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七中往事‖老家许昌
文‖梁耀国
1978年秋，已考上舞阳县城关高中初一重点班的我正在上音乐课，班主任张森林老师（也是父亲高中时的英语老师）疾步走进教室，指名道姓喊我出去。
因为五音不全，音乐课上我经常滥竽充数假唱，说白了，就是跟着同学们的调子光张嘴不出声。那一刻，还以为我的这个小伎俩被张老师发现了，小白脸腾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子。等出了教室，看见父亲在外面站着，这才释然。
为了不影响上课，张老师把我们父子俩领到西山墙的梧桐树下。通过他们之间的交谈我才知道，父亲是专门来给我开转学证明、打算接我去许昌上学的。
课间操的时候，父亲去帮我办理退饭票、菜票手续。我呢，回教室收拾书包，回寝室收拾铺盖卷。我的铺盖很简单，只有一领蒲席，一床布单子，底下铺的草苫子则是学校配的。
转学手续办得十分顺利，次日我就被父亲接到了许昌，入了教师子弟班，俗称小班。父亲就职的七中，全称为许昌市第七中学。
听父亲说，恢复高考头一年，七中就考上十几位大学生，其中北大一位。这一成绩的取得，让老师们都看到了一丝希望。
当时，七中一半男老师都是“一头沉”。所谓的“一头沉”，就是自己在外地工作，吃的是商品粮，老婆孩子都是农村户口，在农村老家靠种地为生。
作为一介老师，仅凭自己的能耐，想把老婆孩子转为城市户口堪比登天难。如今有了考学机会，何不利用起来，让孩子来个鲤鱼跳龙门，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众老师振臂一呼吁，学校立马同意开办教师子弟班，整合学校教育资源，尽最大的努力，力争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龙成凤。
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有福之人，赶上了好时候，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有机会进城上学。
临时拼凑起来的这个教师子弟班，共有学生二十三位，班主任是张德义老师，教我们地理。同学张长茂他爸教我们语文，吴琳老师教我们数学，宋俊老师教我们英语。宋老师那时十八九岁，扎了个齐腰的大辫子，像个大姐姐，除了正常的教学外，还教我们学唱英语歌，玩各种有趣的游戏。
我们这个小班，好像是七中建校以来招收的第一个初一班。
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免受其他年级学生的影响，学校特意将教职工餐厅改作我们的教室。进出这个地处校园一隅、独立的小院，必须走东南角的月亮门。
院子中间是菜地，一畦畦，品种有大葱、辣椒、韭菜、荆芥、玉英菜等，周围则是密不透风的梅豆角架。那景象，很像老家的菜园子。
我们一帮男生，活动量大，饿得也快。第三节一下课，就忙不迭地敲教室后面的木板。
伙房有两位师傅，一位姓李，一位姓胡。他们都是好脾气，不管多忙，只要听见响声，准会打开木板，问我们想吃啥，有时候是包子，有时候是蒸馍，有时候两者都有。
俗话说：一只猪娃不吃糠，两只猪娃吃着香。我们其实和猪娃差不多，一看别人吃就眼气，就嘴馋，就想吃。如果蒸的是包子，男生准会一人一个；如果是热蒸馍，再来一盘辣椒熟酱豆，蘸着吃，也美得很。当然了，我们都不是白吃的，账都记在了各自家长的户头上，月底一块结账。
李师傅、胡师傅有俩拿手菜，一是醋溜豆芽，一是炒梅豆角。豆芽吃着脆爽，梅豆角吃着清香，那味道，至今难以忘怀，想想都会流口水。
为找回味蕾的记忆，后来我照着网上介绍的做法，试做了好多回，不是脆劲儿不足，就是香味儿不够，屡试屡败，只好举手投降了。由此看来，大厨可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男生里面，只有陈洪涛、申本科和我三个是乡里孩儿，故有同学戏称我们是吃红薯干子长大的，张口闭口都是浓郁的红薯味，都是老土话。
我最最要命的缺点，就是说话带把、带脏字，譬如算鸟吧之类。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同学听罢很生气，把这事给吴琳老师说了。
吴老师一听这还得了，把我叫到教室外，斥责我准是读过骂人书，上过骂人学。那一刻，我羞愧得光想把头藏进裤裆里。
其实在我们乡下，说话带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一入文明的城市，就被贴上了素质低下的标签。
我也有羞耻心，打被吴老师训诫之后，原本还算伶牙俐齿的我，突然间变得不愿多说了，生怕一不小心顺嘴带出脏字。
我来之前，父亲没有开火，一直在伙上（教职工餐厅的简称）吃；我来之后，仍然没有开火，我们爷儿俩还是在伙上吃。
在伙上吃的好处，一是省事，二是花样多，三是可以吃上应时饭。打个比方，拿午饭来说，炸酱面、三丁捞面、米饭，见天不重样。晌午一放学，饭吃几两打几两。吃罢饭，自己的碗一刷，碗柜里一放，就可以回宿舍休息了。
父亲的单身宿舍正对着我们的教室，抬腿就到了。宿舍中间垒了堵墙，外边办公，里边住人。
学校分的是单人床，我一来，父亲想办法找来一块尺把宽的桐木板，靠墙架着，有效地增加了床的宽度，爷儿俩睡上去不再那么拥挤。
我们不穿的衣服，父亲将其叠好后，整整齐齐地码放进床头的板箱里。屋子虽小，却收拾的干净整洁。
谈及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算是中游水平。
等进城的新鲜劲过去，比较感性的我开始想家，想年迈的姥爷姥姥，想为家操碎了心的母亲，想三个活泼可爱的小妹子，以及想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乡野生活。
有时躺在床上睡不着，我就瞎胡想，若不来许昌上学，在家养几十只长毛兔，天天下地薅薅草，喂喂它们，多自由呀！一月剪一次毛，一斤兔毛好几块，既玩了又来钱，多好的事，干嘛大老远跑这儿上学。
想法归想法，自己毕竟还是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孩子，最终还得听从大人的安排，读书，考学，将来农转非（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的简称），吃上商品粮。
转眼过去了一年。这年暑假过后，父亲将大妹子也接到许昌。开学，我上初二，大妹子上初一。
新学期开学，学校一下子扩招到6个初二班，我们教师子弟班整体并入83（5）班，班主任是胡书言老师，他曾经荣获“全国模范班主任”。
胡老师教历史，他给我们上课从来不带课本，不带教案，只带两根粉笔。课堂上，他边讲边写边比划，眉飞色舞，动作夸张，使得原本沉闷的历史课变得生动有趣，不知不觉，一堂课就结束了。
历史课作为副课，一个班一周只安排两节。胡老师教我们83届6个班的历史课，总共算下来也就十二节。
没课时，他就坐在教室后排跟我们一起上课，发现谁打瞌睡了，悄没声地走到跟前，拿粉笔头砸你。睡觉的同学睁眼一看，班主任在跟前站着，瞌睡虫立刻跑到了爪哇国，睡意顿无。
多数班主任把学习成绩放在首位，胡老师则不然，他最看重的是集体荣誉。
他不厌其烦给我们讲，德智体全面发展了，学习成绩自然而然就会上去。一个人，德不行，学习怪好，也是歪才。一个人，体不好，学习怪好，也是病才。德智体都好了，才是全才。
出于这种理念，我们班的集体活动要比其他班多得多。
早读之前，我们要排着队伍围着操场跑两圈才进教室。下午课外活动，按校运动会比赛项目，一项一项测验我们的体育成绩。
春秋季运动会开始前，哪个同学参加哪个项目，胡老师早已了然于心。
运动会上，运动员拼搏，其他同学呐喊。一百米，我们班冠军；二百米，我们班还是冠军……初二年级百分之九十比赛项目的冠军被我们班获得。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胡老师的良苦用心。
在潜移默化中，在浓郁的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里，我们班的学习成绩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每次公布成绩，前五十名我们班占绝大多数。
在十多位任课老师中，我对语文老师吴新岭的印象最为深刻。
吴老师瘦高个，仪表不太讲究，看到他，就会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是83（6）班的班主任，也兼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
每次给我们班上课，他都会搬着他吱呀乱响的破藤椅，往讲台上一坐，裤腿捋到膝盖处，翘着二郎腿，大幅度地晃着讲着。讲到要紧的地方，突然站起身，走到黑板前，唰唰唰，龙飞凤舞写下几个粉笔字，以此引申开去，侃侃而谈。
在诸老师的精心调教下，我勉强扒住河沿，考上母校高中部。
说来也巧，我们这届学生不知是倒霉，还是幸运，之前初中都是两年制，轮到我们这届改成了三年制。
等我们考上高中，高中也从两年制改成了三年制。换言之，我们这届学生，初高中比我们的上一届整整多上了两年。
考上高中后，姥爷将家里养的大肥猪卖了，拿出120块钱，托二舅给我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说真的，我戴的表比父亲的电子表都好。一段时间，感觉自己烧包着呢，走在校园里，恨不得把袖子撸到胳肢窝，让同学知道我也戴上表了。
虚荣心一度让我飘飘然。
开学不久，买表的喜悦荡然无存，其原因是数学我听不懂，物理我听不会，英语单词我记不住。一句话，我越学越吃力，明显撵不上趟。越不会，越灰心，渐渐地产生了厌学情绪。
那时候，我最喜欢上地理课。教我们地理的是学校副校长马鸿章老师。
马老师烟瘾特别大，只要下课铃一响，立马打住，疾步走出教室，划着火柴点着烟，深吸一口，就能吸掉半截烟。拿马老师的话说，即便七级大风，他照样能用安阳出的黑头火柴点着烟卷。
上高一这年，农村开始分地，我家七口人，一共分了十多亩。当时，古稀之年的姥爷姥姥农活已经干不动，家里家外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天天累得说话的劲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小妹子也陆续被父亲接到了许昌。
一个大人，领着四个不懂事的孩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首先，他要解决我们吃的问题。临来许昌，父亲驾辕，母亲拉梢，拉着装满麦子的架子车到县城汽车站，死拉活拽装到票车（现在称公共汽车）顶上，随人运到许昌后，卸下存入东关面粉厂，随时吃随时取面粉。七八百斤麦子，吃一年不成问题。
吃的问题解决了，接着是住的问题。父亲在征求英语组诸老师的同意后，在办公室铺了一张大床，让妹子们同挤一处。
其实，最现实也是最棘手的，还是钱紧的问题。仅凭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供应四个孩子上学，常常捉襟见肘。为补贴家用，父亲联系了电大、夜大，甚至是许昌县二高的课，利用晚上或周末的时间给人家上课。每每看到父亲疲惫的神态，我们兄妹几个既心疼，又帮不上任何忙。
自妹子接来后，父亲开始立火做饭。一日三餐，做几个人的饭，真让没做过饭的父亲做了不少难。以早饭为例，馒头是从伙上买的，稀饭要自己熬，菜要自己炒。为此，天不明父亲就起床，开火做饭，伺候我们吃，送走我们，脚下像踩着风火轮，夹起教案一路小跑往教室赶。
很多年以后，父亲陪母亲散步，常常把母亲落下一大截。母亲满肚子怨言给我们诉苦时，我们兄妹都会打圆场说父亲这个习惯，都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我虽说是家里的老大，头却没带好。衣，我不洗；碗，我不刷；地，我不拖。所有的家务活，全扔给了身小力弱的大妹子。
我们院十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管。每到周末，大妹子早早端着一大铁盆脏衣服过去洗，害怕洗不净，就在搓板上反复搓，早晚洗鲜亮才拧出来晾晒。衣服全部洗完，差不多需要半天时间。她的手磨出了血，却从未在父亲跟前抱过屈叫过累。
这期间，父亲在临近护城河的空地上开了块菜地，撒了青菜，栽了韭菜，种了食香，来不及买菜时，进去掐一把放入清汤面条里，变下颜色，起码能够增加食欲。
之后，父亲又买了十多只鸡娃，从河里捞些蒙蒙虫，拌以麸子，鸡娃们特别爱吃。半年之后，小鸡长成了大鸡，开始下蛋，曾经出现过一只鸡一周七天，每天下两个蛋的惊人记录。
我们是高二下半学期分的文理班，我理科成绩不好，只好选择学文科。我原在84（1），分班后转到了84（4），班主任叫信世效，教我们语文。
此时，父亲已调至刚成立的许昌教育学院，不过还担着我们文科班的英语课。
许昌好几年的英语高考预选题，都是父亲出的，而且年年抽去改高考卷子，以此说明父亲是个非常优秀的英语老师。令父亲遗憾的是，他教好了人家，却没教好我这个赖渣皮儿子。
父亲调离七中后，我们随之搬到了教育学院家属楼上，两室一厨一卫。我住一室，仨妹子住一室，父亲则住进了他的办公室。
从六一路教育学院到七中，大概两公里远，我和大妹子去上学都是步行，起初觉得很远很耐走，习惯后，和同学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不觉间就到了地方。
我爱踢足球，课余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不少球友光知道我的外号梁妖怪，却不知道我的大名梁耀国。
正因为太贪玩、太不用功，我高考预选都没预选上，痛失了参加高考的机会，也辜负了家人对我的期望，我的七中六年学习时光就此打住。现在想来，六年时光白费，只能怨自己不争气，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的。
【作者简介】梁耀国，现就职于许昌市房产交易租赁管理处，河南省杂文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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