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构建中医的科学体系
中医学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建立起符合中医辨证、诊断和治疗的标准化数据。标准化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的重要指数。在中医的临床中，无论是对病证的确定，还是舌诊、脉诊的诊断方法，以及对选方、用药、剂量等方面使用法则评定标准等，都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规范的地方。例如对于瘀血证的标准化认定，虽然从舌质的瘀斑、脉涩等看都是瘀血的标准化诊断依据，但对于如何正确的选用化瘀的药物，却缺少明确的使用标准。瘀血的治法可分为行瘀、破瘀、化瘀、通瘀，以及行气化瘀、养血化瘀、理气化瘀、软坚破瘀等多种形式。应如何根据各种不同的瘀血证，正确地进行选方用药，如何判断它们的异同点，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每次最合宜的药味是几味，最合适的使用的剂量是多少等，都没有给临床医生提供规范的法则，完全靠医生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这其中就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由于没有建立起一个规范的标准化体系，所以无论是年轻的医生还是老中医，每次治疗都是探索的过程。老中医的临床经验较多，准确率自然会高，但也很难保证不出现诊断和治疗的偏差，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医尚未逾越的理论障碍。由于没有标准化数据，会使真实的事物被曲解为虚假，会使本来科学的理论被曲解为伪科学，而中医根本拿不出疗效和中医治疗之间有什么联系。正如张功耀先生提出的中医治疗的病大多是因疾病“自愈”的说法，中医界人士在“反击”时大多是讲述中华文化，说明中国文化和中医的渊源关系，提出了只要敢于告别中医，就是要告别中国五千的文化，却回避讨论中医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真实的文化是中医的科学基础
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在思维逻辑上最大的毛病是不能在数目字上控制和管理。真实情况确实如此。中国古代从朝廷到文人，从社会科学的问题到自然科学的问题，从政治问题到经济问题，其起点都不是数字依据。中国文化长久以来都对数字采取一种艺术化的虚拟象征，如一、二里，三、四家，五、六处，七、八个，千万朵，等等。而中医是不能采用这种含糊的数字的，中医需要有辨证的灵活性，同时也需要诊断的准确性和明确的治疗目的，这是中医学科理论科学的基础。标准化具体地说是数据的完善，是通过对数据推演和变化的把握，找到标准化与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到疾病在某个阶段、某个时间、空间的时间中内在的标准化基础和规律，从而形成对中医学理论量化管理的基础。
科学文化的灵魂是真实，而为了真实有些大师和精英要为此付出毕生的努力和代价。所以，文化并不仅仅是知识，而是真性情下的勇气、思考和面对。在张仲景的著作中，敢于直接批判当时的媚俗文人，揭露当时的谄媚文化，在当时也是要有一定的勇气和胆识的。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看到的是精心的治学、认真的求证的科学态度，其中证、方、法、药的完备，选药的精到，用量的准确，适证的规范，这才使《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理论经典，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主要参考书籍。
据位于东京地区的大正制药、钟纺和津村三个中成药的制药厂的初步统计，目前按照《伤寒论》原方、原量配制的中成药多达40多种，包括了麻黄汤、葛根汤、小青龙汤、桂枝茯苓丸、麻杏薏甘汤、半夏泻心汤、猪苓汤、芍药甘草汤、黄连解毒汤、桂枝加芍药汤、吴茱萸汤、五苓散、苓桂术甘汤、大柴胡汤、三黄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等。根据钟纺制药厂在网上公布的信息，2005年中成药的销售额为24亿5百万日圆，折合人民币约1亿1千5百万。这个销售额，对于有1亿2千万人口的日本，对于有1千2百万人口的东京地区来说，是相当客观的了。这说明张仲景当时辨证、配方、剂量是准确的、规范的和科学的，这是中医文化在日本的医疗体系中得到重视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医在日本得到尊重的前提。与此同时，这也说明了数据完善、理法方药准确的内容是中医理论的科学基础，并非那些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人所谓的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悴其内的虚假学术成就。
因此，准确、真实的数据是中医科学性的生命线，在真实规范下，虚假和伪辩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但遗憾的是，中医界却在无意识中远离了真实的文化精髓，把可以具像的内容虚拟化了。而虚拟化虽然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但对于中医来说，没有把握住张仲景的科学思路继续研究下去，而是流于肤浅，这也许是中医界缺乏文化意识的内在表现。
（二）建立诊断和治疗的标准化的理论体系
笔者认为古代的中医其实是有标准化雏形的，因为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论述，其中“和于术数”就是标准化数据的含义。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就将“和于术数”进一步具体化，这一点对中医学科学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依然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实践中，仍具有显著的疗效，在日本依然有相当高的人气指数，与《伤寒杂病论》的方证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有直接关系的。下面，将《伤寒杂病论》中的主要数据列举如下：
1、病程的数据。 在160条有：“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久而成痿。”在316条有：“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真武汤主之。”第 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其中的二三日、四五日、七日以上、八九日等都是病程的标准化数据的概括，虽然这些数字是约数，但有这个约数就是对医生辨证的约束，说明在东汉时期张仲景就建立了从病程诊断伤寒类病证的标准。
2、病证的数据。如桂枝汤证是：“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瑟瑟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大承气汤主证是：“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
3、药味组成和剂量的数据。如桂枝汤：桂枝3两、芍药3两、炙甘草2两、生姜（切）3两、大枣12枚 擘（3枚）。
4、煎煮、加工的数据。如桂枝汤的生姜（切）、大枣12枚、擘（3枚），有煎煮法标准数据和服用法的数据：“……上五味，㕮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絷絷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三剂。”
5、禁忌的数据。如桂枝汤的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这些数据奠定了《伤寒杂病论》在中医临床医学中的学术地位，也奠定了中医临床治疗学在世界医学科学的地位；同时，也说明了标准化数据的建立，对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还说明中医不只是阴阳、五行等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标准化数据的可涵盖病证、病程、药味的配伍、加工等标准化数据的临床医学科学。从目前一些中医临床治疗有效的病例来看，标准化是疗效的基础。前不久，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个关于中医出路的专题系列节目中，报道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邓铁涛（注2）先生治疗SARS的事迹，很受启发。当时，邓老研究生的爱人因为是医院的护士传染了SARS，使用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病情加重，已下了病危通知。该研究生求助于邓老。邓老使用了仙方活命饮（注3），并提出了必须先停止西药的治疗只服用中药。在西医治疗明显无效的情况下，该研究生和院方便同意了邓老的治疗方案，结果是这个护士在接受了邓老的治疗后痊愈出院。此后，邓老的治疗方案被广州地区广泛地应用于SARS的治疗，控制了广州SARS流行势头，使广州成为治疗SARS中治愈率最高、后遗症最少、死亡率最低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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