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紐約時報》召集美國125位知名作家、評論家、編輯以及文學界泰斗等選出自己心目中“25年來最佳的美國小說”，
《寵兒》以最高得票名列第一。此書的作者託妮·莫里森於1993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被譽為“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
我在閱讀《寵兒》前看到以上一連串盛譽時，內心毫無波瀾地將此視為美國“政治正確”的又一勝利。
在美國，黑人、女性成了社會上極其敏感、一碰就爆的燃點，《寵兒》就是這樣一部將黑人與女性雙重背景結合起來的小說，關於它的一切讚賞與稱譽都是理所應當。
因為它正確。
然而當我讀到結尾最後一段，“漸漸地，所有痕跡都消失了，被忘卻的不僅是腳印，還有溪水和水底的東西。留下的只有天氣。不是那被遺忘的來歷不明者的呼吸，而是簷下的薰風，抑或春天裡消融殆盡的冰凌”。
我開始回味思索。《寵兒》並不滿足於將黑人被白人奴隸主壓迫、奴役的血淋淋的事實展現給世人，它更想捍衛的是屬於黑人自己的、黑人女性的被剝奪已久、且被習慣性剝奪的話語權。
血色背景
《寵兒》的創作靈感來源於一個真實的案例，“19世紀50年代，一個名叫瑪格麗特·加納的女黑奴攜子女逃亡，奴隸主循蹤追至，為了使孩子不再重複自己做奴隸的悲慘命運，她毅然殺死了自己的女兒。”
悲慘的現實案例讓《寵兒》在萌芽時就已蒙上一層擦不掉的血色。
書中講述了女黑奴塞絲於1855年懷著身孕，從肯塔基州的奴隸主莊園“甜蜜之家”逃亡的故事。
在逃亡途中，塞絲在白人女孩愛彌的幫助下順利生產，並歷盡艱難投奔至婆婆貝比·薩格斯家，與提前送到婆婆家的三個孩子團聚。
奴隸主追蹤至此，塞絲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繼續遭受被奴役的命運，親手用鋸子割斷女兒寵兒的喉嚨。此後，寵兒的冤魂一直盤踞在家中，破壞本應迴歸正軌的生活。
塞絲的兩個兒子不堪其擾出逃，隨後婆婆也離開人世，只有小女兒丹芙陪伴著塞絲。
後來，“甜蜜之家”的男奴保羅·D走進塞絲的生活，驅逐了鬼魂，與塞絲同居。不久，寵兒還魂，以一個神秘的身份回到家裡。
丹芙很開心姐姐回家，卻又奇怪寵兒的種種詭異舉動；塞絲壓抑已久的負罪感與無處發洩的愛意找到出口，心甘情願被寵兒佔據；保羅·D被寵兒引誘，後來離開塞絲。
寵兒對塞絲的索取與佔有讓這個本來就艱難的家庭雪上加霜，最終其他居民一致驅趕寵兒，寵兒最後神秘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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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權的歸屬
讓我細思極恐的一件事，便是白人們將自己的意識形態通過奴役、暴力和殺戮強行注入黑人的頭腦當中，隨著奴隸制的延續而延續。
塞絲千辛萬苦從農莊出逃，卻怎麼也想不到奴隸主“家庭教師”竟會一路追捕，絕不放過。
對於“家庭教師”這種階級的奴隸主來說，黑奴就是財產，是不花一分錢卻能創造大量財富的存在，他們“可以出租買賣，可以儲存典當，可以去賭輸贏，去偷，去搶”，沒有生存權、婚育權。
塞絲的出逃意味著一個女奴、三個小黑奴和一個尚未出世的小黑奴的損失，況且這女奴不但能隨時滿足白人的慾望，也能不斷製造新的奴隸，因此真可謂損失慘重。
而正是因為他的窮追不捨才造成了塞絲殺子的慘案，塞絲明白她的孩子只要活在這世上就逃不出被奴役的命運。
黑人們在恐懼中接受了白人對自己命運的判決。
意識形態的被侵佔實際上也表示了一種對自己民族話語的改變和喪失。
接受了本不屬於自己的觀念，於是就會在話語權上失去主動性，甚至出現話語禁錮、迴避表達現象。
《寵兒》中，感覺每個人都在迴避過去，不願把自己的傷痛表達出來。
小女兒丹芙的失聲在我看來是作者有意為之，她是塞絲離開“甜蜜之家“，擺脫奴隸身份後所生的孩子，是自由的孩子，但她的失聲恰恰暗示了奴隸重獲自由後的禁言。
每當塞絲想到或提到悲慘經歷，便會出現語無倫次的狀況。
但是話語的缺失並不代表記憶的缺失，當每個人以迴避過去來面對未來時，只會不斷在痛苦的過去中掙扎。
貝比·薩格斯作為書中典型的長者女性，她一生飽經苦難，卻從不抱怨，用愛和包容儘可能地給了塞絲和孩子們溫暖的家庭氛圍。
從書中描寫，我們能感到她足夠堅強。
但對於自己的過往她同樣無法輕易放下，甚至在臨死前也忍不住回想，她的孩子們不是早夭就是被賣出去換取木材，唯一長大成人的兒子用自己的自由換取她的自由後也生死未卜。
可以說苦痛植根於黑人的生命中，並不因刻意迴避而減輕半分。
白人出於減輕自己罪過的目的或者根本不把這當作一種罪孽來看待，刻意忽視黑人的被人為製造的慘劇。
但如果連黑人自己也絕口不提，將已然發生之事強行埋葬。
光明怎麼到來？
歷史怎樣傳承下去？
冰涼的文字和充滿熱度的心靈到底哪個更加有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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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飄搖的自我意識
貝比·薩格斯這一形象是書中的靈魂人物。她獲得自由身時，終於有了機會詢問奴隸主加納為什麼一直喊她珍妮，喊這個不屬於她的名字。
加納給出的回答是，那是她出售牌上的姓名。
難能可貴的是儘管被稱呼珍妮這麼多年，但她從未認定自己就是珍妮，之後堅定地選擇叫自己“貝比·薩格斯”，象徵了黑人女性對奴隸制的不滿和對白人意識控制的成功抵抗，以及對自我精神的呼喚。
可以說，名字代表黑人自我的象徵。
但“貝比”是英語baby的音譯，貝比·薩格斯的丈夫是這樣稱呼她的，也是英語世界裡稱呼情人普遍的叫法。
這讓我不禁質疑，即使她重新擁有了姓名，也是如此之抽象，是否作者有意安排。
讓這種自由與獨立看起來有些諷刺和可悲，像是黑人群體在獲得自由後的百年裡只解放了肉體，而沒有了自由的精神，甚至被白人文化不斷侵蝕。
黑人也對奴隸制度進行過反抗，只是與奴隸制的強大比起來如同螳臂當車，尤其是處於弱勢中的弱勢——黑人女性，她們的反抗充滿了悲涼和無可奈何，用近乎絕望的方式表達出強烈的抗爭意識。
塞絲的媽媽逃不脫被白人男性玩弄的命運，一生中生下許多黑白混血兒，她將與白人水手生的孩子扔在島上，其他孩子也全部扔了，只有塞絲是與黑人男子結合所生，成為唯一的“用她的胳膊抱過的孩子”。
女性的弱小無力反抗強大的奴隸制度，於是只能將憎恨加諸於更弱的弱者——孩子身上。殺嬰似乎成了一種傳統和慣例，這種慣例源於背後深沉而又複雜的愛與恨。
塞絲為了阻止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轍，近乎絕情地將母親與孩子、殺人者與被殺者兩組聽起來毫不相干的概念聯繫起來。
黑人的反抗因為無力而轉移至弱者，不論是孩子還是女性，或者是同胞。甚至在百年後，在不斷的失敗中，在貧窮、落後、混亂中，許多黑人漸漸地放棄了自我的身份認同，竟開始羨慕白皮膚，厭惡黑皮膚。
現代世界，種族主義不再以槍支彈藥買賣屠殺控制奴役黑人，他們用“文明的”思想駕馭黑人，如此高明的手段，不需要繩索鐐銬，只需黑人奴役黑人。
託妮·莫里森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演說中有這樣一段話：“她相信當語言由於遭到冷落、擱置不被尊重或被強令扼殺而死亡時，不僅是她自己而且所有的語言使用者和創造者都應該對它的死負有責任……
僅有空殼的語言失去了他們作為人的本能特徵，因為他們只對服從於他們的人發話或者是為了強迫人們服從而說話。”
而我在讀過《寵兒》後終於明白，每一句細碎的聲音都有存在的意義，那些微弱的，因為喧鬧的環境而聽不到的聲音，也許更值得被聽見。
2019年8月5日託妮·莫里森在紐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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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聲音我們聽到了
2019年環球小姐選美冠軍——來自南非的 Zozibini Tunzi，滿頭短曲捲髮，驚世駭俗。
何解？
白人世界裡，黑人天生的捲髮，尤其是短髮被認為是不衛生的。
這種觀念根深蒂固，21世紀的今日仍然存在。
前美國總統夫人Michelle Obama一直以直髮示人，每次公開亮相之前都要拉直頭髮，她也曾言：“我沒有選擇。”
地位身份如此的黑人女性尚且要服從“規則”，何況名不見經傳的Zozibini Tunzi。
2017年Zozibini Tunzi參加選美，無疾而終。有人建議她拉直頭髮，不要剪短，但她堅持自己的短曲捲髮，直至獲獎。
她在領獎舞臺上說：“在我生活的世界，女孩們都像我一樣，我們有著相同的膚色和頭髮，而我們從來沒有被大眾認為是美的。我覺得這樣的想法今天該停止了。
我想讓現在的孩子們都看看我，看看我的臉，我想讓她們在我身上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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