到任谢上表 》，里面有几句讥讽时政的言辞，旧党人开始了第二次发难。

而最狠毒的是监察御史舒亶，他在弹劾苏轼的奏疏中逐条分析苏轼的诗，据宋朋九万在《东坡乌台诗案》记载舒亶上奏的场景：

经舒亶一解释，似乎苏轼的每一首诗，都是争对新法和神宗皇帝的。而原本就为实施新法苦恼的神宗皇帝，此刻火上浇油，立刻下令御史台立案审查。

3.被逼认罪

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监狱受审时，他的每一个作品都被主审官抓住不放，一审再审，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逼供。44岁的苏东坡支撑不住，他无奈承认了罪名。

然而这样的罪名一旦承认，便只有死路一条，苏东坡也心知自己在劫难逃。他和大儿子苏迈约定，每天送饭都要有菜和肉，如果自己被判死刑，就送一条与过来。

一次，苏迈外出，将送饭的事情交给一位亲戚，可是忘记交代不要送鱼了。这位好心的亲戚刚好送去一条鱼，苏轼一看，心中绝望，他向狱卒借了笔墨，在监牢里写下两首诗，向弟弟交代身后事：

苏轼将诗交给狱卒，狱卒又将诗交给上级，层层上传，终于传到神宗手中，神宗看后很感动。神宗本人并不大相信苏轼对他怀有二心 ,也十分赏识苏轼的才华 ,他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 ，所以对苏轼的案子也一拖再拖。

新党人物见神宗犹豫不定，决定发起最后一击。副宰相王珪面见神宗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之意 。”但遭到神宗的反驳：“轼固有罪 , 然于联不应至是 , 卿何以知之？”

王珪又引用苏轼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 , 岁寒唯有蛰龙知 。”他解释到：龙飞本在天上，苏轼却要到九泉之下去求，这是诅咒皇上。

幸好神宗不糊涂，替苏轼说道：“诗人之词 , 安可如此论 , 彼自咏桧 , 何预联事 。”

新党成员是想尽办法处死苏轼。

4.多人求情

当时为苏轼说情的人也有很多，上至国家的宰相 ,下至黎民百姓 ：苏轼的弟弟苏辙从中周旋，病重的皇太后曹氏也为苏轼求情，她请求神宗放了苏轼。就连罢相隐居山林的王安石，也连夜写信给神宗皇帝求情。

十一月二十九日, 皇帝下诏赦免苏轼，前后持续五个月的“乌台诗案”终于有了结果。但被赦免后的苏轼是戴罪之身，被贬黄州，充团练副使 , 并且不准擅离黄州，无权签署公文 。

除苏轼外，其他旧党苏辙、司马迁等人也受到诛连。

二、“乌台诗案”发生的原因

诗案发生时，正处于王安石变法期间，朝廷大臣围绕赞成新法与否形成新、旧两党，以司马迁、苏轼为中坚力量的是旧党，他们对新政持反对态度，并且多次写诗文讥讽变法。新党成员也对旧党恨之入骨，在政治上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殊死搏斗。

苏轼觉得变法的事情可以从长计议，必须要准备好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如果贸然实施将会戕害百姓，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可是神宗皇帝迫切想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在没有经过试验的提前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弄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

苏轼频频上奏皇帝，想要以一己之力阻止变法实行，后来见势单力薄，就联合朝中贤德之士共同抵抗，同时发挥他在当时的影响力，把自己的不满之情写在诗文里，受人广为传唱，最终引来杀身之祸。

三、“乌台诗案”对苏轼创作的影响

1.从“关心政治”到“寄情山水”

“乌台诗案”前，作为传统儒士出生的苏轼，他的作品多与政治有关，他心怀天下，饱含忧患。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在《教战守策》中，他指出北宋民生祸患的根源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

百姓只知道贪图安乐，没有忧患意识，过分贪图安逸的生活，不懂得吃苦耐劳的精神。

被贬黄州后，苏轼有了淡然处事、出世归隐的想法，因为他深刻地明白早年的壮志已不能实现，黄州恬淡的生活带给他从未有过的安稳和豁达。

山水田园、自然风光成为他后期的主要题材，他常常借自然风光表达内心的失望和唏嘘。

2.从“豪放不羁”到“隽永质朴”

苏轼少年时，心高气傲，张扬不羁，充满豪情壮志，整个人是外放的状态，因此他的诗文也多是豪情满满。他认为诗词应该有作为，又该言之有物。

“乌台诗案”后，他内心怀着被贬后的不平与愤懑，他开始收敛自己放荡不羁的性格，认识到自己与政治格格不入，他变得质朴隽永，面对世事也豁达起来。

如他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写这首词时，苏轼已经被贬黄州两年，在赤壁古战场，他想起古人建功立业，而自己仕途坎坷，心中抑郁。但他也意识到，功名利禄不过是大浪淘沙，精神上的豁达才是自由的最高境界。

后记

“乌台诗案”造成了苏轼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使得他内心郁郁不平，但是，这场文字狱让他在性格、处世原则上更加成熟，同时成就了他创作史上的高峰。

文|清芜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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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文小品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氏父子三人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从来没有一个家族能够同时涌现出这么多、又这般优秀的文学大家。他们的生平、际遇，既是一部起伏不定的人生历程，更是一个时代的精彩缩影。

在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下，苏轼、苏辙两兄弟也在文学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继承了父亲忧国忧民的政治理念，在北宋的官场上赢得了显赫之声名。

当王安石变法开始时，担任端明殿学士兼礼部尚书的苏轼认为改革措施中有不妥之处，因而对此持反对态度，结果被王安石贬到杭州出任通判一职。

然而政治上的迫害并没有就此终结，新党一派的御史们挖空心思地给这位大文学家罗织罪名，为了给他扣上“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的罪妆，他们从苏轼的诗集中选出几条诗句，经过断章取义的歪曲后作为证据递交给执法部门。

例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原本是苏轼说自己没有读通律法书籍，因而无法扶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然而这句经过被御史们曲解，成为讽刺皇帝无能的诽谤之词。

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被曲解为反对朝廷兴修水利工程。

再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一句，被曲解为在讽刺新政的盐政举措。

总之一句话。新党的一些官员就是要想方设法证明苏轼在讥讽皇上和宰相。

不久，苏轼被逮捕入御史台狱。元丰二年（1079）十月二十八日，为表示自己的宽大胸怀，宋神宗免除了他的死刑，将其流放到黄州（今湖北黄冈）。

后来有人把这起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成书，名为《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由于这起文字狱是由御史台的言官发起的，所以被称为“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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