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是明朝中葉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軍事失利，在這次戰役失敗後， 大明最為精銳的三大營幾乎全軍覆沒，以張輔、鄺埜為首的五十餘名隨行出征的文官武將戰死，財物損失更是不計其數，明朝自此喪失了對蒙古的戰略優勢。終明一朝，蒙古與大明的攻守態勢幾乎就此固定。
但除了上述的影響外，最為現實也是最為荒謬的問題是，意氣風發準備御駕親征蒙古的明英宗朱祁鎮，被瓦剌太師也先在戰陣中俘虜。這也是自“靖康之變”後，中原王朝第三位被俘虜的皇帝。而相較於他被俘虜的事件本身，他的迴歸似乎反而成為了一種傳奇。
明英宗劇照
在許多歷史評論文章中，人們習慣於將他的迴歸歸功於時任鴻臚寺序班的楊善，或者是其本人的人格魅力。這種說法看上去更加傳奇和引人入勝，也更具可讀性。
但是，歷史的真相往往不會如人們想象中那般溫暖和柔軟：曾經與明英宗交好的伯顏等人是否有能力影響太師也先暫且不論，整合部族全力攻明並幾乎重現靖康時局的也先，真的是一個會將人情考慮在利害之前的人麼？
我想，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那麼，也先釋放英宗歸明，究竟是出於怎樣的考慮呢？要弄明白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也先入寇大明究竟是為了什麼？
一、“土木之變”發生背後的經濟原因
與一般人的印象不同，土木之變發生之前，明朝與蒙古各部之間關係並不緊張，甚至可以說，由於明蒙朝貢貿易的逐漸成熟，在明朝“薄來厚往”的政策下，蒙古對明朝的態度一直趨於和平。
然而，這種和平的朝貢貿易局面，其形成與明朝常年回賜有關。為了獲得更多的賞賜，蒙古各部違制進貢的事件屢禁不止。
在後來的英宗復辟一事中居主導地位的將領石亨，也曾因此表達過自己的不滿：
“往者瓦刺遣使來朝多不滿五人,今脫脫不花、也先所遣使臣動以千計……”
這種現象帶來的財政壓力，已經使得明朝不堪其擾，對此，明英宗曾經試圖進行改變，他曾傳旨瓦剌太師也先：
“此後可汗及太師所遣使不宜過多,僅可一二百人,庶彼此兩便,若來者過多,只照定數入關,餘住貓兒莊,或欲先回,或候使臣同回,聽其自便”。
正統時期，蒙古與明朝的朝貢貿易，開始因為財政問題發生矛盾。但是，對於此時的蒙古來說，明廷的敕令顯然不如真金白銀有效，甚至可以說，由於明廷竭力禁止違制進貢，
蒙古各部反而想方設法的進一步增加朝貢次數和規模，以期額外收穫。
土木之變
而蒙古與明朝矛盾的激化，爆發於正統十三年，這一年也先再次遣使入貢，卻因為人數不符合規制而被朝廷拒絕按照常例賜賞，其所獲僅為平日的五分之一左右。這一事件使得也先極為不滿，在《正統臨戎錄》中記載了也先對於此事的反應：
“你每為大道理來……我每奏討物件也不肯與,我每去的使臣故買賣的鍋、鞍子等物都不肯著買了。既兩家做了一家,好好的往來,把賞賜也減了,因這等上,我告天,會同脫脫不花王眾頭目每,將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愛馬養活著,我領人馬到邊上著一看”。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獻之所以看上去如同白話，是因為記錄這段文字的，是明代一位名為哈銘的蒙古人，他在英宗被俘期間作為英宗侍從常伴英宗左右，在英宗還朝後被英宗帶往北京，並賜姓“楊”。因此，他的這些記載多半顯得口語化，卻更為真實。
雖然在今天的讀者看來，也先的這段充滿牢騷和委屈的話，聽起來有些滑稽和可笑，但是他“領人馬到邊上著一看”卻絕對是一種炫耀武力、威脅明廷的直接手段。
正是因為朝貢賞賜的減少，瓦剌太師也先，率領四路大軍展開了對明朝的進攻，大同、宣府、遼東、張掖四地告急，在這種情況下，明英宗朱祁鎮才被太監王振蠱惑決定御駕親征，最終釀成了土木之變。
太監王振
從上述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也先進攻明廷，其實並非如後金之侵北宋，蒙古之圍南宋一般，以攻城略地乃至裂土建國為目標，甚至可以說，朝貢失敗導致的財物收益下降，才是也先選擇在邊境耀武的關鍵因素。而這種目的差異，也使得也先本人在得知英宗被俘後的選擇與前代迥然不同。
二、英宗北狩後的待遇
被俘皇帝的待遇如何？提到這一問題，我們首先想起的可能是在靖康之恥中被俘虜的徽欽二帝，在宋人所寫的《竊憤錄》中，被俘虜的徽欽二帝，被金人剝下袍服，只得裸露上半身以“牽羊禮”向金太宗朝拜。在吃穿用度上更是悽慘不已：“日日哭泣不止，衣裙破弊，隨行人及帝皆如鬼形”。亡國之君，下場多半如此。
但是，被也先俘虜的英宗皇帝，卻並未遭受如此的待遇。甚至可以說，在他“北狩”（即被俘）後，也先一直以臣子事君之禮對待他。
這位瓦剌太師擔心英宗不能適應舟車勞頓，便在飲食上苦下功夫，“每二日進羊一隻,七日進牛一隻。五日、七日、十日做宴席一次。逐日進牛乳、馬乳……也先每宰馬、設宴,仙(先)奉上”。而英宗周遭的蒙古族人對待英宗同樣如此，“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上叩頭,隨路進野味”。
按照常理來說，瓦剌為蒙古支系，與大明有滅國之仇，對待敵國之君，即使不肆意侮辱以報世仇，卻又怎會以臣屬之禮待之。
事實上，在英宗於土木被俘時，也先的反應本身就顯得極為耐人尋味，在土木兵敗後，明朝軍隊的建制已經散亂，因此，英宗被俘並非電視劇中那般是在瓦剌首領的注視下發生的。相反，俘虜他的其實是一名並未留名的蒙古士兵。也是因此，也先是在戰後才得知英宗也在被俘眾人之中，“甲子,也先聞車駕來,'驚愕未信,及見,致禮甚恭 ”。
明英宗劇照
從這點來看，此時的也先乃至瓦剌各部首領，已經失去了往日北元意圖恢復其疆域的野望，相反，他們更加在乎和注重的，是明蒙朝貢貿易之下所帶來的利益和物資享受，這也是為什麼在英宗被俘虜之後，反而會成為其“座上之賓”的關鍵。
三、左右為難的也先
事實上，對於此時的也先來說，英宗的出現既出乎其意料，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新的機會，他一方面試圖通過英宗來進一步要挾明朝，另一方面，他也開始嘗試利用他來扣關掠奪明朝邊境。
不過，在隨後的遭遇中，這種想法卻被證實為只是也先得一個妄念。朱祁鎮這位有史以來最為尊貴的俘虜，不僅沒有給瓦剌帶來實際的收益，甚至還造成了明朝與瓦剌之間更為嚴重的對立與隔閡。這種窘境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英宗扣關而邊將閉城不出
明朝神機營士兵
在土木之變發生後不久，也先就曾經假借英宗之名，要求宣府守將楊洪、紀廣等人開門相迎，但是與也先料想中不同，此時的明朝，雖然後來的景泰帝尚未繼位，卻開始以郕王身份輔國，並命令各地邊塞“或復有文書與人來到,不問真偽,一切拒之,毋墮奸計”。
因此，無論是宣府，還是後面的大同軍鎮，都未如也先所願開門。《明史紀事本末》中記載
“也先擁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可見，也先試圖利用英宗名義輕易入寇的想法，很快就宣告失敗。
而之後事態發展，就更加出乎也先的意料，正統十四年九月底，也先再次挾持英宗南下至大同，與之前直接要求邊將開關投降不同，此時的也先詭稱“奉皇帝還”，按常理來論，此時的明軍守將似乎應為此事而感到糾結，畢竟到得此時，明廷其實已然知曉英宗尚在，若繼續阻攔，似乎有違君臣之義。
不過，與兩月前不同，此時的明朝，已經由郕王繼承大統，因此，大同守將郭登只言“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自此，也先利用英宗扣關的企圖，就再無實行的可能。
（二）北京之戰帶來的內部危機
在挾英宗扣關失敗之後，也先曾經試圖趁明朝政局不穩攻擊北京城。在瓦剌兵鋒的威懾下，
明朝內部雖然曾經因戰和與棄守搖擺不定，但是在兵部尚書于謙等人的堅持下，明廷最終定下以北京作為最後城防抵禦瓦剌的戰略部署。在紫荊關失守後，于謙“遣諸將帥兵二十二萬陳於京城九門”，並許下“報功升賞不吝”的承諾激勵士氣，最終在北京城下重創也先部隊。在這次保衛戰中，瓦刺騎兵損失極為慘烈，“合人馬計有九萬戰死及役死已不下萬餘”，而也先胞弟孛羅、平章卯那孩的戰死，更是動搖了他最為倚重的心腹力量，在這種狀況下，他不得不由良鄉再次出關遁逃。
這一次戰役，也先損兵折將，而原本跟隨其在土木堡戰勝明軍的脫脫不花等首領，反而踟躕不前，絲毫沒有與之一同奮戰的想法。脫脫不花等首領的選擇進一步惡化了也先的處境，他希望依靠英宗為質，挾制明廷的種種做法均宣告失敗。
（三）明蒙朝貢貿易的再次斷絕
而更讓也先等人沮喪不已的，除了扣關奪城的失敗以外，還有明蒙朝貢的禁絕。是的，在土木之變發生之後，也先仍然沒有放棄與明朝朝貢的可能，甚至可以說，由於其擁有英宗作為人質，這位瓦剌首領還試圖以之要挾明朝，增加明蒙朝貢次數。
然而，這樣的企圖依舊落空。土木之變中，明朝三大營覆滅殆盡，但是明朝朝廷卻也因此定下了對蒙古更為明確的外交政策。面對蒙古來使，明朝以近乎於蠻橫的態度一殺了之，有些使臣甚至還來不及行至京師就被邊廷武臣所殺。
“後十一月十一日,遇聖節。有也先親來與爺爺上壽,進黃蟒龍貂鼠皮襖,殺馬做筵席,計議差人討使臣。……後差使臣計安、蘇斌等赴京奏討使臣。到宣府地方,盡行殺了……後又差使臣張能等來京取討使臣,不回”(《正統臨戎錄》)。
這種強硬的對蒙政策，其實事出有因。對於明廷來說，英宗北狩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尷尬問題，雖然在其北狩之後不久，明朝就選擇擁立朱祁鈺繼位，並遙奉朱祁鎮為太上皇，但是其身份的敏感性很容易再次引發朝廷爭端，而
此時剛剛穩固下來的朝堂，無疑已經不允許再一次動盪的出現。這種百廢待興的局面下，對於瓦剌的種種要求，明廷只有不聞不問才是最好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態度並非事態全貌，在明蒙關係最為惡化的時刻，明朝依舊零星的派遣使臣出使瓦剌，季鐸、嶽謙、李實、乃至後來迎會英宗的楊善皆是這一時期明蒙之間最重要的聯絡人員。然而出於上述考慮，這些人並不代表大明朝廷與蒙古和談，就連楊善本人的出使也是其主動請纓、自出家財而為之的。
紫荊關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使臣自然無法為也先等人帶來他們所希求的贖金或者物資。這種局面的形成，使得英宗俘虜地位變得更加雞肋起來，對於瓦剌來說，這位明朝“太上皇”，既不能為他們帶來物資補給乃至種種必需的補給，同時也成為了明蒙之間無法和談的關鍵。
四、結語
對於瓦剌來說，土木之變後英宗被俘是一件意外。然而在英宗被俘期間，他雖然試圖利用英宗為其牟利，但是從後續的事態發展來看，無論是軍事上還是經濟上，被俘虜的英宗都難以為其帶來更大的利益。
因此，在北京之戰中屢屢受挫的也先太師，開始逐漸審視英宗去留的利弊。有人認為，這一時期的蒙古，已經不是十三世紀初期那個馳騁草原的蒙古帝國，對於此時的蒙古各部來說，他們最大的利益，來源於與中原王朝的貿易而非戰爭，這種心態甚至可以從一些史料中窺見一二，當也先決意送還英宗之時，其部下族人也表現出了巨大的喜悅之情：
“彼處虜人舉皆喜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等飲之,鹹願和好。蓋用人馬多病死”。
可見，此時的瓦剌部乃至蒙古諸部，都已經明白，因為英宗的存在，明朝難以與蒙古以和平態勢保持交流，相反，送還英宗既可以釋放善意，同時也能緩解因土木之變造成的明蒙絕貢。
相比之下，一些文章中對於英宗人格魅力和使臣楊善辯才的種種推崇，反而只能是整個事態發展的細枝末節。歷史，在大多數時候其實本無傳奇可言。
參考文獻：
1、《正統臨戎錄》
2、《明實錄》
3、《明史》
4、《從明英宗被俘至歸京看也先》
5、《永樂至宣德的政策失誤與“土木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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