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後的日本，一場為了“日本民族的再興”進行人工絕育手術的計劃，在政府的強力推動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十年間1.6萬人的命運被悄然改變。受害者之一的飯冢淳子追尋了五十年，真相終於慢慢浮現了出來。
Waseda Chronicle 位於日本東京的非營利性獨立新聞非政府組織，成立於2017年。
原系列發表於 Waseda Chronicle，端授權編譯；編譯 魏晨
2018年5月，律師團和支持者們手持標語遊行到東京地方裁判所，要求被強制絕育的受害者得到賠償。攝：Toshifu
編者按：全球生育率在顯著下降——2018年底，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發佈報告指出。這一趨勢並不令人意外。香港、臺灣生育率已是全球倒數，大陸則徘徊在“低生育率陷阱”旁。生育亦受到經濟、社會、文化、家庭等因素影響。端希望將一束光照在孕育生命的個體身上，講述他們被時代和政策所裹挾的生育故事。系列將不定期更新，也歡迎你分享自己的故事。今天是第一篇，講述在二戰結束後的日本，一位叫淳子的女性如何失去了生育權。
本文系端與日本專注於調查報導的獨立新聞NGO Waseda Chronicle 的合作。我們將 Waseda Chronicle 的系列調查報導，整編為一篇文章，翻譯並刊出，以帶給端讀者不一樣的視野來了解不同時空下的生育故事。
1963年，56年前的飯冢淳子是16歲，在日本宮城縣縣治，也是今日日本東北地方最大的城市仙台市內一家育有三個孩子的家庭做傭人，她從貧窮的鄉下老家來這裡已經兩年了，女主人對她相當苛刻。女主人帶著孩子穿著時髦的洋裝去參加神社的新年參拜，孩子們在神社附近的小店買東西的時候，穿粗布褲子的她只被允許站著看，“因為你是下人！”，女主人總是讓她別忘了她的身份。
可是那一天，女主人讓她跟著出門，她穿上僅有的一條碎花連衣裙和一雙紅色膠鞋。一路無語，女主人帶她來到“診療所”，三年未見的父親也在，父親也並沒有話。她疑惑自己既沒有咳嗽也沒有發燒，為什麼被帶來醫院…… 等她在醫院的病床上醒過來時，女主人已不知去了何處，父親依然沒有說話，帶她回了鄉下老家。
在那之後的好幾個夜晚，她都被莫名其妙的腹痛驚醒。她確信這種強烈的疼痛就來自那次莫名其妙的診療。偶然，她偷聽到父母悄聲對話：“淳子做了再也生不出孩子的手術……”，這才知道在自己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1948年，日本戰敗後的第三年，《優生保護法》成立。該法制定實施的目的是“防止不良子孫的出生”（同法第1條），方法就是進行人工的絕育手術，當時被美化成“優生手術”。在二戰戰敗的日本，政治家以“日本民族的再興”為目標，提案並實施該法律。實施對象為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薄弱”、“躁鬱症”、“癲癇”、“血友病”等被認為具有遺傳性的疾病和殘疾的人士。而實際上在國家的動員之下，手術的對象甚至擴大到了原本並沒有疾病和殘疾的人。
男性的絕育手術為切斷連接精巢和精囊的輸精管，女性則用線扎住輸卵管，使卵子不能通過。手術不需要經過本人同意，只要經過都道府縣（編者注：均為日本的一級行政區）設置的優生保護審查會的決議即可實施。醫師發現患有遺傳性疾病的患者時，有義務向審查會進行申請（同法第4條）。此外，1949年10月24日發佈的厚生省（編者注：厚生省，設置於1938年的日本中央省廳，統管健康、醫療、生育、社會保障等，後於2001年和勞動省統合為現在的厚生勞動省）公眾衛生局的通知中提及“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允許使用限制人身自由、實施麻醉以及欺騙等手段。”
1996年，該法律被廢除，新的《母體保護法》實施之後，絕育手術不再合法。可是，在那之前的50年間，被迫接受絕育手術的人，男女合計超過1萬6500人，其中就有像飯冢淳子這樣，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被絕育的人。
一名被強制絕育的受害者在閱讀報紙裡一則相關的報導。攝：Toshifumi Kitamura/AFP/Getty Images
56年過去，現在淳子已經年過七十，獨自一人住在老舊的公營住宅區，過著清寒的生活。2年前因為乳腺癌做化療，頭髮幾近掉光，她感嘆自己的生命恐怕所剩不多。至今，她依然對16歲時不知情下被實施了絕育手術的往事無法釋懷，“我就想知道為什麼我要遭受如此對待？不知道原因的話我死不瞑目。”她吃力地搬出一個紙箱，裡面都是這些年她獨自收集調查的資料——被請求公開的行政資料、相關消息的剪報、行政交涉記錄、傳真和信件…… 在她不斷奔走尋求真相的過程中，她發現自己被絕育的命運，早在年少時已有徵兆，只是自己一直不知情。
做絕育手術，他們沒有問過我的意見
飯冢淳子出生在日本東北宮城縣一個貧困村落中的一個貧困家庭裡，領著生活保護（譯者注：最低生活保障金），父親體弱多病，大多數時候是依靠母親一個人種田和去集市上叫賣從山上採來的蕨菜勉強度日。她是長女，底下還有三個弟弟和三個妹妹。由於家庭貧困，母親甚至試圖揹著年幼的孩子跳河自殺。因為要幫母親分擔家庭重擔，她經常請假缺課，以致於落下很多功課，“一旦缺課，學業就跟不上了。”淳子中學的班主任老師後來在1996年證實：淳子落下很多功課成績很差，但是並沒有智力發育遲緩的問題。
可是，1960年的一天，她被告知要被送到“小松島學園”——一所專門收容“精神薄弱兒”的學校。（譯者注：精神薄弱兒指智力障礙兒童，現在日本稱之為智能障礙者，“精神薄弱”乃當時所使用的詞彙，現在被認為有歧視意味。為了重現當時的時代氛圍，在此使用原始詞彙。）
55歲時，淳子終於查閱到當時宮城縣石卷福祉事務所的職員所留下關於她的調查記錄。
1959年9月15日，地區民生委員來諮詢關於淳子的情況。民生委員在諮詢中說“淳子和嬸嬸兩個人偷別人田裡的西瓜和紅薯”，“從淳子所在中學的校長那裡瞭解到，淳子很粗魯，班裡同學都不理她，教職員工無能為力”，“淳子她爸說了，她媽媽對她教育不好，所以給周圍人添了麻煩，家裡要是正常教育不會那樣”。
“全是瞎話！”淳子異常憤怒。她不僅沒有偷過任何東西，在班上也沒有被孤立。“自家地裡就有的是西瓜和紅薯，在學校明明有四個感情很好的朋友”淳子憤怒並且疑惑，當時的民生委員就住在她家旁邊，不會不知道她的真實情況，為何要編造如此謊言？民生委員如今已經離世，她的親人向記者提起，當年很多人因為太窮而來找民生委員商量對策，其中就有淳子的父親。“她是那種看到有困難的人就要盡力幫忙的人，是位值得尊敬的老太太。”民生委員的親人回憶道。
宮城縣石卷福祉事務所製作的關於飯冢淳子的文件。圖：Waseda Chronicle
淳子並沒有關於這位留下記錄的福祉事務所職員的記憶，她看到調查記錄裡僅有一行這位職員在家訪時對她的描述：“比她媽媽看著乾淨點兒，體型偏瘦但看著挺健康”。記錄上並沒有和淳子的對話，“他們並沒有問過我的意見。”
兩個月後，一份“有關兒童的臨時保護”文件被遞交到宮城縣中央兒童相談所——“由於左記兒童出於家庭指導困難狀態，請儘快斟酌決定”。這裡的左記兒童指的正是飯冢淳子。五個月後，1960年4月，淳子離開父母，被送進了仙台市內的小松島學園。那是小松島學園開始接收“精神薄弱兒”的第一年，淳子是該學園第一批學員之一。
1957年2月12日，宮城縣內的200名教育福祉工作者來仙台市參加了精神薄弱兒福祉協會的設立總會。協會會長由東北電力社長內崎贇五郎擔任，副會長則是肢體不自由兒協會會長巖本正樹、地域婦人團體聯絡協議會會長薄田清、宮城縣教職員組合委員長佐藤惣治擔任。參與福祉協會建設的顧問來自政府、商業、教育、媒體等社會各界。
代表該協會創立意圖的《宮城縣精神薄弱兒福祉協會設立宗旨書——讓智能遲緩的孩子幸福的構想》，明確記載著該協會的工作有“貫徹優生手術，力圖不再增加遺傳性精神薄弱兒”，並將優生手術作為“為了民族再建而進行的宮城縣百年大計”的大事業。為了這一“大事業”，該福祉協會用縣民的捐款建設並運營一所新的“精神薄弱兒”收容設施——也就是後來淳子入學的這所小松島學園。
小松島學園是寄宿制的收容設施，進了這裡的孩子們除了上課，飲食起居都在一起。女生宿舍四人一間，淳子曾經和年齡、家鄉各不相同的3、4個姑娘住在一樓的一間。淳子不喜歡這裡，女教官罵得特別兇的時候，她曾給父親寫信說想回家鄉，父親拒絕了她的請求：“回來得花錢，不許回來。”
明明智力正常卻被送進學園的孩子不只淳子一個。當時在此任教，現年已經94歲的教師莊司憲夫在接受採訪時坦言：“小松島學園的孩子們中，比起智力障礙，更多的是家庭貧困而不能好好上學導致學業跟不上的孩子。”
當時學園招生時，很明顯地將貧困納入考察的指標之一。多年後，在淳子憤怒地責問之下，父親寫信提及“民生委員說因為咱們家領生活保護，媽媽沒法教育好孩子，不如拜託給仙台管住宿的兒童設施。肯定是她促成了這件事。”
淳子在小松島學園待了一年，完成了義務教育，迎接畢業。當時的她並不知道這座學園是以“貫徹優生手術”為方針的收容設施，也沒有注意到很多同學已經接受了絕育手術。後來她來到仙台一家做房地產的家庭中做女傭，被女主人罵著“弱智”，沒日沒夜的工作，不能隨便外出，甚至多吃一碗飯都會被罵“再吃就變痴呆”。
不過，顯然畢業工作並不能擺脫被“貫徹優生手術”的命運。畢業後，淳子工作的家庭一直接到從仙台市北社會福祉事務所寄來通知書，當然這些都是她很久之後才知道的。1963年1月11日，女主人帶著她去了宮城縣精神薄弱者更生相談所，接受智力檢查，檢查結果為“精神薄弱，輕度愚鈍，內在（遺傳）因素造成。需要接受優生手術。”淳子的父親作為監護人簽字蓋章，不過她父親表示“因為說是很緊急的事情，匆忙之間就讓我蓋章了。說是根據優生保護法弄的。”
宮城縣精神薄弱者更生相談所承認飯冢淳子絕育手術必要性的文件。圖：Waseda Chronicle
在政府大力推行下，1.6萬人被迫接受絕育手術
飯冢淳子一步一步跌入“被強制絕育”的深淵中，這過程裡，政府不僅知情，還以行政手段發起宣傳動員活動，一環扣一環，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手術人數最多的是北海道，為2593人。1956年，為了紀念手術人數破千，北海道發行了紀念刊物《強制優生手術突破一千件的回顧》。北海道的衛生部自豪地表示：“道內的強制絕育手術已經突破一千例，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此成果維護了《優生保護法》的顏面，在民族衛生的立場上具有重大意義。”
北海道衛生部將該刊物分贈給其他各縣展示他們的成果。隨雜誌附的信上寫到：“強制優生手術的審查件數，在醫生、審查委員以及其他相關人士的協助下年年增長，數量已經突破千例……”
在這本刊物上，北海道還明確了今後的努力方向——接受手術的85%是精神分裂症，而北海道內有“14萬以上精神薄弱和精神病”，這些人群的手術例較少，應向相關人士呼籲增加手術件數，尋求積極配合。
北海道如此賣力推行，並不是自治體的孤立行為。這種積極的背後，存在著國家實施優生保護法的強烈意圖。紀念雜誌上如是寫道——“政府積極推行該政策乃是民族衛生政策實施的巨大進步。”
厚生省向各都道府縣下達指示，要求積極地提高法律實施成績，也就是增加手術的數量。1957年4月27日，厚生省公眾衛生局精神衛生課長大橋六郎，給各個都道府縣的衛生主管部門發信呼籲——“雖說優生手術的實施數量逐漸增加，但是還是沒有達到計劃的數量。各府縣的實施數量參差不齊，這並不代表手術對象不存在，而是代表通過啟蒙活動和貴部門的努力，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厚生省的指令如此這般傳達到全國各個自治體負責人。這就讓很多自治體非常在意其他自治體成績，與自身進行比較。比如京都府的厚生省衛生局精神衛生課長的書信中就發現一張都道府縣絕育手術實施數量表，上面所有比京都多的地區都標記了紅勾。
厚生省公共衛生局精神衛生課長大橋六郎給各個都道府縣衛生主管部長的書信中的附錄資料。可以一覽1956年度實施的強制絕育手術的數量。京都府在厚生省呼籲之前，就有試圖提高手術數量的跡象。圖：Waseda Chronicle
京都府在厚生省呼籲之前，就有試圖提高手術數量的跡象。
1955年1月25日，衛生部長給京都各醫院院長的文件“有關精神殘疾者的優生手術實施方面”中，就感嘆強制絕育手術的申請數量太少，並極其關注其他縣的成績——“申請太少而且精神障礙者年年增加，這極其令人擔憂。…… 作為參考，大阪府各醫院本年度進行了二百例以上的優生手術，兵庫縣也實施了相當數量的手術。推測精神病住院的患者中有十分之一都需要做優生手術。”
除了醫院，殘障兒童收容機構也收到了相關請求。同年3月7日的文件“有關精神薄弱者的優生手術實施方面”就是發給各個機構的園長或宿舍長的。“貴所收容的精神薄弱兒童中，想必有符合《優生保護法》所規定的遺傳性精神薄弱條件的人，請注意做好優生手術相關事宜，手術費用將從政府預算中支出。”
優生手術的推行如同撒下一張大網，將可能成為手術對象的人一網打盡。
除了鼓勵各都道府縣增加數量，那些成績不佳的地區也會被厚生省認為在工作上有所疏漏，不夠積極。1964年7月22日，廣島縣衛生部長致信廣島市長和各縣立保健所長，指出：“優生手術的申請數量少於其他縣，可見對相關機構的宣傳不夠充分。”三重縣1977年6月17日召開的縣優生保護審查會上，針對1975年度和1976年度沒有強制絕育手術申請一事進行反省和討論，“指導方法是不是有問題？東北那邊的申請就很多。”
這項手術被作為當時日本國家重要的福祉政策，得到各都道府縣的廣泛響應和積極推行。根據厚生省發行的《優生保護統計報告》，到1996年該法律被廢除為止，全日本共計有1萬6518人被迫接受絕育手術，其中女性超過1萬人。1950~1960年代的數量佔總實施人數的90%，1955年人數最多，達1362人。實施手術的年齡層集中在10~40歲，在飯冢淳子生活的宮城縣，20歲以下的被害者為2390人，其中七成為女性。且於1963年和1974年分別對一名9歲的女童實施了絕育手術。
各年度的合計來自於厚生省資料。依照舊優生保護法第4條（以遺傳性疾病和殘障為理由進行的手術）和第12條（以非遺傳性疾病和殘障為理由進行的手術）進行的手術數總和。厚生省資料的出典：1949～1952年度、1954～1959年度來自《衛生年報》(厚生省)，1953年來自《昭和50年度優生保護法指定醫師研修會資料》 (厚生省)。1960～1995年度來自《優生保護統計報告》 (厚生省)，1996年度來自《母體保護統計報告》 (厚生省)。1948年也是舊優生保護法實施年份，但是沒有數據。年齡階級區分由Waseda Chronicle收集統計。1949～1954年度由於資料上沒有記載所以情況不明。厚生省表示1957年的數據有可能有誤。
來自厚生省資料。1952年度、1953年度的手術數量無法獲得，因此沒有納入表格。
政府拒絕賠償，稱絕育手術“經過嚴格手續”
在擁有手術決定權的優生保護審查會，進行審查過程中也不是沒有爭議。
山口縣1969年12月10日召開的審查會上對14例強制絕育手術進行審查時，有人指出了人權上的問題：“是不是太過輕視人道上和人權上的問題了？我擔心將來可能會被告上法庭。”“生育是個人權利，是個人自由，我覺得因為傻所以就禁止生孩子這個理由很奇怪。由審查會來決定做不做絕育手術，我覺得很奇怪。”“不生下不幸的孩子，不製造不幸的母親，這要是矯枉過正就成了納粹，可使不得。”…… 由於該會議的會議記錄被人為塗抹黑墨掩蓋了姓名和身份，這些發言者的姓名無從知曉。
即使有這樣的聲音，最後審查的結果依舊是對執行“無異議”，那些被遞交申請的人將被送去做絕育手術。
在鳥取縣1978年11月29日的審查會上，針對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縣負責人反覆強調判斷重點在於“為了預防疾病，手術在公益上是否必要”。審查會委員之一的鳥取縣地方檢察院次席檢察官首藤問道：“所謂公益上，傻瓜生了孩子給人帶來困擾算是公益問題的一部分嗎？”面對他的提問，無人做出回答。話題轉向患者的精神疾病是否遺傳，以及她是否具有撫養孩子的能力。
“自己生了孩子也沒法自己養吧。她自己都已經這樣了，孩子將來會過得很悲慘。” “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孩子是誰的，將來搞不清父親是誰。” “孩子最不幸啊。”
“傻瓜生了孩子給人帶來困擾算是公益問題的一部分嗎？”這樣的異見很快被“生下孩子也沒法養所以孩子很可憐”的議題掩蓋。結果是滿場一致對該手術的實施“無異議”。
除了這種正式的審查會，為了提高效率，很多手術僅僅經過審查委員之間的文件傳閱就決定了。福岡縣1981年在沒有召開審查會的情況下，經過文件的傳閱決定了6例絕育手術。這6個人最小的19歲，最大的39歲，其餘的都是20幾歲的青年，現在依然在日本的某處生活著。
1998年聯合國對日本政府提出針對強制絕育受害者進行賠償的勸告，日本政府卻擺出拒絕的態度，其理由是強制絕育手術的決定“經過了嚴格的手續”。
飯冢淳子的父親於20年前去世。“爸爸年輕的時候渾身是病，也是沒有多餘的精力管我吧……”她曾經憎恨父親一步步送自己上了絕育的手術枱，可是現在她已經不再恨他。
不過，她永遠忘不了她穿著碎花連衣裙默默地跟在女主人身後，走過一座木橋和一片雜樹林，走到了毀掉她人生的“診療所”，在那裡，自己的親生父親一言不發地將自己送進手術室。
淳子接受手術的這家診療所原本是家小有規模的醫院，1957年以前曾經是panpangirl（譯者注：パンパンガール，二戰後特別是佔領期，在日本為美軍駐軍提供性服務的性工作者）進行性病治療的診所，經常有穿著豔麗的年輕姑娘坐著汽車去那裡就診，周圍的居民對這家醫院頗為忌諱。美軍佔領期結束後，隨著美軍的撤離，panpangirl也散去了。醫院規模縮小成一家診療所，開始承擔“不再增加不幸的下一代”的優生手術任務，這家診所的名字也換做“宮城縣中央優生保護相談所附屬診療所”。
這家診所作為優生手術的專門診所，不接受其他門診，1963年共實施強制絕育手術114件，乃全日本第一，也是在這一年，淳子在這裡接受了絕育手術。日本第一的“寶座”一直保持了10年。
一直以來，手術由院長長瀨秀雄親自主持。除了絕育手術，長瀨院長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婦產科醫生，接生過不少新生兒。1992年，晚年的長瀨醫生還曾作為公共衛生功勞者，受到了宮城縣衛生協會的表彰。
宮城縣知事村井嘉浩否認了縣政府在強制絕育手術上的責任。在縣政府前的勾當臺公園佇立著和平母子像。圖：Wa
1996年，《優生保護法》被廢除，淳子在電話裡對長瀨醫生說： “如果可能的話，請把我的半生還給我。”長瀨醫生並不記得淳子。“我如果想起來，再給你回電話。”醫生回答道。一直到醫生離開人世，淳子並沒有接到他的回電。
（飯冢淳子為當事人為自己取的化名，是一位善待過當事人的教師的名字。）
閱讀更多 戀如雨止可以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