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歧視與憤怒
最近南陽一社區不讓一位下班的護士回家，鄭州某小區本著“為本院負責”的態度，通過業主民主表決，拒絕一位在院內租住的醫務人員回家。中槍的不僅僅有奮鬥在一線的醫務人員，還有萬千武漢人和湖北人。疫情爆發以來，500萬武漢同胞流落各地，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驅逐和歧視。一位湖北卡車司機，在高速公路上“流浪”20天，服務區不讓住，高速口不讓下。上述事件中的心酸令人感慨。一方面全國各地都在為武漢打Call，各種資源和醫療團隊都在支援武漢和湖北；另一方面在除湖北省之外的各地，真實的情況卻是“他是武漢人（從武漢來的），快把他抓住隔離！”
以上的各種行為和措施，都引起了網絡上的熱議。很多人為武漢人、湖北人收到的歧視感到憤怒，為醫護人員遭到的不公鳴不平。有人說當下社會如此對待奮鬥在抗戰在一線醫護人員，簡直就是《琅琊榜》中皇帝一黨對待誓死報國的“赤焰軍”和林紓，而自毀長城；如此對待無辜的武漢、湖北普通百姓，像極了魯迅先生筆下《藥》中的“人血饅頭”，在無辜的受害者得病甚至死去時，卻仍有人採取不公的措施。還有的人拿出法律的武器來抨擊社區不讓居民回家，高速不讓人民下站的不妥。
這些充斥著“同情”的憤怒，把當事人（社區大媽以及阻擋醫護人員返家的社區工作者）和部分地區的隔離措施，當作鮮活的反面典型，進行嚴肅的批判。認為這是人性的醜陋，是道德的敗壞，更是對當代人文主義的踐踏和摧殘。
二、反思與剖析
在網絡輿論一邊倒的譴責和批判時，我們是否也應該考慮一下除上述受害者之外當事人的感受呢？
誠然，對於五百萬離開武漢的普通百姓而言，他們同樣是受害者。由於各種原因，他們並不是故意到處走動，更很少有人故意散佈病毒，如果拋開事件前因後果，單單討論當事人們的遭遇，的的確確讓人悲傷。但是，我們是否也應該捫心自問，在病毒很多特性還未知的情況下，面對百萬人潮，你又會如何選擇呢？在關乎身家性命之時，你的內心會不會也如同“被譴責者”一樣，生出自保的慾望呢？
事實上，當我們剝開各種批判和辱罵，還原到真實的生活場景之中，就會發現，倘若沒有強烈的愛心、責任心和行動力，這些被批評的人，怎麼可能迅速組織人員對社區進行保護，又怎麼可能有效的對地區施行管制？
經濟學家薛兆豐老師曾經對“歧視”有過這樣的評論，他說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歧視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各種資源的稀缺。正是有著各種資源的稀缺，人們才不得不對各種決策進行選擇，而一旦有選擇就一定會產生“歧視”，而社會中存在著各種信息不對稱，人們無法做到逐一甄別，為了迴避風險，只能以偏概全。因此，對於“歧視”本身而言，它並不是“十惡不赦”，在一定時期甚至是推動經濟的助手。比如歷史上各地的移民總是隻願意和同族、同鄉人做生意，因為只有歧視外人，才能減少收不回來賬目的風險，保證生意雙方的信譽。“歧視”負面問題的大爆發來自現代社會的進步，隨著公共交通設施（高速、高鐵）、互聯網和相關監督法律的發展，信息不對稱的核心問題得到了顯著緩解，以前歧視外人的做法反而成為了影響經濟發展的重大因素。
回看疫情防護戰役中的各種歧視問題，其核心就是由這種“信息不對稱”和資源的短缺導致的。在爆發之初，面對比較陌生的病毒和各地有限的醫護物資，各地、各社區只能作出選擇。而隨著病毒特性、防護措施的明晰，不僅各地恐慌相對緩解了很多，甚至之前針對湖北車輛、人員的很多驅離措施也逐漸得到了糾正。同理，倘若各個社區的工作人員切實瞭解醫護人員的防護力度，理解病毒的各種特性，同時擁有足夠的防護物資，那麼針對醫護人員的“歧視”也會逐步減輕。而這才應該是每一位有責任心的人應該努力和關注的方向！
三、“同情心”的深思和思想延展
2019年美國在網絡上有一個關於“我有哪些奇怪鄰居”的大討論，其中一位居民講，他每天早上去信箱取報紙，都發現報紙上的填字遊戲被人填了。於是他在信箱中安裝了攝像頭，發現竟然是鄰居一位八十歲的老先生乾的。他沒有立即拿著證據，找到老先生理論，而是買了一本填字遊戲默默地放到了老先生門口。第二天老先生提著一籃水果前來道歉，他和老先生深入的聊天，竟然發現老先生還是一名功勳卓著的退役老兵。
請大家設想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國，會衍生出幾種版本呢？又有多少種版本以上述溫馨的場面來結束呢？
我們常說人要有同理心和同情心，但是同理和同情心不應該作為人們發揮內心憤慨和宣洩不滿的工具而存在！真正的同情應該是普通意義上的，它應該來自於現實中真實有效的溝通和理解，而不是居高臨下的道德批判。
春節前鄰居家孩子生病求助幫忙，我開車一同前往市裡某保健院就診，從掛號到就醫、拿藥，前後不到7分鐘。回來的路上聊起醫鬧的話題，當談及今天的就醫體驗時，他說：“說實話，同樣作為一個醫療工作者，如果不是瞭解治療的醫理，就我今天風風火火的跑來，然後這麼快就被打發了，內心的確是很不舒服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信息對稱，有了有效的溝通和理解，這種怒氣就會被消除。然而正是缺乏有效溝通和理解，才導致了一場場無法挽回的醫鬧悲劇！
如果順著醫鬧的思路深思下去，就會發現中國的很多家庭中就缺乏這種渠道和能力。傳統文化中父母、孩子關係常常是：父母希望竭盡所有為孩子，而孩子也希望儘自己所有回報父母。但雙方自始至終都幾乎沒有情感和人生觀等問題上的交流！父母和子女經常的交流就是互相指責對方：“你怎麼就是不理解我！”卻很少有家庭能夠建立起互相溝通的途徑。
事實上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類，如果沒有心理殘疾或生理缺陷，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差別，大都由外部原因造成。每個人、每代人都有被不同程度的絕境以及創傷，所留下的行為和觀念模式。只要雙方能夠較為客觀的瞭解彼此的感受，平靜地表達需要，給雙方一個取得一致的機會，就能夠在發怒之際，用溝通和理解重新觀察分歧，並找到新的處理辦法。
好了，今天的文章就到這裡，希望對您有所啟發。這是與您分享的第494篇文章，歡迎您的閱讀，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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