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12月源起武漢的不明病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雖然國內外對此疾病和疫情評價各異，但當前有關認識趨於一致。究其主要原因，是17年前SARS早已給人類上了重要一課。通過最近的反覆比較，業內外人士均體會到，SARS-CoV與SARS-CoV-2的相似遠多於不同，比如序列相似度較高，宿主、傳播方式及導致的症狀等亦相似。為此，有必要對二者進行更加全面和廣泛的對比性研究，期望藉此更深刻理解SARS-CoV-2這個病毒，從而採取更為有效的措施和對策。
疫情暴發以來，國內學者提出的病毒命名有幾種。
一是"新的急性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NARS-CoV）"，反對者認為今後"新的（病毒）"可能會層出不窮（笑）；
二是"傳染性急性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TARS-CoV）"，反對者認為"傳染性"並非本病特有；
三是"肺炎相關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PARS-CoV）"，反對者認為部分感染者並不出現肺炎。
因此這些名稱均被學界否決，至於與地名相關的命名早已因為汙名化的規定而被否定。在迫在眉睫的需求下，WHO將該病毒具體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而同日最為專業的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CTV）則公佈命名為"SARS-CoV-2"。後者認為，這一新名稱反映了 2019 新冠病毒與導致SARS 疫情暴發的冠狀病毒之間的遺傳相似性。這次ICTV採用DEmARC軟件測量2019-nCoV與SARS-CoV之間的位置配對距離（PPD），發現在分類學上可以把新冠病毒放在SARSr這個種下邊，之前認為2019-nCoV是新病毒的依據就是因為它和SARS-CoV的PPD離得遠，但SARSr這個種內各個病毒本身就差的很遠。因此，基於種系分析、分類學和已有的實踐，ICTV將這一病毒鑑定為SARS-CoV的一個姊妹病毒，屬於其相關冠狀病毒
國家衛健委最先的疾病命名是"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一看這個形容詞"引起的"就是臨時命名（笑）。以後，將該病毒引發的肺炎暫命名為"NCP"，這個命名英文縮寫容易發音（至少比"2019-nCoV引起的肺炎"容易和簡潔）（笑）。然而，隨之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命名為"COVID-19"，好處是可以方便地讀成"柯維德-19"，但我發現很多人叫這個名字（笑）。然而最為尷尬的是，WHO的病毒命名仍然是發音複雜的"2019-nCoV"。不僅病毒命名重複，而且與疾病命名沒有對應起來。
為什麼業內人士都竭力主張越簡單越好？醫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需要記憶的詞彙浩如煙海，醫生也需要終身不斷記憶大量新詞。其中，拉丁藥物和微生物名稱不計其數，而且發音和記憶均極為困難。還有日益增多的藥物商品名，近年新藥增加很快，仿製藥也隨之大幅攀升，例如恩替卡韋，商品名除了原研藥博路定外，還有仿製藥潤眾、天丁、恩甘定、維力青、貝雙定、雷易得、艾普丁、甘倍輕、和恩、木暢、甘澤、瑞福恩、和定、山澤等14個，加上待審批的仿製品還有13個，加到一起一共有28個（好誇張，笑）。我到日本留學，發現同一姓氏可能有30多種讀音，最保險的辦法就是鸚鵡學舌，跟著對方說才保險（幸好我不在日本當醫生，而且我們中國人的記憶力超好）（笑）。更何況，即使不管專業人士，這也是可望入選年度詞彙的國際常用詞。例如，"流感（flu）"的英文單詞甚至可以入選最常用的1000個英文單詞。我發現中國的官方、公眾甚至媒體尚未接受"柯維德-19"，一般稱"新冠"較多。其實，我們在實際運用中經常使用的是"SARS"和"SARS病毒"，而很少用"SARS-CoV"全稱，以此類推，可以採用對應的"SARS2"和"SARS2病毒"的簡稱，從而可望使相似度從2星增高到4.5星。
目前，冠狀病毒分為α、β、γ和δ四屬冠狀病毒。其中β屬冠狀病毒分為A、B、C、D個亞屬。在已知冠狀病毒中有α屬的 HCoV-229E、HCoC-NL63、VHCoV-OC43、HCoV-HKU1和β屬的SARS-CoV、MERS-CoV及SARS-CoV-2均可感染人類，但是α屬的危險性明顯小於β屬。
圖 冠狀病毒分類
注：來自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07.937862v1
SARS-CoV與SARS-CoV-2同屬於β屬冠狀病毒，通過文獻研究分析兩者間的相關性有四方面：
①從病毒分類角度看，SARS-CoV和SARS-CoV-2同屬於冠狀病毒科、冠狀病毒亞科、β冠狀病毒屬、類SARS病毒種；
②SARS-CoV-2與兩種來源於蝙蝠的SARS有較大相似關係，其相似度為88%，SARS-CoV和SARS-CoV-2兩者全基因組水平相似度為79%；
③用於病毒鑑別的7個保守域與SARS-CoV的氨基酸高達94%的相似度；
④SARS-CoV可通過細胞膜表面的血管緊張素轉移酶2（ACE2）受體進入細胞，通過S蛋白與宿主的受體結合而達到感染的目的；
⑤SARS-CoV-2也具有相同進入細胞的途徑，且SAR S-CoV-2的S蛋白與人的ACE2受體的親和力更高，相當於SAR S-CoV的10～20倍，故其傳播性更強；
⑥二者的ACE2受體在β冠狀病毒屬中為唯一的一對。由此可見，兩者在來源上密切相關，極度相似。
從2002年SARS開始，果子狸和蝙蝠先後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動物宿主。因為果子狸常年捕食蝙蝠"菊花"，所以導致身體攜帶SARS-CoV。後來大量證據表明，菊頭蝠是SARS-CoV的宿主。據此認為，果子狸被冤枉了17年，真兇菊頭蝠浮出水面。而對於SARS2，其在進化鄰居和外類群都在各類蝙蝠中有發現，故認為該病毒的原始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研究發現，SARS-CoV-2與蝙蝠身上的病毒相似度達90%左右，但這種相似度不足以支持該病毒是直接由蝙蝠傳染，故查找中間宿主成為關鍵。
迄今為止，果子狸中間宿主可謂證據確鑿，而且武漢人和廣東人都吃它，同樣出現在在本次發源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菜單上（沒有蝙蝠和穿山甲）。早前有研究認為蛇最有可能是攜帶SARS2的中間宿主，但它是爬行動物，武漢人吃的不多，至少比不上廣東人（相同的情況也有老鼠）；碰巧，雖然廣東是SARS的起源地，至今沒有找到蛇與SARS的任何關係。新近研究發現，潛在中間宿主可能是穿山甲。
其實，我們之前也討論過，結合最新研究表明，SARS-CoV和SARS-CoV-2在進化上有共同的祖先，考慮均來源於蝙蝠，並經由不同的中間宿主傳染給人類，在這方面二者是一致的。因此，這種直接兇手才是我們需要嚴加防範的對象。
目前所見傳染源主要是COVID-19患者。經呼吸道飛沫（也可能包括氣溶膠）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亦可通過接觸傳播。雖然病毒來源和人群間傳播能力等許多細節仍然未知，但越來越多的病例是由人際傳播引起，可惜遲至1月20日才由官方證實本病存在人傳人現象，包括15名醫務人員感染及眾多家庭與集體發病人群。同時，外省如廣東有2個病例是因家人去過武漢後染上了COVID-19。此外，眾所周知通過現代化交通工具很快傳播到國外。表1顯示人際間給出可以傳播的7種冠狀病毒的種屬病毒名稱、主要可就的部位、傳播方式、導致的疾病和危險程度。由此可見，SARA-CoV與SARA-CoV-2存在相似的傳播途徑。最近很多人擔心，認為病毒可以通過糞-口途徑傳播，可以通過血液或皮膚（手足）等傳播。其實，SARS流行期間也曾經有這樣的看法，但是實際上這不符合SARA-CoV-2的特性，它的經典傳播與SARS一樣，還是通過呼吸道，致病機制和病變部位也是在呼吸道。
有人認為，美國去年把COVID-19當成流感，這是完全不可能的。SARS2的超級傳播率太高，傳播速度太快，病死率較高（即便是西方國家人群也是如此），這些均已說明這個推測是錯誤的。
表1 人際間可以傳播的7種冠狀病毒
注：血管緊張素轉移酶（ACE2）；氨基肽酶N（APN）；二肽基肽酶4（DPP4）；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I類（MHC-1）
SARS-CoV是一個新型病毒，以往未曾在人體發現，所以不分年齡、性別，人群對該病毒普遍易感。男女之間發病無顯著差別，兒童及成人（包括老年人）均有。發病年齡以15～59歲為高發，佔病例總數的70%～80%。老年人以及基礎疾病患者（包括高血壓、糖尿病等患者）可能會更嚴重。
同理，COVID-19人群普遍易感，沒有明顯的年齡特點。根據當前病例資料，主要的高危人群主要在於老年人和合並有基礎疾病的患者。不同於流感的高危人群：嬰幼兒（＜5歲）、老年人（＞65歲）、有基礎疾病患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慢性腎臟病等）、孕婦（尤其是28周以後的孕婦）、免疫功能缺陷人群、體重指數高的人。
有趣的是，二者兒童發生比率均較低。有學者認為兒童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其他冠狀病毒感染）發生頻繁，由此產生的交叉免疫可能起保護作用。同時，兩者都有很突出職業特點，醫護人員患病率較高，主要與患者近距離密切接觸有關（在搶救進行有創機械通氣的危重患者時，尤其易被感染）。疫情開始階段，由於對該病缺乏認識，防護措施不足，導致醫護人員大批受感染，採取了必要的防護措施後，醫護人員感染率有所下降。
研究發現，冠狀病毒侵入人體，需要將自身表面的重要結構蛋白即S蛋白，與人體細胞上的受體結合才行，否則不可能入侵人體，特別是呼吸道上皮細胞。前期研究發現，SARS-CoV、MERS-CoV的S-蛋白分別與人體的ACE2蛋白、DPP4蛋白結合，進而侵入人體的呼吸道上皮細胞。SARS-CoV-2的S-蛋白與MERS-CoV的S-蛋白差異性較大，而與SARS-CoV的S-蛋白相似，研究證據亦表明SARS-CoV-2並非與DPP4蛋白結合，而是與ACE2蛋白結合。其實，ACE2分佈在人體多個組織中，包括有肺泡上皮細胞、腸道上皮細胞、腎小管上皮等。其中，肺泡上皮細胞表達ACE2最高，因此亦是導致咳嗽、肺炎等臨床症狀的一個重要因素。
新近，有研究進一步分析發現在SARS-CoV-2與SARS-CoV和SARS-CoV樣病毒的氨基酸序列之間存在380個氨基酸的差異，比如在S蛋白上，SARS-CoV-2相對於SARS-CoV在直接與人類受體ACE2蛋白相互作用的受體結合基序中不存在氨基酸替換，但是RBD（受體結合區）的其他區域發生了6個氨基酸替換。這些氨基酸水平差異可能有助於揭示SARS-CoV-2與SARS-CoV在傳染性、潛伏期及致病力上的潛在差異。
在2003年SARS期間，我們軍醫大學的老校長剛剛從重慶回到上海老家，居委會老太太就立即搬了一張凳子坐在他的家門口，不准他出門（笑），由此可見上海民眾的意識有多高和管理措施有多麼到位。
SARS期間對戴口罩的態度，曾經有很大的認識差異。一是在SARS早期官方信息很不透明，我們有醫院領導曾經要求臨床科室不要戴口罩，說是造成"醫患隔閡"（笑）。當時我就打了電話，並在醫院週會上當眾發言，說"此時不戴更待何時？我們現在的做法是等待災難啊"，這種專業的提醒雖然不太客氣，但是讓全院醫務人員一下子都覺醒了，終於保住了零感染。第二個事例，是在SARS期間我在上飛機的時候立即帶上了外科口罩，空姐說這個口罩是完全沒用的（笑），我讓她看了名片，解釋了科學道理，乘務組後來都體會到我說的非常正確。
據報道，1月底武漢的一些名人和VIP，包括同濟、協和的業內人物（老教授）患了COVID-19都住不上院，我感到非常震驚，知道武漢的醫療資源已經處於供不應求的危機狀態，很多感染都發生在醫院內，醫務人員壓力山大。情況如此緊急，WHO倡導的居家隔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這一次的居家隔離作為重要的應急措施，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很好地執行，以後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最近日本考慮到COVID-19輕、中型病人約佔半數左右，加之其大醫院不多，床位有限，採用了大部分病人居家隔離的方法，這種辦法值得探討和總結經驗。
兩次大疫問題都出在中國，也給國際各國帶來傳播。然而從西方的輿論看，因系無意之舉，很難過於指責中國。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說，有一些歧視性語言如"東亞病夫"和"中國肺炎"其實都無傷大雅，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心胸開闊，不會斤斤計較。就像MERS這樣的汙名化命名，中東民眾也沒有怎麼計較過。當然，如果傷及人體，侵犯人權，那就另當別論了。
COVID-19和SARS相比，中國採用的辦法都是"關起門來打狗，死守嚴防"（笑）。"亡羊補牢"，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這場人民戰爭，打得非常漂亮，值得驕傲。這與國際上眾多國家的控制不力，形成蔓延形成對比。加之，我們還發揚國際主義精神，讓韓國人進來避難，派出醫療隊支持伊朗......，在道義上加了不少分。
大家可能注意到，本文沒有比較診斷手段的相似度，原因是二者差不多隔了一代人的時間。最大的變化是，在SARS-CoV-2的發現、診斷和防控方面顯示了時代的發展和科學技術手段的巨大進步。例如，採用mNGS 進行檢測，通過數據庫進行比對分析，發現與SARS近親但不完全相同，最終確認為SARS-CoV-2，可以說是功不可沒。其次，是核酸檢測試劑盒的開發和應用，還有膠體金法抗原篩查檢測試紙及ELISA檢測 IgM及IgG抗體的上市。儘管其敏感度和特異性尚存在不足，但已經比2003年SARS的年代進步很多了。SARS期間只要病人有症狀（發熱），伴有肺部有陰影，就作為疑似病人，採取隔離措施。而這次的SARS快速診斷方法雖然不夠完美，還是幫了很大忙，那種舉棋不定的情況明顯減少了。
病毒侵入機體是否引起發病，取決於病毒的毒力和宿主的抵抗力和免疫功能（包括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免疫），二者的相互作用受外界各種因素的影響。冠狀病毒屬於正鏈RNA病毒，相比於細菌和DNA病毒，正鏈RNA病毒由於其結構簡單、穩定性差，導致突變更快，進而為藥物研發帶來極大的挑戰。
由於2003年SARS從發現病毒到疫情控制只有大約兩三個月的時間，而且國際上受累國家級病人數量均不如本次的COVID-19，對策研究可謂虎頭蛇尾。此後，不少國人的態度是"好了傷疤忘了疼"，而國際上西方國家很多人又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些因素均使得17年來整個治療對策研究均處於相對停滯不前狀態。
這次COVID-19來勢更加兇猛，至今已經形成國際大流行態勢，國人痛定思痛，各國也已無法袖手旁觀，不得不形成統一戰線，同舟共濟。針對SARS-CoV-2複製快、宿主範圍廣、變異高、跨物種傳播快等問題，廣譜抗病毒藥物的開發是SARS-CoV-2的重要策略。COVID-19患者數目仍然在迅速增長中，而目前尚無針對性的特效藥，根據SARS-CoV-2特性及致病機制，正在對潛在藥物進行緊急應用研究。最近有希望的藥物主要有：核苷類似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RDV，GS-5734）、RNA依賴的RNA聚合酶（RdRp）抑制劑法匹拉韋（favipiravir，商品名Avigan）及蛋白酶抑制劑洛匹那韋和利托那韋，但需儘快在臨床中進一步研究驗證。
當前，主要的治療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對症包括抗炎，第二是支持包括呼吸道的保護，第三是免疫調節治療包括免疫抑制和增強。而治療的成功與否，最重要的就是辨證施治，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人而異，因時機而異。在用藥時機及劑量的調整方面都是很有考究的。從這些方面看，SARS和COVID-19治療策略相似度很高。當然，二者相隔17年，科學技術手段還是有較大的進步。
SARS截止2003年8月7日，全球累計病例共8422例，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因SARS死亡人數919人，病死率近11％。其中，中國內地累計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
COVID-19截至3月6日全國累計確診80 713例，累計死亡3045例，現有重症5737例。當前病死率為3.8%，但是考慮到現有重症5737例，預後堪憂，而新增病例越來越少，故最後的病死率可能會一定程度增高。兩個疾病都有一定發展過程，所以最先死亡的經常是老弱病殘，以後就是危重病人，特別是依靠呼吸機維持的病人。從這一點看，早期的病死率可能要偏低，而在最後會偏高。因此，當前國際上其他各國現在的病死率還不太高。然而，有些西方國家像美國、韓國、意大利等，即使是剛剛開始流行，當前的病死率已經不低了（205/10 374, 2.0%）。
SARS和COVID-19相比，即使現在發病人數相差已經大約10倍，病死人數大約9倍，病死率相差估計2~3倍左右。由此可見，雖然COVID-19要略微溫和一點，病死率低一些，但實際上它給全人類帶來的危害和損失要比SARS大得很多。
總的來說，從大的方面看，SARS和COVID-19均為一類RNA病毒引起的疾病；從小的方面看，雖然達不到"孿生兄弟姐妹"的程度，仍然達到了"兄弟姐妹"的相似性。因此，任何針對RNA病毒能夠產生效果的策略都有潛在治療可能性。小分子藥物的亮點在於易於合成、生產和保存。中藥、中成藥成分複雜，往往存在因雜質引起的不良反應，特別需要解決的是明確其中關鍵有效成分，提高藥物的安全性，而這也是中藥現代化的主要任務。疫苗的優點在於能夠在健康人群中進行大面積預防，缺點是研發週期較長（約1年）導致時間上來不及。作為藥物的新興力量，生物大分子藥物由於特異性強、不良反應作用小，在病毒治療上有非常光明的前景。SARS的歷史經驗在這次COVID-19的防控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借鑑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實踐證實和國際公認。"遭一蹶者得一便，經一事者長一智"，通過二者相似性的比較研究，今後將有助於防控類似大疫及各種新發傳染病（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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