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战国四君子这样的养士现象？春秋战国时期哪来那么多游散的士？
1、道理很简单，周朝的奴隶制破产了，越来越瓦解了，破产的旧奴隶主、士族、公卿失去了依附的制度，没有了着落，成为了散落于社会上的游士。
这里士，有诸侯子弟、侠士、有文士、卿、士大夫等等，为了生存，极力抵抗着以秦朝变法革新而崛起的新兴地主阶级，但这是徒劳的，历史的大车轮虽曲折毕竟前进。所以，即便四君子养了成千上百甚至上万的士，可是仍然溃不成军，搓不拢、形成不了凝聚的具有大的建设性的力量。
甚至可以说，以四君子为代表的所谓的招贤纳士，这种养士的风气下的士可谓是泥沙俱下，滥竽充数，混日子吃饭的一抓一大把，而真正遇到新兴的新锐力量时，立马作鸟兽散了，这也就是，四君子都经历了平时养了那么多士，可是一到真正遇到关键问题时，根本就拿不出几个可以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来。
比如那个平原君赵胜，平时没少养士，可是在遇到秦国攻打问题时，为了联合楚国，需要组成一个游说的说客团，好比现在的外交团队，然而，本想要组成个二十人的团队，结果凑了又凑，才凑够十九人，终还是毛遂自荐，然后才凑够了二十人。“毛遂自荐”这个故事大家应当都不陌生的，一方面体现了毛遂的英勇智慧，其实另一方面恰是说明了平原君平时所养之士非所用的严重缺点。
再比如，春申君黄歇，是被自己所养的士——李园给谋杀掉的，而且是满门抄斩。这充分说明，战国四公子养士非所用的问题。而这也是法家韩非子所批驳的一类人，所养非所用。
这说明，生产关系模式严重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大量的人力、物力被阻碍，综合社会生产力被阻碍，旧的生产关系模式已经不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因此，说明所谓的“战国四君子”其实是破落旧势力的暂且的殊死抵抗、试图挣扎而已，是周朝旧有的即将被淘汰的完全人身依附的奴隶制制度下的宗法礼制在新兴地主阶级攻击下短暂的现象产物。
既然是守旧势力，那为什么后来名声那么大，形成了战国四君子的各种典故效应呢？
2、战国四君子典故及效应的形成——君王封过君子后，再由这几位君子所养的食客们恭维赞美的溢词捧起来的而已。
有人说，战国四君子是后来人给的称谓，是史学上的称谓，经上面分析看，这说法显然是立不住足的。战国四君子，就是当时君子文化下的君子，只不过在战国时期，君子主要限于是贵族阶级的尊称罢了。有那个财力物力权力养得起那么多破落破产的士族们，然后才有君子好客礼贤下士一说。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有酒有肉多兄弟，四公子们贵族身份地位拥有一定的财力物力，被封赐的土地财产越多，收得上来的租税越多然后才能养活的起那么多门客、食客。财力权力身份地位是战国时期赢得君子尊号的必要条件。
可是，这里就有个矛盾，被公子们养的宾客、食客不用劳作、生产、交税，吃喝住都是贵族公子们承包，如此优越的生活状态，必然造就普遍的人争向往之。一如，唐朝时规定，僧人、佛教寺院不用劳作、不用交税，而且还受到国家的补给、保护，律法规定，有谤佛者，断其臂。由此，造成众多出家者，以致于一时天下财产僧占其半。从而引来祸乱。同样，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盛行，长远发展下去的话，必然造就，社会上靠投机取巧，攀炎附势，不劳而获游手好闲的游士激增，这样整体劳动力下降，生产者少，不劳而获依靠诸侯王公食税者多。王公贵族养士越多越需要大量的良田封地，失去土地的庶民则越多，这样必然造成社会更加混乱，总体劳动力生产力下降。
因此，战国四君子格外的招贤纳士，只是那个时期的特殊现象，是因为面临着强大的对手———秦国的崛起，对其造成的巨大威胁压力，王公贵族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广泛的招揽能维护、支持自己的有能力的人士，越是感觉到威胁越是需要众多人的支持，而对那些能力挽狂澜的创造奇迹的卿大夫士族们更是抱着信以为可以决定国家兴盛与否的关键，因而加以依赖。诸侯王族们的精神上和国家抵抗攻击的实力上都格外依赖那些已经沦落为游士的各路人士。而各种破产的贵族更激愤，且为了生存不得以必须要寻求改变。可以说，是诸侯王公与游士门客彼此相互需要相互依赖。但抱守旧制，这一切终究无济于事，只能是暂时的特殊过度现象。
所谓的“战国四君子”或“战国四公子”的称谓，首先是有君王封的，同时理应当是由当时社会环境下四公子所养的士族食客、门客们所恭维称谓起来的。相互吹捧呀，精神上的慰藉、鼓舞。而且，这些破产的旧士族本来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一定技术及能力的人，这些人基本上掌控着当时的话语权、舆论引导。由此“四君子”之称谓也就形成了榜样，形成了效应，有人为他们唱赞歌、诵荣誉名声，于是就雁过留声了。秦国的威胁越大，这些公子及公子所养的士们整体硬实力不行，于是也就会越相互聚拢慰藉彼此的精神力量，于是就形成了较强大的软实力。形成了效应。尼采说，“道德不过是弱者对强者的限制，要求强者分一杯羹。”一定角度表达的有那么一层道理的。
而且，尤其是后来新兴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旧贵族们遗留的“旧声音”此起彼伏也就起来了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历史典故。
战国四君子典故的形成怎样承上启下的影响君子文化的？
3、君子形象、范畴和君子文化的大致历史发展变化
周朝礼崩乐坏后，君子被赋予了更广泛的范畴，不再是严格的阶级烙印下的贵族的尊称了，尤其是孔子打破有教无类后，平民得以有一定的机会受教育了，君子也开始更多具有了是以德行为核心的文化观念了，虽然更多时只是停留在表面。
这个文化观念是以秦朝的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为模糊的分界线。秦国是不断的打破周朝以来的土地制度和用人制度，平民也各得土地，解放了奴隶庶民，使得大量的平民阶层也发挥了才能。而这些有才能的出身卑微的庶民、奴隶虽然在秦朝的建设上有大的贡献，但是，此时在根深蒂固的贵贱阶级礼制道德文化观念下很多时候往往还是使他们还处于舆论上的被动地位。到了汉武帝董仲舒新儒学的兴起，实是新的儒学道德体系在新兴地主阶级制度不断形成稳固后必然随之形成的。此时的君子的称谓完全已经不绝对是王公贵族阶层的称谓了，而也有了更多“人穷志不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堪其忧”等的出身卑微但精神上高贵的君子文化理念因素了。
再到后来，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之交淡如水”等等。君子的形象、文化观念随着社会发展、朝代更迭、社会风气不同而不断变化着，且越来越丰富。但整体上都是封建帝制文化圈内的君子文化形态。因为自秦朝至清朝两千年来基本的帝制没有变，文化不过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因此君子的形象及要求自先秦之后一直也就大同而小异。
周朝时，君子与公子一样都是奴隶制度下的王公贵族子弟的专用版的尊称而已，而先秦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君子文化正在剧烈变动的时期。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隐约可以看出，君子文化的大致形成及历史发展变化。战国四君子上承周朝贵族君子文化形态，下启封建帝制地主阶级的君子文化形态，战国四公子养士是战国时期特殊的现象而已。“君子”最初与周朝王公贵族的“公子”是一样的首先是要有一定阶级身份地位为必要条件的尊称。到了春秋战国，周朝制度不断瓦解，这种首先是世袭身份地位作为衡量标准的君子称谓当然也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也就是战国四君子格外显眼的原因所在，逆势而上，最后的中流砥柱而已。
到了秦朝一统，法家法治短暂盛行一时，进而是汉承秦制，到了汉武帝，以董仲舒新儒学文化体系的提出，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周朝时王公贵族专用的君子称号，也随之发展变化赋予有了新观念，打破了首先是以身份地位来衡量的标准，使得出身低微，只要德行够好，也就符合了是君子风范。这也是对应当时的选才制度的，汉朝察举孝廉制，周朝的完全是分封宗法世袭制。察举孝廉，“孝廉”这样的德行首先是仁人君子的入选标准，这与周朝的完全是宗法血脉世袭的礼制俨然不同了。
閱讀更多 質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