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鰲拜，人們在腦海中首先浮現的，可能就是徐錦江先生飾演的那個紅帽子、白鬍子貌似聖誕老人的形象了：他力大無比、詭計多端、大權獨攬、心懷叵測，最後被機智的韋小寶與年輕的康熙皇帝聯合起來殺掉了。
這其實是金庸先生塑造的一個漫畫化的鰲拜形象。隨著金庸小說被反覆拍成電視劇、電影，這個形象可謂深入人心。
徐錦江飾演鰲拜
不過，小說、影視劇所塑造的鰲拜形象，通常只關注鰲拜與其他三位輔政大臣之間的矛盾，以及被康熙皇帝機智扳倒的故事，很少有人關注，這四位資歷並不高的大臣，是如何成為輔臣的？他們在輔政初期，是如何確立自己的地位和威望的？他們的輔政，對清朝前期的統治有何影響？
——鰲拜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他的事蹟在很大程度上被正史所掩蓋或抹殺。人們懶得認真探求一個真正的鰲拜，而是滿足於這種戲說，滿足於一個歷史配角、小丑化的鰲拜。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這本《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統治》，作者安熙龍是美國學者，1942 年生，1969 年在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任教於康涅狄格州三一學院，1975 年加入美國亞洲協會，1981 年至1992 年擔任協會主席。1990 年代先後於哥倫比亞大學及威廉姆斯學院執教。
他早年師從著名的漢學家史景遷，研習清史，後致力於促進中美文化交流，關注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除本書外，他還有論著涉及當代中美關係，並創作了兩部中國題材的歷史小說《硃砂》與《明》。
書影
《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統治》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寫成，是以英文寫就的第一部、也是海內外清史學界迄今唯一的一部全面研究鰲拜輔政時期的專著。如果你想對鰲拜執政時期的中國社會有一個更真實、更全面的瞭解，就請先把韋小寶放到一邊，聽聽嚴肅學者是怎樣解讀鰲拜的吧！
一、鰲拜等四臣輔政，是一場小型宮廷政變
在皇權時代，皇帝駕崩、君權傳承之際，總會有很多秘密，永遠不能為人所知；但也總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讓人猜想。比如說順治之死，以及他的遺詔問題。
安熙龍指出，1661年2月最初幾天發生的事情，在中國歷史學家中一直存有爭議。最根本的問題是，順治帝是否真的在2月5日駕崩，他是否退隱佛寺並在那裡度過餘生。
一直以來，總有一些人不斷地寫出富於想象力的故事，如認為順治帝並沒有死去，而只是退位隱居寺院，康熙帝和太皇太后曾秘密造訪五臺山上那個奇怪的和尚。甚至有些學者對此也模稜兩可，如現代著名清史學者蕭一山，雖不完全贊成退位說，但認為退位說和病逝說兩種都有可能。
順治帝
安熙龍認為，如果沒有更確切和嚴肅的證據，最好還是相信史料記載，確認順治皇帝於1661年的2月5日去世。這一點和另一位清史專家孟森先生一致。孟森對這一問題做了大量研究，結論是順治帝確於2月初死於天花，他是根據皇帝近侍、學士王熙以及和尚性聰的兩本年譜得出結論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順治遺詔是否真實。順治帝死後不久，遺詔向滿漢大臣公佈：由年僅七歲的年幼皇子玄燁繼位，年號為“康熙”；皇帝幼衝，由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位滿洲輔政大臣處理國家事務。
此外，在遺詔中順治帝切責自己的種種過失，包括奢靡享樂、信賴貪汙的宦寺和官員、未能倚重滿洲將領、不聽從母親也就是孝莊太后的教誨，等等。
在當時就有許多漢族官員猜測，順治遺詔中的許多內容是太皇太后和後來的四位輔臣偽造的。
安熙龍認為，順治帝確實留有的遺詔；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份遺詔在公之於眾前被改寫、擴充過。他認真考察了相關史料，指出順治帝在遺詔中切責自己的種種過失等部分是真實的，但任命四位輔政大臣，則是孝莊太后和那幾位權臣的手筆了。
給順治遺詔加入許多“私貨”，是因為太皇太后和新任輔政大臣認為，順治帝不聽從他們的意見，親近漢官，被漢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需要更弦改轍。因此，遺詔中的許多內容，預示了後來所謂“鰲拜輔政時期”，滿清統治中國的政策與行政風格。
這一點，在王戎笙先生主編的《清代全史》中也得到支持。順治帝感染天花病毒，正月初二發病，發病當天還曾去憫忠寺觀吳良輔祝髮，初七日子夜便遽然去世，病期只有五天。病情惡化急劇，病榻上的順治帝根本不可能有邏輯嚴密的思維活動，更不可能清醒地回顧親政十年來的得失。
所以遺詔內容是否出自順治本意，是大可懷疑的。特別是“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及“委任漢官”，“以致滿臣無心任事”兩款，酷似滿洲守舊大臣的口吻。
可見，四輔臣輔政，實際上是一場小型的改革或者宮廷政變。順治帝親政以後，為解決當時的治理難題，漸習漢俗，委任漢官，任用很多原來明朝的降官，也把明朝弊政、明末黨爭帶進了清初官場。總體來說，是利多弊少，有利於滿清政權的。
但這樣也引起一批元老重臣的不滿。於是，藉著帝位傳承之際，他們與孝莊太后聯手發動了改革。承擔恢復純粹的滿清統治使命的，就是鰲拜等四輔臣。
孝莊太后
二、鰲拜等人輔政，背後是“漢化”和“滿洲統治”兩種治理取向的衝突
《馬上治天下》一書，以漢化與滿洲統治的衝突為理論框架，考察鰲拜輔政期間的社會治理。
所謂漢化，就是統治集團要以漢人制度、漢族官員和漢人意識形態進行治理。與此相反，就是滿洲統治，是指以滿洲制度、滿洲官員和滿洲意識形態進行治理。
漢化的理論基礎是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觀。這種傳統觀念以漢人為中心，其理想化、精簡化的表達形式是：皇帝，即天子，統治著整個已知世界（即“天下”)；中國並不是現代語意上的國家，而是世界軸心或中央之國(即“中國”)，其政治、文化影響遍及四方；周邊的非漢民族及國家，應該通過定期向帝都派遣使團、向中國的領袖叩拜、告知皇帝其部落或國家發展情況的方式，表達對帝國的服從與敬意。
但歷史事實卻是，從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朝開始，至十七世紀滿清入關，非漢民族對部分或全部中國的統治，差不多佔據了半部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尤其是在中國最近一千年的歷史中，先後有契丹遼朝(947一1125)、女真金朝(1115一1234)、蒙古元朝(1271一1368）和滿洲清朝(1644一1911)統治部分或全部中國，時間更是遠遠超過二分之一。
這種情況下，如何解釋少數民族政權的合法性？答案在漢化理論中找得到。
傳統的中國文人認為，邊疆政策的缺陷使得蠻夷軍隊傾覆了漢人王朝，但蠻夷統治中國的能力取決於其對漢人政治結構及其儒家意識形態基礎的採納。中國古話道：“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如果蠻夷能夠採用儒家思想來治理，則可以承認其政權的合法性，知識分子也可以與之合作。正如韓愈所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遼、金兩朝都採取了漢化統治，得到漢族知識分子的合作，統治相對鞏固。元朝人拒不漢化，堅持“馬上治天下”，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銳，不到一百年就被趕出中原。
清軍入關後，面臨著僅有幾十萬人口的滿族，如何統治1.5億漢人的難題。在皇太極和多爾袞輔政時期，都大量採用明朝的行政結構並任用了許多明朝官員，在一定程度上採取了漢化的政策。順治親政後，繼續採用漢化政策，引起“從龍入關”老臣們的不滿與擔憂。
到17世紀60年代，四輔臣就像滿洲征服精英上層中的大多數人一樣，因為年齡已經很大了（確切年齡不得而知，極可能近六十或六十多歲），正經歷著人世代謝的焦慮。他們看到，新一代的滿洲人正在崛起，這些人對漢人的語言、文化和政治傳統更熟悉，而軍事訓練和經歷只是作為補充。
保守老臣認為，這是順治帝推行漢化政策造成的惡果，最好的治療方式是採用滿洲專制的“猛藥”去矯正。四輔臣時期的政策，體現了清初滿洲統治的極端形式，可以說是“滿洲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這一點，是絕大多數戲說者所關注不到的。
康熙帝
社會潮流、歷史趨勢是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康熙皇帝發現，如果扮演好一個儒家明君，完全可以從征服的馬背上下來，穩穩坐在漢人的皇位上。因此，他繼承並進一步推動順治的漢化政策，從而穩固了滿清的統治。
三、鰲拜本有機會成為政治家，但被權力衝昏頭腦，最終成為小丑
四輔臣並非鐵板一塊，其執政也非一成不變。前五年，四位滿洲大臣集體統治，發佈諭旨，做出決策，還能維持面上的和氣。1666年之後，本來居於四輔臣之末的鰲拜，開始大權獨攬，並削弱其他輔臣的影響力。
作為反應，從1667年開始，年輕的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和幾位滿洲謀臣的幫助下，逐漸親理朝政，節制野心勃勃的鰲拜。最終，康熙於1669年6月擒拿鰲拜，摧毀了鰲拜親屬及支持者集團。
關於擒拿鰲拜有很多說法。最為流行的是，康熙帝不敢直接頒佈抓捕鰲拜的上諭，於是先把十幾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放到宮中，讓他們天天玩摔跤。皇帝私下裡召見鰲拜，鰲拜入內後，被小夥子們一起抓住，在後宮直接處死。這種說法被金庸先生用到了《鹿鼎記》一書中，成為流傳最廣泛的說法。
智擒鰲拜
另一種說法是，康熙帝和幾名內侍在南書房等待著鰲拜到來。鰲拜進門後，內侍們將他抓住，將他的手扭到背後，並迫使他跪下。隨後，命令鰲拜端著茶碗暖手，但茶碗在沸水中煮過，很燙。鰲拜失手掉下茶碗時，內侍他撲倒在地。接著，康熙帝大聲喊道：“鰲拜強壯有力但大不敬！”並下令對其懲處。
第三種說法是，1669年新年，輔臣鰲拜穿著黃袍現身朝堂，僅有朝冠上仍用紅絨結而非東珠這一微小差別，康熙帝被激怒。隨後，康熙帝到太皇太后那裡問計，正巧看見一名宦官在擲骰子。“帝言此事時，手執骰，若有所禱告者。一擲恰為不同，太皇太后大喜日：勿憂。”在被捉的前七日，鰲拜佯稱得病，康熙帝親臨探視。鰲拜臥於床上，身上蓋著黑貂皮長袍。突然，康熙帝的一名侍衛將長袍拉向一側，發現內藏一柄短刀。康熙帝只是笑著說，鰲拜真是滿洲勇士，雖病臥床上仍佩兵刃，他會隨時護駕。此後不久，鰲拜被捕並賜令自盡。
其實正史記載是這樣的：康熙帝在經過數月的謹慎準備，確信自己的政治實力並公開列舉了自己的目標後，最終於1669年6月14日向鰲拜發難：
朕念鰲拜舊臣，遺詔有名，寵眷過深，望其改惡悔罪。今乃貪聚賄賂，奸黨日甚……種種惡跡，難以枚舉。
隨後康熙帝令親王傑書帶人抓捕並審問鰲拜。6月26日，傑書撰寫了一份長長的奏疏，列舉了鰲拜及其黨羽的罪行，建議將鰲拜集團的二十五名成員處以死刑，包括鰲拜本人、遏必隆、班布爾善、瑪爾賽。
康熙帝接到傑書的奏疏後，選擇了寬大，沒讓鰲拜受凌遲酷刑，但罷免其職務、籍沒所有家產並監禁。鰲拜如何死的，沒有史料記載，很有可能被幽禁至死。這是當然是他的眾多政敵不願看到的，人們更願意看到“惡有惡報”的精彩場景，因此想象、虛構了種種說法。
另外，儘管民間傳說醜化鰲拜，但鰲拜自有其過人之處，否則也不會名列四輔臣。1713年，康熙回想起鰲拜的輝煌軍事生涯，追贈他公爵，由鰲拜之孫達福承襲。雍正帝不僅恢復鰲拜的公爵爵位還賜名“超武”，並賜爵與達福。1731年，達福在與厄魯特蒙古激戰時陣亡，超武公的爵位由其家族承襲半世紀之久。直到1780年，乾隆帝引述鰲拜集團的罪行，才將這位前輔臣的世襲公爵降為男爵。
歷史是複雜的，權力更是弔詭的。歷史給了鰲拜八年時間。他大權在握，本可以大有作為，成為一代優秀的政治家。但在權力面前，他終究是昏了頭，看不清社會發展大勢，也忘記自己的身份，最終招致殺身之禍，淪為歷史的“小丑”。
閱讀更多 萬卷經典 的文章
